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听说他心脏病复发，动了第二次的手术后，我就想到美国去看看他。两年多前，我在旧金山作一次关于中国经改的演讲，赫然见到他精神奕奕地坐在面前，不禁喜出望外，几乎连讲辞也忘记了。后来在酒会上把酒言欢，谈话中他关心中国，我却关心他的健康。

今年初，知道他——佛利民——要在九月间到中国一行，也顺道要来香港，便急不及待地给他一个电话，问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他说：「我答应了人家要在上海讲一些话，此外其它一切，由你安排好了。」从那一天起，我就替他安排根本上难以照办的事宜：按照他本人的意思，尽量减少应酬，但到后来应酬还是减少不了。

记得八年前，他太太的哥哥戴维德对我的一个朋友说，假若我能亲自办一次中国之行，亲自介绍中国的情况，他也希望能参与此行。戴维德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首要人物，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怎会忘记他所说的呢？于是，三个月前，行程大致上安排好了，我打电话给戴维德，问他可否一起到中国去。回答说：「我老了（八十五岁），眼睛不行（近于失明），还能到什么地方去呢？但米尔顿（佛利民）老当益壮，智力不减当年，他到中国后，回来可以把见闻告诉我嘛。」佛利民已年高七十六，还是智力超凡，但比起二十多年前我所认识的他，不可同日而语。

我是在九月十一日赶到上海的。在希尔顿酒店放下行李后，找到佛利民的房间号码，接通了电话，他说：「史提芬，你马上到我房间来，替我安排一个女孩子的事。」我跑到他的房间去，萝丝（他的太太）赤脚相迎，他乡遇故知，人生乐事也。房内这时坐着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中国女孩子，年纪二十岁出头。佛利民说：「她要听我明天的演讲，但没有入场证，你有办法替她安排一下吗？」我打趣地答道：「占美（会议的主事人）给了我『安排』大权，你不用担心！」

我与那年青小姐交谈之下，知道她是厦门大学的学生，正在翻译佛利民的作品；她拿着仅有的一百多元人民币，勇气十足地只身从厦门搭火车到上海来。这样有上进心的青年，是中国的希望，我怎可以漠视呢？于是，在会议时我安排了她坐在第一行的正中座位，替她与佛利民一起拍了照，也坚持她接受我给她的回家旅费。后来，佛氏在复旦大学遇到不少同样在学问上求知若渴的青年，而我在社会科学院的两天讲话期间，所遇到的青年也是如此。难怪佛氏说，中国的青年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了。很不幸，其后在北京，他和我遇到两位从政的青年，老气横秋，毫无礼貌，说话没有分寸，不知天高地厚。佛氏和我于是有所感叹：同样是青年，只要一接近权势，受到「党」的垂青，就变得那样不成气候。

因为我要在社会科学院作十多小时的产权理论的讲述，在上海时我与佛利民见面较少。但从九月十五日早上到二十九日他离开香港前，我们畅谈的机会远超二十年前在芝加哥时——虽然那时他的办公室在我的隔邻。

从上海到南京的三天旅程，是由一位马小姐领路和招呼的。旅伴还有两位与我同来的香港朋友。苏州等地也派来了介绍地方情况的人。一行三部汽车中，我和佛利民及萝丝同车；讨论中国的经改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日夕不断。

离开上海的前夕，在汪前市长宴请的聚会中，我接到了北京朋友经香港转来的一个电话口讯，说他们希望佛利民在北京会见赵总书记时，能提交一份写好的建议书。虽然佛氏与我都知道书生之见无足轻重，但恐怕面谈时讲述得不够清楚，翻译也可能出错，就决定执笔了。此后一连数夜，佛氏在睡前起稿，日间在汽车上读给我听；我作了点反应，隔一天他又读出新稿的内容。本来是赏心乐事的旅游，也打算多看点路上的风光，但到后来还是被中国的经改问题占了他绝大部分的时间。

从上海乘汽车到苏州，约莫两小时。抵苏州近郊的昆山县后，我们跟那里的主事人谈乡镇企业的发展；吃罢午餐，参观当地的一间电子工厂和工人的俱乐部。佛氏很欣赏该县的成绩：在八年间居民的实质收入增加了两倍半，总收入中由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产品变为百分之九十是非农产品。他也很欣赏一些居民可以购买颇为不错的房子（大约三百多元人民币一平方英尺）。但对居民不能到银行贷款买房子，工厂的工人不容易解雇，以及厂长的选择和解雇的准则等等问题，则大有质疑之处了。

九月十五日下午到苏州，参观了有名的拙政园，与当地的执政者晚宴，研讨了一些问题。其中不敢苟同的是：在座有些干部坚持中国的报章报道不可能出错，而我们则认为先进如美国的报章，报道常有错漏，中国的又怎会万无一失？争论的起因，是一位干部认为资本家解雇工人可以随心所欲。他举出不久前在报章上看到的一个例子。某中外合资的酒店解雇一名工人，理由是，这工人上班时不穿制服，而制服呢，资方（酒店）既不供给而在市场上又是买不到的。我们认为这故事不可靠：外资的经理人就是再蠢，也不会硬性地规定酒店工人要穿着当时无法得到的制服。

晚宴后，苏州的市长到佛利民的酒店房间坐谈。我问了一个问题：从城市财政收益那方面看，你（苏州市长）认为市政府从企业承包合约中抽取利润的收入多，还是政府不管企业的行政，而以抽税的办法较好——即哪种办法，政府的收入较多？市长的回应，是抽税对政府有利。我于是对佛利民说，看来地方政府是不会反对乡镇企业的私产化的。

在苏州，我们也参观了个体户经营的成衣自由市场，阵容着实不错。佛氏很高兴，认为中国的进步是明显的，比苏联及东欧的发展好得多。但他和萝丝对中国的真正改观，还是后来到深圳一行之后的事。虽然他明白深圳的惊人进度有赖于北京当局对它的特别宽容，间接地输了一点血，也更靠香港的协助，不过，他还是认为：像深圳那样的经济奇迹，是大有瞄头的经改效果。我对他说：「温州、泉州、东莞、佛山等地区没有深圳的高楼大厦，基本建设也见不得人，但你会更欣赏那些地区的发展。」萝丝在旁听着，说：「我们开始明白你对中国的判断。」

从苏州到无锡很顺利，车行只不过个多小时。在途中谈中国，下车买点红菱，时间很快地过去了。无锡街道清洁，给人的印象很好。午餐之宴是佛利民与萝丝认为是这次中国大陆行程中最值得欣赏的。在那家位于闹市、名为「中国」的酒家里，宴客的人显然隆重其事，主人与酒家方面的招呼都体贴入微，礼貌周到，食桌上所用的大小器皿清洁而精致，菜色既悦目也可口。

在午宴中，我们还是谈及乡镇企业的事。无锡一带是中国工业的一个重点发展区，宴请我们的人是管辖承包工业的主事人。在这里，政府与工商业之间多设一个管辖机构，本应无可厚非，但我想，这个机构如果只可以分利润，不可以抽税，而税制不改的话，那么，在管辖上多了一个由于分利而非要多管一下不可的非私营机构，工业的前途就不能太乐观了。

午餐后游太湖，佛利民还是和我谈论中国的经济问题，忽略了太湖的景色。但他在说，我在看。太湖果真名不虚传，岛屿萦回，水天一色，气象万千，使我想起王勃的《滕王阁序》，也想起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友人简庆福在太湖所摄得的千帆并发的大场面作品，我会找一帧送给佛利民的。

从太湖返宾馆的途中，我们参观了无锡街上的一个自由市场——凡与「自由」二字有关的，佛氏都要看看。那里的成衣自由市场跟苏州的差不多，但当他看到个体户的摊子上挂着一张牌照时，就追问这牌照是怎样得来的。所得的答案是：牌照难求；申请要证明是失业呀，找不到工作呀，或搞人事关系，在台底下花一点钱等等，才能成事。后来在北京见到赵总书记时，也就提出了这个牌照的例子。

一位同行的朋友与佛利民相识了几天后，不觉有所感叹。他见佛氏平易近人，笑口常开，往哪里走都毫不介意，即使走在烂泥路上也若无其事，欣然而过的；而萝丝用中国模式的厕所，竟然面不改容！诸如此类，夫妇俩从来不作怨言，又怎能不赞叹呢？一位世界上如此知名的学者，德高望重，多国的元首也曾倒履相迎的，怎会这样平民化？招待我们的马小姐，知道在中国大陆，任何事前的安排都可能出错，一路提心吊胆，但见到佛利民夫妇对任何情况都谈笑自若，携着手东闯西闯，像好奇的小孩子般左问右问，也就由担心而变得心悦诚服，对他俩产生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尊敬。

我自己呢？对佛利民是感佩的。正如后来在北京最后一晚的答谢宴上我所说的：他不是中国人，没有欠中国什么；他早已名扬四海，对声名厌恶，不可能千山万水到中国来求名；他的时间一刻千金，曾出版过美国全年最畅销的非小说的书，所以也不可能到中国大陆来求利。那是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他对中国有一点真诚的关心。

从无锡到南京，我们是坐火车去的。因为马小姐要买软席的车票，别无选择，只好坐早晨七时零六分那班车去。后来知道宾馆那个时刻不会有早餐供应，她慌忙在动身的前夕买了几罐橙汁。而萝丝则认为日间买到的香蕉大有用场，大家也就处之泰然。

十七日六时起床，六时三十分离开宾馆。进了火车站后，送行的朋友走了；而一位同来的朋友要回到上海飞香港，也道别了。于是，在车站上的铁轨旁，我们这时只剩下五个人：佛利民夫妇，马小姐，我和另一位香港朋友。行李不少，没有人协助，但还得走好几百码的路。火车还没有来，我们不知道该向哪里走才是上车的地方。马小姐懂得无锡话，紧张地向人左打听右打听，而我和香港的朋友当然是尽量地拿着行李。佛利民夫妇也抢着帮忙。我想，他动过两次心脏手术，是不应该让他操劳的。但他坚持分工合作，双手提着行李，向马小姐所指的方向走去。

车轨两旁的建筑物破旧不堪，使我想起抗战期间逃难时的情景。那时晨光熹微，只见车轨旁的月台上，三三两两地站着一些候车的旅客。雾相当大，但太阳的光还是穿雾而过。我拿着行李急行也赶不上佛利民夫妇，偶尔听到马小姐在后面的指导声，在雾中淡淡的阳光下看到他夫妇的背影，那短短的身材彷佛变得越来越高了。一时间我想起少年时读过的那篇朱自清所写的好文章，不觉心酸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