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的晚上，佛利民在香港演艺学院的歌剧院作演说，听众一千七百人。本文是该晚介绍佛氏的中译讲词。

二十年前，芝加哥大学的助理教授都像生活在艾丽斯的世界中：他们要越跑越快才能站在原来的地方。作为其中之一人，我当时照例工作至深夜。

一天，已是凌晨，我带着疲倦之身躺在床上，无意间见到隔邻大厦的顶楼，有一个房间的灯光还在亮着。此后很多个深夜我也见到这孤寂的灯光。后来我知道那光是从佛利民的书房透出来的，就不明白为什么一个超级明星的教授，竟然会比一个籍籍无名的新入行的人还用功。

对了，在半个世纪中，这个人求知若渴，不获得答案誓不甘休；而一定是因为这种毫不松懈的精神与天才的结合，才造成了我们今天晚上要为之致敬的佛利民。

米尔顿·佛利民的维护私营企业与个人自由的形象，在我们之间，早已有口皆碑，而这个形象已传播到世界上偏僻的地方。我认为一个学院的教授能有这样惊人的感染力，主要的原因可不是他曾经写过大众化的文章，而是佛氏的学术著作有一种很特别的本质。

我没有资格评论佛利民在初出道时对统计学所作出过的贡献，但当我在一九六二年初读到他的《消费函数理论》时，仿如触电，惊觉到经济学是一门以事实验证的科学。这本书是理论与事实结合的神来之笔，追随着亨利·舒尔兹（H.Schultz）与欧文·费沙（I.Fisher）的伟大传统，而又创造了一个新的科学研究的高水平。如果稍为夸张一点的话，我们可以说，假若没有像这本在一九五七年发表的论文，经济学可能不会在一九六九年被选为足以颁发诺贝尔奖的科学。

一个人能例行公事地超越传统的智慧来开发新的辩论，应该是上苍特别赐与的才能吧。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一篇在一九五三年发表的关于《正面经济》的文章，触发了一个持续了十多年的方法论大辩论。到了今天，大学一年级经济学的第一课，教授们都爱讲述可以被推翻的假说的意义了。

一九四九年所发表的《马歇尔需求曲线》，原是一篇关于经济思想史的文章，但却启发了经济学者对一般均衡理论有较深入的认识，也带来了无数的关于榨取消费者盈余的价格行为的研究。

一些关于供应的课堂讲义，不仅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成本的概念，甚至使「追求利润」这个假设失却了意义。一九五三年发表的阐释浮动汇率的文章，间接地促成了二十年后布列顿森林制度的崩溃。

今天，工商管理学院对它们比较新的而又在市场大有价值的财务学感到很骄傲；但假若没有佛利民在一九四八年与沙维治（J.Savage）合著的《风险选择的功用分析》，这门财务学恐怕不会创立吧。一九六八年发表的《失业的自然率》，成为近十多年来「理性预期」理论的中流砥柱，造成了宏观经济学的勇敢新世界。当然，那一九五六年的币量理论的《另说》，是货币理论「反革命」的基本文献，而这个冲击，到下一个世纪还会有影响的。

佛利民自己曾经说过：一个理论的功用是不能以对或错来衡量的；理论只能以它解释现象的能力来衡量。同样，要是我们评论佛利民的观点是对还是错，或思想是否创新，那实在是贬低了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他的真正贡献是启发，是开导，是火花，是电击。他不征求我们的同意，却逼使我们一想再想那些一向被认为是老生常谈而不必费心的事。因此，佛利民的著作永远都要比他文字所能表达的意义大得多；凡是他接触过的题材，我们就要转到在不同的光下看。

我们或者可以说，马歇尔是一个较伟大的理论天才，或说李嘉图是一个更惊人的模型建造者，或说史密斯是一个较有深度的哲学家。但说到挑战与更改一个成见的本领，佛利民却是无出其右的。这一点，我认为是这个人的「斤两」所在。

对墨守成规的思想改变，有如斯巨力，就是街上的人也避不了他的感染。好几次，佛氏对我说，他对政府的经济政策半点影响力也没有。他是太客气了。从美国到英国到法国到纽西兰到日本到台湾——而现在又到了中国大陆——他的自由观点使钟鼓齐鸣。假若我们要说，本世纪开头的三分之二是马克思及凯恩斯的世界，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后来的三分之一是属于佛利民的。

让我将个人的赏心乐事与大家分享：近几年来我收到很多中国大陆的青年的信，都表明他们对佛利民的思想有所认识。假若这真的是显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那么在一九九七之后香港就没有那么可怕了。

如下的事情可能是人类命运的写照：毛泽东只需三个月就将中国所有的农村改为人民公社，但像佛利民那样才高八斗的经济学者，加上他无数学生与同事的协助，竟然需要三十年才能更改一个信念——而具这个信念仅是基于空泛之辞。

这个长久等待的代价，虽然庞大之极，但还是值得的。这是因为一个等了很久才冒出来的真理，有屹立不倒的能耐。这正如佛利民和他太太在《自由选择》的《前言》中所说：「假若一个人一夜之间被说服——或在十个『一小时』的晚上被说服——他不是真正被说服的。他可能在另一个晚上，被一个观点相反的人改变了。唯一能说服你的人是你自己。你空闲时必须将问题放在脑子里转来转去，考虑到很多论点，让它们慢慢地蒸煮，经过一段长时期之后，才将你要选择的确定下来。」

是的，我们相信佛利民，不是因为他要我们相信（他从来没有提出这个要求），也不是因为他不断地阐释（他确是这样做），而是因为时间与经验教训了我们，使我们觉得他的观点是对的。

我有好些中国朋友曾墨守成规地背诵马克思与毛泽东的格言。现在，这些朋友对佛利民的观点开始辩论了。中国的希望——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希望——是这样的辩论能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