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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06.15)赫舒拉发

(1990-06-15 18:56:51)
分类: 五常谈学术

(一)

上文谈到老师艾智仁。这里转谈另一位老师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赫氏也是我的老师,他教我的时间比艾智仁还要多一点。我和赫氏的师生关系,虽然行内很多人知道,但不及我和艾智仁的关系来得那样「众所周知」。这很可能是因为:赫氏的文章,通常都用上很多数学方程式,而我却少用。在文体上艾氏和我的远为相近。

当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时,赫舒拉发到那里演说,有几位同事后来问我:「你是赫氏的入室弟子,但在数学的引用上怎会有那样大的差别呢?」是的,师徒之间的风格,通常都大有相同之处,但赫氏和我所用的「招数」却截然不同。很多人以为我是高斯(R.H.Coase)的学生。其实我从来没有上过高斯的课;在芝加哥大学时他和我算是同事。我的文体与高斯的很相近,而且学术上的兴趣也相同,所以外间的人就以为有师生关系了。这个误会我从来不加以纠正,因为对我来说,这误会是把我抬举了。

有一次,一位经济学者朋友问史德拉,数学的引用对经济学的重要性如何。史氏回答说:「这是个愚蠢的问题。近代经济学者中不用数学的只有三个——高斯、艾智仁、张五常。」这是过于夸张的说法了。史氏本人懂得数学,但用得不多,而他的老师奈特(F.H.Knight),是完全不用数学的。艾智仁也懂数学,但用得很少。我曾经懂得用的,但博士论文后越来越少用,早已忘记了。高斯从来不用——似乎不懂数学——但他既然深不可测,数学于他何足道哉?

赫舒拉发喜欢用数学。他认为数学可以使我们比较容易地知道什么答案才是对的。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方程式证明是对的,只是公式上的对,内容上却可能是错的。对的内容,被数学加以引证,相辅相成,是锦上添花,但内容的本质是否可取,却与数学无关。数学是没有内容的。另一方面,无论方程式如何工整,如何可观,内容还是要由作者加以补充,要经过逻辑的思维与推理。我又认为,任何以数学证明的理论,也可以不用数学而把它推断出来的。当然,思想推理有高手与低手之分。高手推理,层次井然,用不用数学都没有关系。低手呢,推理时错的成分多于对的,以数学加以协助就大有用场了。

我与赫氏在数学上的观点不同,可不是说我对他的学问不衷心佩服。他是个大名家,是近二十多年来大行其道的财务投资学的开山鼻祖。但我认为,倘若他较少地重视数学,多点重视概念与内容的创新,他的成就会更上一层楼。他才智过人,学问大有成就,但熟悉他的人总觉得,他何止如此而已?

赫舒拉发确实是我的老师。虽然文体及分析的风格大不相同,但事实上他对我的影响很大。跟艾智仁一样,我没有选修过他的课,却旁听了他六个学期。跟艾氏大异其趣的是:赫氏授课时,旁听生是大可发问或回应的。我在他课堂上的发问与回应比任何其它学生多出好几倍。不到一年之后,他的讲课差不多变为他和我两个人的对话。有时我稍为迟到,他就等我出现后才开始讲。这使很多同学羡慕,但因为我与赫氏的对话别开生面,过瘾刺激,同学们也就乐得做旁观者,共享上课之乐。

旁听了赫氏两年后,一天下午,在他的办公室里闲谈之际,他突然问道:「你重复又重复地听我的课,难道我所知道的经济理论你还没有学完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理论我早已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可不是要学你的经济学,而是要学你的思考方法。」他点点头,显得很高兴。

是的,我的文体与赫氏的大为不同,而经济学上的观点也有大异之处,不过,我思考的方法,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从他那里学来的。赫氏在脑中怎样想,口中就怎样说;而同时他又很高兴学生能跟着他的思路去想,提出问题,作出反应。从来不固执己见,客观地聆听他人的观点,如果觉得对方稍有新意,他就大加赞赏。这是大宗师的风范了。他不仅博学多才,思想敏捷,而且对学生来说,更重要的是,他的思考方法容易学。


(二)

我旁听赫舒拉发的课,始于一九六二年的秋天。那时我已取得硕士学位,也跟另外一位教授选修过高级价格理论了。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灵魂,有决定性的作用——单以这项理论在操纵上所达到的程度如何,就可以衡量懂不懂经济;所以凡有高手讲解价格理论,我必定不会放过。我是慕名而旁听赫氏的。他当时以一篇关于利息与投资的文章崭露头角,而他别的文章我也耳熟能详。但在旁听他的课以前,赫氏并不认识我。

第一课,他跑进课室时,手里拿着佛利民刚出版的《价格理论》。那是一本由佛氏的讲义编写而成的书。前些日子,这讲义的另一个「版本」,是佛氏的学生以笔记的形式印出,在不合法的灰色市场上出售,我和其它一些同学已「偷偷」地读过好几遍。到了六二年夏天,这个有名的笔记讲义由佛利民亲自整理、修订,正式出版。秋季学期一开始,我们每个研究生都买了一本。因此,当赫舒拉发拿着佛氏的《价格理论》进来,准备替我们介绍该书时,只见每人手中已有一本,大家都笑起来了。

刚买来的书,大家都在翻阅,赫氏也好奇地在翻阅着,课堂上有十多分钟谁也不说话,只听见一阵阵翻书的声音。赫氏说话了:「你们都知道佛利民发表过《马歇尔的需求曲线》,他这本新书的第二章是分析那曲线下的消费者盈余的,就让我们从那里开始吧。」我一看书上的有关图表,就忍不住冲口而出:「但佛利民的分析是错了的!」我跟着指出书中在同一错误上的几个有关的地方,简略地一说,赫氏立刻同意,而在座有几位同学也明白。后来其中一位写信给佛利民,佛氏认错,在后来的版本中作了修改。

在这件小事上我们可以体会到三点。第一,美国研究院的学习气氛的确好。不仅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容易,就是大宗师与籍籍无名之辈也大可「点到即止」地过瘾一下。第二,学生指出老师或书本上的错处,老师不恼反喜,大加赞赏。赫舒拉发见我指出佛利民的错处,就问及我的名字——他在「选修」的学生名单内找不到,便再问清楚「张」字的英文写法,用笔记下来了。第三,同学中有高手,大快事也。我们互相尊重,互相批评,互相公开自己所知,从来不管谁对谁错,一心只为追求真理。

在洛杉矶加大研究院求学那段日子,是我平生最快乐的了。可是,正当我乐极忘形的时候,却有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使我认为是奇耻大辱。按照那时加大经济系的规定,每个学生获硕士衔后,都要考一个口试,用以决定该学生应否继续攻读博士。这个口试很公式化,六、七年来没有一个被考的人不及格。我读硕士时选修了八科,每科名列前茅,在积分上是一个纪录的拥有者,但这个微不足道的口试,我竟然不及格,也破了「纪录」,使举系哗然!

无巧不成书,该口试是在我旁听了赫氏三个星期之后举行,考官三个,而赫氏是主考者。他们一开始就提出高级理论上的问题,我对答如流。过了半小时,赫氏翻阅放在他面前的关于我的「档案」,说:「你成绩那么好,高级的理论,你显然是个专家,我们不用多花时间了,还是让我们转到一些初级的基本问题去吧。」他于是问:「众所周知,在市场竞争下,大家无利可图,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竞争呢?」一时间我不知所措,拿不准问题的重心,每个答案都给考官手起刀落,于是越答越差,最后无以为对。结果是不及格。

该试不及格是不能攻读博士的。好不容易过了一夜,经济系的女秘书清早给我电话,说希望我补考该口试。但我知道那个试是没有补考这回事的,所以一口拒绝了。到了下午,校方的另一位教授找我谈话,说我的「不及格」其实是还没有「考清楚」,是作不得准的。我感到尴尬,不答应补考。跟着几位老师都劝我再考一次。

我后来决定补考,是因为几天后一位同学向我转告了一件事。是周末的晚上,经济系举行师生酒会,我由于心情不好而没有参加。一位同学的太太,在酒会上问赫舒拉发最好的学生是谁。赫氏的回应是: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好学生聚在一起,但其中一位中国学生还是显得突出。从上述的同学那里听到主考的、判我不及格的赫氏竟然那样说,我于是改变主意:要求校方给我两个月的时间作补考的准备。

在那两个月中我重温初级经济理论,日夕不断地对最基本的概念钻研。后来补考轻易地过关。更重要的是,从此之后作任何经济分析,我都是从最基本的角度入手,半点较为花巧或高深的理论也不用。

从高处跌下来的心情并不好过,但后学的人应该从我的经验中知道,跌倒后站起来时要顾及的,是基础上的问题。基础不稳而向上爬,是操之过急,危险之极也。我因为该口试不及格而因祸得福。不过令我引以为憾的是,据说因为我的缘故,该口试后来被取消了。


(三)

一位博学多才的老师,思想快如闪电,但在教书时,自己知的就说知,不知就说不知,而他每说了一段话,就有意或无意地停下来,希望学生提出新的观点,也希望学生证明他是错了。当他认为学生所说的愚不可及,就忙顾左右而言他,听到较为可取的,就大加赞赏。这样的上课气氛,会使最愚蠢的学生变为天才。是的,在赫舒拉发的课堂上,我是个天才。

我在中、小学时考试成绩不好。虽然那时有几位老师很看得起我,但成绩难以示人,心中不免戚戚然。进了大学,我的成绩很不错,但这只是读书考试的雕虫小技,自己究竟有什么本领可以在学术上谋生,不得而知也。我是在硕士之后才听赫氏之课的,不过我可以说,他是我第一个真正的开蒙老师。旁听了他不及一年,我就意识到,既然能跟他「平起平坐」,那么将来要作教授是没有问题的。天下间这样的老师到哪里去找寻?

一些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赫氏对学生的发问,通常立刻回应:「这问题不重要」,或「这是个好问题。」过不了多久,任何同学提出一个问题时,我就预先知道赫氏会怎样回应。这是因为我意识到,凡是得到答案而没有新意的,或不可能有另一个答案的,赫氏都认为「问题不重要」。我后来被同学们认为是发问高手,因为我在几个星期内就学会了赫氏的法门。任何问题,我必先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入手,直至自己能找出一个有新意的、可以有不同答案的角度才发问。

又例如赫氏本人提出的问题,不管他自己有没有答案,他总是把问题的重点所在,说得一清二楚。这样一来,学生就被他带着去想,再愚蠢的也总有些话可说。至于往往能够一答即中的学生呢,就心知自己是可造之材。有时赫氏会说:「我有一个问题,想了很久也没有答案,希望同学们能帮忙一下。」这样的不耻下问,我们做学生的,怎敢轻视他而不全神贯注地聆听?

在赫舒拉发的课堂上,我学会了怎样判断问题的重要,学会了怎样把问题的重点弄清楚,也学会了怎样从多方面「进攻」问题而获取答案。在他不断的鼓励下,这个学习过程进展得很快。起初他显然超我几级,但过了不久,自己就觉得可与他并驾齐驱,甚至大有抢先之概。我没有见过哪一位老师能像赫氏那样,被我间中「手起刀落」而仍表现得那样高兴的。他似乎对学生们说:我所知甚广,对任何经济学上的问题都有兴趣,但我知的不一定是对的,你们当中有本事的不妨教教我。

明师都一定有如下的特点:他们不坚持己见,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加上一分一毫的重量,对任何提议都一视同仁地作出反应、判断。艾智仁如是,高斯如是,史德拉如是,赫舒拉发也如是。但赫氏的过人之处,是对学生很有耐心,即使平庸之极的学生,若能提出稍有可取的观点,也就加以鼓励。他是行内的高手,令人尊敬,但在教书时他屈身下就,让学生们「骑」在他的背上。「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说的,而赫舒拉发真的是做到了。

赫氏思考的方法还有一个特点,值得一提。那就是,他所作的任何分析,必定用上一些例子。假若他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例子,他就会虚构地创造一个。比如有一次,要解释生产量增加,每件产品的平均成本可能会上升,真实的例子不容易找,他就举出如下的别开生面的例子来:「假若一只草蜢跳一次的高度是两呎,跳三次的高度加起来是六呎了。但假若一只草蜢的身体加大三倍,跳一次的高度却不会有六呎的。」在座的同学们都笑了起来。但大家都因而知道,要解释产量增加而每件产品的平均成本上升,可真不容易。教科书上的成本曲线岂不是全都错了?

赫氏有微笑的习惯,即使不高兴时他脸上看来也有笑容。那时,在美国的报章上有一著名漫画连环图,主角常笑,故名为 Smiling Jack。赫氏常笑,其名字为 Jack。于是,同学们给赫氏起了一个外号:Smiling Jack。一提起他这个外号,同学们都在欣喜中表现着一种尊敬之意。我认为在大学念书时是平生最愉快的日子,不是没有原因的。


(四)

师以徒名,徒以师名——在国际学术上是很普遍的事。「那是谁的学生?」或「他的老师是谁?」类似的话是常常听到的。大宗师不一定能出高徒。经济学巨匠如凯恩斯(J.M.Keynes)、费沙(I.Fisher)等的门下,就没有出过一个在学术上大有成就的弟子,更不用说青出于蓝了。已故的庄逊(H.Johnson)曾对我说,凯恩斯与费沙的思维超人几级,学生要跟也跟不上,因为老师高不可攀,弟子也就变得平平无奇了。

庄逊的话有道理。不过,思想高不可攀之如佛利民,却桃李满门而出高徒,又怎样解释呢?佛氏的一位颇有成就的门生对我说:「佛利民不断地向我挑战,使我寝食不安地要胜他一次,久而久之,我就学到不少学问!」这个解释也有道理。

在本世纪经济学界内,教出最多优秀学生的是奈特(F.H.Knight)。他有四位学生获诺贝尔奖(佛利民、史德拉、布格南、森穆逊),很可能还有一两个会获得该奖的。奈特本人是如假包换的一代宗师。他自己不能获取诺贝尔奖(该奖在经济学成立颁发了七届他才逝世),被行内人认为是该奖的一个大污点。我有幸,在奈氏谢世前数年遇到了他,跟他谈过两次话,其时他虽已八十多岁,但我还能从那些简短的谈话中,体会到为什么他的学生那样厉害。奈氏个性突出,有无与伦比的感染力。他文章湛深难明,而授课也不清楚。但他有创见,表达时有千钧之力。这样的老师是世外高人,余生也晚,不能拜他为师,实在可惜。

一个关于奈特的故事,对香港墨守成规的教育应该有针对性的讽刺。一个多年前曾跟随奈特读博士的学生,年纪大了后,有一天到芝加哥大学去接他的儿子回家。儿子刚刚考过奈特所出的博士试卷。为父的一看,试题像二十多年前他考博士的一样。正感诧异之际,年已老迈的奈特在走廊上迎面而来。他连忙问道:「奈特教授呀,我儿子今天所考的博士试题,跟我二十多年前所考的相同,难道你的经济学没有进步吗?」奈特继续前行,喃喃自语道:「试题是一样,但答案却不同!」明师之见,确是不凡。

大宗师不一定教得出有成就的学生,桃李满门的大宗师,当然也是有的。奇怪的是,有些近乎不见经传之辈,也可能教出高手。中谚云:「冰成于水寒于水,青出于蓝胜于蓝。」高斯对他的老师——A.Plant——推崇备至,但我对Plant的著作却不敢恭维。高斯对我说,Plant使他知道自己什么也不懂,所以日以继夜不断地钻研学问,寻求答案。也有一些人——如艾智仁——怎样说也不知是谁能教出像他那样天马行空的思想。艾氏说他的启蒙老师是A.Wallace。但Wallace是统计学高手,不懂经济学,那又从何说起呢?我拜读过Wallace的统计学讲义,绝不湛深,但奇妙之处是,他把统计学的基础解释得通透绝伦,使人觉得初学的基础就足以应付任何有关统计的难题了。艾智仁像小孩子般的发问本领,显然是从Wallace那里学来的。

师以徒名,徒以师名,相得益彰,是我们从事学术的人引以为荣的传统。我自己教过几个算是很不错的学生,在学术上稍有成就,但不能说师以徒名。不得已而求其次,徒以师名,我倒可以这样说的。外人说我是艾智仁的学生,是赫舒拉发的学生,使我感到很骄傲。也有人说我是高斯的学生(其实不是),我感到高兴。佛利民对人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也不是),使我更感高兴了。事实上,我曾「偷听」佛利民的课(在芝加哥大学时我们是同事,同事听他的课不止我一人);也曾屡与高斯研讨问题,谈到投机兴奋处,我有时对他衷心直说:「你这个观点我非『借』用一下不可。」

学术的交流就是那样奇妙无穷。说是偷也好,是借也好,是影响也好,只要求知投入,存真诚之心,没有任何博学之士会「秘技」自珍而不肯倾囊相授的。学术的进步用不着青出于蓝,但却要千变万化,多采多姿。屡遇明师是我难得的际遇,而我感到骄傲的是,当我引用他们的思想,或推广发扬,或加上变化,或直指其误,他们都那样高兴,给我提供建议和鼓励。徒以师名,到头来,我的老师可能觉得有点师以徒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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