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文化，一个人的思维，无可避免地会受到时代的影响。经济学术也如是。影响可早可迟，或先或后。广东俗语说：“执输行头，惨过败家。”在一个大时代的转变中，反应迟钝是执输行头，仿佛不知不觉，有一天会见笑天下。

从史密斯到马克思到凯恩斯到佛利民，经济学者对时代转变的反应快得很。然而，今天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时代转变，但经济学者的反应却迟钝得奇怪。可能因为太复杂，不容易入手分析。

我不迟钝，知道发生着的数千年一见。只是抽不出几个月的时间静坐苦思，为这个大时代转变想出一个有整体性的可以解释与推断的理论来。于是，我那天想一下，这天想一下，久不久动笔写一两千字，很零散的，分布在此前出版过的与这本结集之内。不是有系统的处理，也没有一个整体理论，但希望有一天，好奇的学者会把这些零散的观察综合起来。

话得说回来，就算有机会静坐数月苦思，我没有把握想出可以综合这个大时代的复杂演变的整体理论。一九八一年我准确地推断了中国会走的路。比起今天的形势，那算是个小时代的转变，理论上的处理容易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