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在这里发表过四篇关于中国的地区制度的文章，主要是解释为什么地区之间的竞争会是那样激烈，其它国家没有出现过。这激烈竞争起于九十年代——我称之为中国工业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中国经济持续急速上升那么久的主要原因。不要忘记，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有几年通缩，而考虑到同期的产品质量急升，大部分没有算进物价，这通缩其实很严重。任何宏观经济理论都说这样的通缩，经济增长会大幅缓慢下来，甚至倒退。但没有，当时的增长率还可保八，而把质量提升算进去，增长年率应在百分之十以上。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奇上加奇。我的解释，是地区竞争制度发挥功能。

读者对上述四篇文章反应好，但不少说不完全明白。萧满章也说只懂八成。萧老弟的经济学不简单。他差不多凡书必读，理解力强，跟侯夫子一样，懂得判断一个思想的重要性。他不完全明白，我要再分析一次了。转换一下角度吧。分析其实是浅的，但非常复杂，因为牵涉到好几方面的理念与论点，其中不少前人没有说过。可以这样说吧：要不是有关的几方面自己刚好作过类同的研究，我不会找到答案。

还是分点说，这次出发点不同。

（一）萧老弟与佛山李俊慧一致认为，高斯赞同我提出的农民竞争例子是他们开始明白中国制度的重点。那是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在温哥华的一个渔业经济研讨会上，一位后来获诺奖的朋友提出，公海渔业如果私产化，只能有一个业主，所以渔业产品之价会是垄断价。我当时立刻反驳，说如果世界上的所有农地都是我的，我一定要分租出去给无数农民使用，农民互相竞争，所以农产品之价是竞争市场之价，不是垄断价。高斯当时在旁，说我对，之后再说我对好几次。我当然对，但不是浅的对，否则高斯不会想了许久还旧「对」重提。对得深，因为有不少陷阱，读者要细心考虑，细心消化了。

（二）与上述的农民竞争性质有别，中国今天的地区竞争主要是招商抢客。外来的投资者他们待以上宾之礼，提供种种方便，在经费的局限下推出文化、娱乐、培训等服务，重视六通一平等基建，而又因为工人不足搞不起工业，土地不值钱，他们对外来的工人是友善的。协助厂家招工他们做得起劲。这些是地区激烈竞争的手法，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竞争出现了。

（三）北京当局是大地主，拥有国家的所有土地。两权分离。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使用权以承包方式判出去，其实是租出去，通过省、市、县等，早期称层层承包。时间我拿不准，但重要的地区竞争发展应该起自邓小平一九九二南下之后，其中一个重点是土地的使用权落在县的手上。

（四）县与县之间的土地划分得清楚，而没有土地的使用权等于没有经济权力。中央把经济权力下放得多，下放得快。今天，除了外交、军备、货币、县之外的公共设施等，其它经济权力基本是在县之手（外间批评中国不民主的言论，一般显示不识中国的制度）。中央与省上头提供土地使用的规限，有弹性，县对土地使用的决策有很大的周转空间。

（五）一个县可以看为一家商业机构，或公司，或企业，拿着土地做生意。有二千多个县，等于一个大地主把土地租给二千多个农户（不要忘记竞争性质有别），地区竞争是县与县之间，打生打死县是主角。

（六）虽然中国的增值税（指value added，不是capital gain）起自一九八四，修改算法是一九九四，我不能肯定什么时候变为今天的明确是地租。今天的工业增值税是地租。一个厂家到一个县买地，付一个价买土地的使用权五十年，可以看为一个固定租金。除此之外，工厂产出要付增值税，可以看为土地使用的「佃农」分成，有没有钱赚也要交出。一个固定租金（买地五十年）与一个分成租金（佃农制度也）是世界所有大商场采用的合约形式，中国的安排不谋而合。因为增值税是租，只要竞争广泛存在，收得愈多代表着土地使用愈有效率。这与大商场使用的看法是没有分别的。

（七）工业增值税抽百分之十七是全国划一的（解释过为什么要划一）。县留成其中百分之二十五，其余上缴。这等于县收产品增值的百分之四点二五。于是，一个县下面与厂家分成，上头与市、省、中央等分成。实际上，县把增值税的百分之七十五上缴，不管上头怎样分。上分成下分成，一律是佃农制。

（八）在竞争下，佃农分成可以达到最高边际土地使用的经济效率，是我当年推翻前人之见的一个要点。问题是分成率（税率）需要变动，因为县与县之间的情况不同。增值税（分成率）划一不变使我头痛了一年。后来恍然而悟，因为知道不同地区的工业地价可以从数十万一亩下降至负值。一个县投资九万一亩（收地加基建）有权免费送出去，再不够可与厂家分增值税。县不傻，可以从税收分成赚回来。这就是马歇尔注脚的再阐释与补充：如果地价或地主投资可以有足够的变动幅度，分成率可以不变而土地使用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率。

（九）任何人在中国投资设厂，原则上是与县合资做生意。买地合约是一张合资合约。因为是佃农制，与我四十年前研究过的佃农合约一样，作为「地主」县重视投资者落本多少，用途是什么，何时动工等。批评县「干预」市场的言论是胡说八道。

（十）除了长三角与珠三角等吉地，六通一平的工业用地，差不多所有其它地区在地价上都要亏蚀。另一方面，只要交通好，蚀地价，穷乡僻壤大部分可以从增值税的分成再分成赚回来。如果北京完全不约束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农地转作工业用地，从地价看，所有工业会集中于这两区，其它地区工业莫问。长远看，要鼓励整体发展，北京约束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农地转为工业用，难以厚非。

（十一）月是故乡明，民工荒这几年——尤其是珠三角——来得严重了。交通公路的迅速建造，加上地价的差距，是我推断中国工业发展的第三阶段会转到农村去的理由。这种大势推断我从来不错。

（十二）佃农分成是上连串下连串，但县与县之间不连。县的生存要靠招商有法，分成是愈搏命愈分得多；县的成就是企业成就，做得好有奖金；升官不论，企业工作有成不愁市场不招手。这些加起来是竞争激烈的原因。

（十三）土地转用途转得八八九九时，工业招商到了一个均衡点，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招商会平静下来。那大约是十五至二十年之后的事。到那时，竞争招商会转弱，但制度的本身是竞争性的，增值税制不变，竞争的重点会转向产品增值那边去。这样的竞争路向是提升科技水平。不是说今天中国的产品没有科技，而是科技的急速提升，会因为地区竞争产值提升而变得明显。这是中国工业发展的第四阶段，大约十年后开始吧。

说过了，这类大势推断，因为掌握了局限的转变，我从来不错。

（「中国未来」系列之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