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我在六三年至六九年之间认识佛利民一些往事，由于篇幅所限，只能简短地说了少许。我当时（跟认识他不深的朋友一样）对他的观感是：学富五车，思想快如闪电，辩论时措辞锋利，好像是杨志卖刀，杀人不见血似的。然而，在谈话中他除了学术之外什么也不说，缺少了一点人情味。

六八年我被聘请留在芝加哥大学再任教职，一登龙门，声价十倍，其它要聘请我的大学就多起来了。六九年初，芝大的经济主任夏保嘉（A.Harberger）告诉我，当时芝大的经济系实力之强，史无先例，希望我能留任。于今回顾，夏氏对芝大的评价是中肯的。但我少年时在香港西湾河的海旁长大，在加大念书时又与海为邻，对海有很深的怀恋，所以当六九年的春天三所在美国西岸的大学向我招手时，我去了一趟以前没有到过的西雅图，就选上那里的华盛顿大学。今天，好些朋友认为，我当年离开芝大，在学术生涯上是犯了大错。

六九年离开芝大后，我很少有机会见到佛利民。通信是有的——佛氏是个收信必回的人。偶尔在会议中见到他，通常只有机会匆匆说几句问好的话。只有两次能跟他多谈一点。一次是七九年大家到香港来开会议，我请他吃海鲜去。另外一次是八六年我到旧金山演讲，他夫妇坐在前排，事后他请我喝酒，畅谈中国经济改革的情况。

我与佛利民成为深交，始于一九八八年，那时他七十六岁了。这是我第一次与他谈话之后的二十五年。

八八年九月，我带佛利民夫妇游中国，从早到晚相聚两个星期。行程的主要节目，是拜会赵紫阳总书记。这段令我日后难忘的行程，使我曾经写过几篇文章。九三年的十月我又再带他夫妇游中国——行程包括成都、重庆、上海、北京——见到好几位中国领导人，最高的当然是江泽民总书记了。

自八八年中国之行起，佛老和我有很密切的联系。这后期的交往使我意识到，佛氏作为一个学者与佛氏作为一个朋友是两回事。

作为一个学者，他跟其它有道之士一样，针对问题来分析，但因为思想快得令人难以置信，而推理又显得那样层次井然，不免使人觉得他对不同意见者不留余地。是的，有些与佛老过招次数不够多的学者认为，在学术辩论上佛老不肯认错。这观点只是一种错觉。我从多次与他辩论的经验中体会到，佛老并非不会错，也非不肯认错，但因为他的思想速度实在快得离谱，认错也是同样的快，跟不上的辩论者就不容易知道他已经认了错而转到另一个角度去分析了。

作为一个朋友，佛利民对人的关怀之心使我有如下的感受：这个人的「脑」与「心」分得很清楚——脑作分析，快如闪电，冷若冰霜；心作关怀，佛口婆心，暖若火炉。是的，近几年来，他对我身体早已复原的微不足道之事问长问短，眼睛的白内障为什么还不去施手术，每天还抽多少根香烟等等，不厌其烦地问；我的太太、儿女的状况，都是他常常要说的话题；而彼此认识的朋友，他提起时永远是维护，永远是向好的那方面说。

不久前，美国的西方经济学会在旧金山举行年会。佛利民住在该市，而我是该会的副会长，就决定在那年会中为祝贺佛氏夫妇而举办一个晚宴。被邀请的学者及朋友共五十六人。受邀请者皆到，这可见朋友们都像我那样，对佛老是衷心尊敬的。

餐后，我照惯例站起来说十分钟关于佛利民的话。既然在座的学者都直接或间接地是佛老的学生，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是不用介绍了。我于是说了一些个人和佛老结交过程中的有趣逸事，让听众一笑。

到最后，我严肃起来，把好些日子以来觉得不吐不快的心里话说出来。我说：「我今年六十岁了。回顾平生，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像米尔顿（佛氏）那样言行一致的人，而且一辈子都是那样。他从来没有说过半句与自己的信念相反的话。这样的行径，一般人本来不难办到，但他们可没有那样做。大名鼎鼎的人物要那样做就远为困难了。我自己当然没有米尔顿的大名，但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与香港的九七问题，小名我是有的。好些时候，我觉得若说几句言不由衷的话，或故意说得不清不楚，对自己会有利益——甚至可能有金钱上的利益。每当我感到自己快要成为弱者时，我就想到米尔顿。于是让脑子清醒一下，对自己说：米尔顿不会做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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