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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张五常专辑(4)

(2007-05-02 07:2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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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

人物周刊

分类: 五常演讲及采访

  按照他的说法,“我比别人错得少,是因为我思想很简单。”大约天才是这样的,在想法上专注而简单

 

  访张五常是与他的太太——苏老师约的。采访当天,天正蓝。远远看见他太太向我们招手,然后指了指前方——张五常在三四米开外,背过身去,一袭黑色风衣,白发蓬松,风掠过,白发也随着轻轻飘动。

  张五常是不寒暄的,握手,然后就是沉默。等到采访开始,才发现他讲的全是粤语,声音低沉,语速很快。而一旁的苏老师稳稳接住,几乎是同声传译,转成普通话,而且神情兼备:张五常说到愤怒时,她表情沉重;张五常说到欢快时,她也边翻译边笑出声来。苏老师是澳门人,在台湾长大,在台大毕业后赴美留学,几种语言都等于母语。据说,也只有她的翻译才能让张五常放心。

  说话的时候,张五常不太看着你,常常是望着一个方向,不停地说,像是出了神。大概他平日里也经常是这样。记者第二次采访他的时候,跟他走过一片闹市区,品牌店的叫卖声、CD店的音乐声,嘈杂不堪,空气中还飘散着炒板栗一类的香味,但这一切似乎都没有吸引张五常离开自己的内心。他还是低着头,一板一眼走路。

  按照他的说法,“我比别人错得少,是因为我思想很简单。”大约天才是这样的,在想法上专注而简单。

  但他也会突然盯着你,手上也做起动作来。比如,记者问他,80年代是不是你对中国最用心的时候,他马上激动起来,抬高声调,“现在我更用心”,顿了顿,望着你,表情认真。让你突然觉得:他其实很想和人交流,他其实渴望自己的想法被理解。

  但很多人恐怕是很难理解他的。他对福利制度、最低工资这样一些人们为之欢呼的制度是那么反对;当一部分人对市场化改革表示怀疑的时候,他对市场的推进是那么坚定;好像公平、正义等等词汇都没有纳入他的思考。他是典型的经济学家思维,只看结果的。如同他说,“习惯上,谁说农民苦,好像谁就更关心农民,所以大家争相说农民苦。”他也说,“有时候看起来是好心,但好心可以做坏事。”多么冷静,冷静得会让很多人受不了。

  有人批评他,说他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言,他却说根本不知道新自由主义是什么;记者问他关于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权贵资本主义?”让你觉得,大陆知识分子们常用的一套语汇在他那里完全不起作用——所以,干脆也懒得回应别人的各种批评。

  尽管他毫不讳言,“对中国的经济制度,跟踪了那么多年,可以不谦虚地说,我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知道得多”;尽管他对中国的解释被很多理论家认可;尽管他对中国的进程曾经有无比精准的推断;但毕竟他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海外,他对中国的判断是不是因此有些和民众的常识脱离?比如,他反对福利制度,是因为“西方的福利经济——例如最低工资、工会保护、劳工法例、综援政策、社会医疗等——搞得一团糟”,但问题是,目前中国的福利是太多还是太少?政府在承担公共责任方面是太多还是太少?

  公开反对福利制度,私底下自己却做慈善。他捐了两笔钱,一笔给美国大学,送中国的学生到美国最好的大学读书;另一笔捐给中国,比如捐给一些大学的学生。他说,他是知道底层辛苦的,但他更愿意拿现状和历史比,而不是与理想的境界比,因为已经比过去好太多了。

  似乎是出于对智力的骄傲,他喜欢说某个人是“很蠢的”,但也没有特别贬低的意思。他笑一些海外的经济学家,“很蠢的,我对中国很乐观的时候,他们悲观;当我感到担心的时候,他们又认为一片大好。他们搞数学的,他们不懂,不懂的。”

  “对于中国,我开始有些看不清了。”他说。一个71岁的老人,如此焦虑地讨论国家、讨论人民,让人有一种肃穆的感觉。

  他点评国内的经济学家,听他说起来,一些声名赫赫的经济学家好像都是小后生。他也说起老一辈的经济学家,比如杜润生,“他是好的,中国真的是有一些好的学者,他们是中国的希望。”当听说杜润生老来身体不好,他马上说,“他需要钱吗?我有。我真希望能帮助他。”

  张五常的兴趣广泛是众所周知的,乒乓球、摄影、书法、写文章,无一不通,但他说,现在不打乒乓球、不拍照了;有时候在路边看到别人下棋,还会帮人家下;日常生活之中,主要是写书法,然后做一点投资。“投资房地产,不买股票,股票要很用心的,我没有时间去看。”

  采访结束的时候,他围绕着咖啡厅的钢琴转了几圈,他的太太苏老师悄悄对记者说,“他很喜欢钢琴的。”

  “他兴趣这么多,跟他一起生活会很开心吧?”记者问苏老师。

  “和天才在一起都是累的,”苏老师笑起来,“要不然你试试。”

  话音刚落,张五常牵住她的手,一起走了出去。

 

 

  有人曾问他:为何你一直与诺贝尔奖无缘?张五常笑道:“我的11个朋友都得了诺贝尔奖,就剩下我一个了,可能我太厉害了吧!”典型的张式回答

 

  他的每根头发都像极了他的个性。一头白色卷发乱蓬蓬、零乱张狂,犹如蓬勃的脑力、旺盛的精力喷薄而出。

  他时常流露出一副洋洋得意的劲儿,狂声傲语、放荡不羁。惊人之语,往往可上报纸头条;所到之处,“常粉”如云。

  难怪,媒体爱这老头儿,媒体的女记者尤其喜欢他。以至于在被追捧得高的那几年,某报纸刊登出《香港明星张五常》的大标题。

  可以把他捧到天上,也可以拿着“自吹自擂、夸夸其谈”的砖头去砸他,但你还真奈何不了他。张五常有的是本钱。他是被公认的天才,新制度经济学家艾智仁和科斯的亲传弟子,多位诺贝尔奖大师引为知己,并公开宣称自己的成就是得益于他的思想。

  一个有本事的人“显摆”,那是个性,那叫自信。

 

  顽劣小儿阿常

 

  年过七旬的张五常,精力旺盛,脑子灵活,依然是千奇百怪、天马行空的思维方式,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个老顽童的真实年龄。

  今年71岁的张五常出生在香港,抗日战争时期曾随父母到广西避难。七十年弹指一挥间,到处讲学是常事,虽然主办方总是安排五星级的待遇,他依然浑身不舒服,老是想到逃难。

  大家庭人口,儿女11个,张五常排行第9。大人们在外为生计打拚,根本没时间管教到每个孩子。张五常记忆中,16岁之前,父子之间从未正正经经地说过几句话,从童年到青年,大部分时间,他都是个“自由”人。

  从小顽劣异常,小学被开除,中学没毕业。在内地逃难,张五常在佛山读中学时,破过三项纪录,其一,唯一从小学升初一,竟然从初一再降小六的人;其二,犯小过三次,大过五次;其三,是唯一被华英赶出校门的人。

  躲过学堂里老先生的法眼,在西湾河的太宁街上晃晃悠悠,街头巷尾结交三教九流、奇人异士,有下象棋的,有唱粤曲的,有打乒乓球的,有吟诗作对的。他兴致勃勃地跟容国团研究乒乓球,跟徐道光(代表香港)下象棋,跟舒巷城谈诗论词,也跟欧阳拔英学书法。

  回忆起这段日子,张五常总是乐不可支。“这些朋友使我能在多方面发展,脑子变得灵活了。”“我认为愉快的生活比任何事情都重要。能独自思想,有好奇心,有自信心——就算不识字,其求学根基似乎比中学考第一的强多了。”

  儿子的过人天分,直到张父去世前一年才察觉。一日,亲戚到家里来找张父,张五常随手写下一纸,说某人曾经到访。张父看后大为惊讶,确认是儿子的手笔之后,后来多次找到欧阳先生了解儿子的情况。接着,发现儿子竟然还是个围棋高手,常与高手过招……

  他逐渐意识到这个不务正业的儿子是个天才,感慨良久。“多年以来我不管你,见你在校成绩不好,就认为你没有希望。现在我对你的观点改变了。我认为你是可造之材,前途比我认识的所有青年还要好。你不读书,做生意也是好的。但你不要忘记,我对有学问的人五体投地!”

  殷殷几言,几乎改变了张五常的后半生。父亲去世后,他到家中的电镀行做过工。等到1959年有机会到加拿大读本科,他已是24岁的“老学生”,比同学平均大上个5岁,曾经逃过难,捱过饥抵过饿,还做过生意,对真实世界的认识,自然高出那些只是从校门到校门的人许多。这也影响他走上了实证研究的路子。

  凭着过人的直觉和创见,他是洛杉矶加州大学最后一个不用选修微积分而拿到经济学博士的人。从进大学到成为正教授,仅仅花了9年时间。

  1966年,当张五常拿着11页提纲,在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上汇报他的论文《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的土地改革》,立刻惊动了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系的所有教授。这篇论文推翻了200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在此问题上的传统认识,也奠定他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地位。在导师的安排和推荐下,张五常后来到芝加哥大学继续做研究。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因缘际会,张五常赶上了芝加哥大学历史上最黄金的岁月。“芝加哥学派”正如日中天。从1967到1969的三年间,张五常在芝大的校园里,和执世界经济学牛耳的大师们同游,形成亦师亦友的关系;而且,他也经历了新领域奠基时期,不但参与其中,而且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过把瘾”来搞学术

 

  这么多年来,张五常离诺贝尔奖总是咫尺天涯。科斯称张五常是最为了解他的思想真谛的人;他与现代产权大师诺斯、巴泽尔共事多年;他与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往甚笃。其中多位公开宣布或者承认,自己的经济学思想曾得益于这位叫斯蒂芬的中国人。1991年,作为唯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却被邀请的经济学者,张五常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

  有人曾直言不讳地问他:为何你张五常一直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缘?张五常笑道:“我的11个朋友都得了诺贝尔奖,就剩下我一个了,可能我太厉害了吧!”典型的张式回答。

  事实上,他在西雅图教书时,与巴泽尔和诺斯有个研讨小组,但他从不参加少有的一次,只听了一半,就站起来说,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浪费时间,听这种没有一点意思的讲演?说完转身离开。

  他兴致勃勃地看着这个世界,如同在当年的西河湾街头游荡,乐趣无穷。

  在华盛顿任教时,张五常家的房子在海边,他就近观鳟鱼溯流而上、产卵、再回到海中的生命周期,并且思索渔民如何处理以大海为家的鳟鱼,由此想到所有权的归属问题;跑到苹果园养蜜蜂,写出《蜜蜂的寓言》;十多年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像个疯子一样”,卖橘子、卖珠宝,研究市场交易中的现象,逛出了《经济解释》。

  1983年的一个晚上,当他写完《企业合约的本质》一文,虽尚未成稿,但已知是传世之作,一百年后还会有人阅读。

  但是,他也太不懂得“谦虚”二字了。反感他的人,不得不承认他在经济学理论上的造诣和天赋,却看不惯他身上的狷狂之气。一些老派学者尤其担心,他宣扬的随心所欲、不合常规学术训练的成长路经,会带坏了后生晚辈们。

  对于“狂妄自大”的指责,张五常在《上帝之子》一文中借莫扎特之名言给以反驳:“漠视一个人的成就而批评他是骄傲的人,自己才真是骄傲了。”

  “别人都说我是天才。但是,你不知道,我写论文有多累。我想天才应该不会这么累的。我应该不是天才。”

 

  “经济学家就是被人利用的”

 

  1982年,张五常应香港大学的邀请,从美国回港任教。当时,他已是美国经济学界数一数二的华人经济学家。在契约理论、信息经济学和产权分析理论上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使得他回归港大任教成为当时香港学界、商界甚至政界的一件盛事。

  回到故地,张五常意气风发。对于一个对现实怀有浓厚兴趣的经济学家来说,没有比参与和影响一个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经济体变革进程更激动人心的事了!他本就不是一个埋头书斋的夫子。

  “狂士”确也算得上多才多艺,摄影、书法及艺术收藏方面皆有可观。仗着这点资本,他曾嘲笑老朋友弗里德曼只有学问的世界,没有艺术的世界。

  但更为人所知的是他见诸各报的散文,他的经济散文妙趣横生,即使是不懂经济学的人一样爱看。他爱搅和国内的热点问题,常常抛出惊人之语,譬如“号召打开秦始皇的陵墓”、譬如“中国现在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

  这是个骄傲的老头,为自己过人的智力优势得意洋洋,对于自己真能扮演的角色和分量,并非不清楚。其实,要是不明白,残酷的现实终究也会让他明白这一点。

  被人追捧得最高的时候,在内地到处巡回演讲,到处布道,台下学子无数;门前冷落时,蜗居在一水之隔的香港,在博客上和报章上继续着自己对国内外政策事务的观点和建议,万般滋味在心头。

  杨小凯生前曾中肯地评价他在性格上诸多的弱点,他说,“张最大的缺点,是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包括和政府的关系。”

  冷暖自知,聪明如张五常,焉能不知其中的道理?

  “我的名气是你们给的,不是我要的。”“我关心中国发展,这是事实。但我怎么能改进社会呢?你们不能把我看得那么高。其实,经济学者就是被人利用的,他要实行什么政策,就说张五常怎么讲、是支持。如果批评他有什么坏政策,就不理你了。”

  斯言,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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