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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11)强迫发表是悲剧(二之二)

(2007-10-10 09: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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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探索

张五常

发表文章

分类: 五常谈学术
    写这篇文章,起于不久前与国内某名校的一位经济研究生倾谈,她提到该校的教师受到的publish or perish的规限,比我知道的美国与香港大有过之。一个副教授每年要发表四篇文章,要在被指定的「十大」学报发表。一般而言,这些文章要有数学方程式,也要有统计学的回归分析——这些不是校方的规定,而是学报选择的效应了。

我不反对经济学用数,但数学本身没有内容,思想本身要搞得很清晰,掌握了重点,才能考虑用不用方程式处理。有些思想,尤其是在概念那方面,用数不仅不容易,弄巧反拙的例子不少。好比重要的高斯定律,尝试用方程式表达的行家无数,但搞出来的似是而非,谬以千里。数学无疑可以协助理论的正确性,但我认为除了阿罗等三几个人,经济思想一开始就用数推理不会推出什么好东西。有阿罗层面的天赋高人我平生只遇到三个,其它用数思考的多多少少给我些不自量力的感受。同学们要知道,像阿罗那种数学高人,绝对不是数学识得多,而是无论你说什么,他们可以立刻用符号代替。这是很难遇上的天赋,如果没有就不应该用数学去想——要想好后才考虑用方程式证实。有好些人,可以不用方程式而想得够周全,逻辑够紧密。这些人想通了的,用不用数学再证实没有什么分别。我认为在经济学上,应不应该用数有三种人。第一种像阿罗,天生脑子满是符号。这种人绝无仅有,用数思考理所当然。第二种比较多,天生脑子逻辑紧密,想得通,很少错,想通后用方程式表达只是为了粉饰一下,算是多此一举了。最后一种最多:这些人的思想逻辑不能来去纵横,往往沙石无数,多用数是有帮助的。

其实经济学还有第四种人,也罕有。这些人既不懂数,逻辑推理也乏善足陈,但在话题的重要性上他们的感受特别好,懂得审时度势,知道广泛兴趣的所在,借题发挥而得享大名。历史上十九世纪的马尔萨斯是一个,近代的熊彼得是一个,舒尔兹是一个,还健在的诺斯也是一个。

转说几句统计学的回归分析吧。虽然在发表的文章上没有用上,但作顾问工作时我用过很多,知道其中玄机。这种分析可能做得很聪明,缺点是不可靠。有了深思熟虑的验证思考,数据来源清楚明确,用回归分析处理是锦上添花。问题是今天作回归统计的,一般没有想好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假说,对数据的出处没有查根问底,只是把一堆一堆的数字放进计算机,由回归软件处理,把数据调来调去是举指之劳,得出来的是什么就说自己的假说是什么。这些是自欺欺人的玩意,四十年前美国的博士生开始玩这一套,跟着愈来愈盛行,而今天在神州大地是司空惯见了。

说回归分析不可靠,因为无论把什么数据放进计算机,只要够多,这分析总会给你一个「验证」的结论。然而,把数据调来调去,或加进新的,这结论很容易被另一个分析推翻。四十年前芝加哥大学的高人就体会到这个问题,对计算机处理数字有「废物进去,废物出来」之说。一九七六年在一次聚会中遇到Dale Jorgenson,经济统计天下高人也(此君早应拿诺贝尔奖,可惜还没有),研讨中他直言回归分析的困难是不可靠。不是说这种分析不能用——懂得用,用得好是可取的工具——只是很容易自欺欺人。

说到底,学问之道主要还是想、想、想。为了兴趣这里推一推,那里敲一敲,然后望天打卦,希望灵感一到,在一个问题上看到一丝曙光,猛攻一阵,杀不出重围就要搁置,动不动要等十年八载。真的有启发性的话,一个学者整生说得出三几句就很了不起。我认为这些话是不能从强迫发表的环境中想出来的。

让我再次提及自己那篇关于座位票价的文章。不是重要的,但因为够简单,示范容易。想出优质座位票价偏低是因为票房老板要优座先满,既非天才,也不伟大。有点想象力,有点新意,逼不出来,是好奇心驱使而得的。任何人都有机会想到这一点,但我要花两个晚上的苦思才能以理论逻辑证实,优位价格偏低而先满,票房老板的总收入会上升。除非天才绝顶,这证实要经过经济学的训练才能办到。跟着的验证工作主要靠跑街头,到电影院观察,这是我的专长了。最后是试把上述的假说一般化,希望能伸展到其它现象去。后者我做了,但推得不够尽,后来行内有人以之推出「效率工资」理论,拿得诺贝尔奖。虽然我不同意「效率工资」的分析,但不能否认有新意。

昔日王羲之写《兰亭集序》,是即兴的应酬——写得那么天衣无缝,应该先有腹稿吧。王勃写《滕皇阁序》,据说是因为风好船快,及时赶到,抢了阁主人的女婿的镜头。李白写《与韩荆州书》,是求职信,怀才不遇溢于言表,高傲得不可能被雇用,但文气横扫千古。李华写《吊古战场文》,自知执到宝,要把文章收藏起来,静静地给一位懂文章的前辈看。苏东坡写《赤壁赋》,数世纪一见,但不敢示人,多晚在后园朗诵,害得邻居的老妇听得多了,背得出来。孙髯翁写一百八十字的长联,好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此公拒绝科举试,潦倒落魄,只是在昆明大观楼的首次聚会时,跑出来写下此联,跟着失踪了。

以上的作品,没有一件是强迫发表之作,也没有一件我有本领写出来。我欣赏,我拜服,也认为学问的发展,精彩的,我们要仿效这些前辈,靠兴趣,讲气氛,凭灵感,有所际遇,然后排山倒海地不吐不快。

当年史密斯写《国富论》,因为不愁米饭,写了十二年。跟着的二百三十一年,经济学没有一件作品比得上《国富论》。达尔文是富家子,平生没有「工作」过,对当时生物学实验的知识很外行,但为了兴趣,自我创作,他对生物学的贡献点止伟大咁简单?牛顿是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了他的三大定律。和尚孟德尔在教堂后园种豆,想出他的遗传规律,死后数十年才被后人发现,其重要性今天不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他到美国名校之前想出来的。这些作品,何强迫之有哉?

中国人多,于是脑子多。不敢说中国人的脑子怎样了不起,但国际上智商高的孩子,据说大部分是炎黄子孙。目今改革有成,举世都学起中文来了。我们的学术发展又怎样呢?从我熟知的经济学看,远远地落后于经济发展是没有疑问的。问题是推广教育的人要知道,文章不是以多为上,而经济学文章加上方程式与数字统计的框框,创新的观点不容易发挥。这些不是中国的发明,是从西方三十多年来的不幸发展搬过来的。不能说不应该引进西方,但从经济学的发展看,引进西方六十年代的风格与品味远为可取是肯定的。

    这就是问题。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好,对外贸易有助,但制度是自己发明的。西方有不少上佳法门,值得仿效,但也有不对头的。没有作过严谨的考查,但直觉上我的感受是,中国老是选西方不对头的搬过来。

(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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