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五常谈教育 |
记得在加州大学考博士笔试,考四科,最重要的一科当然是经济理论了。一科考三个小时,理论那一科题目五条,没有选择,要全答。一起考的有六、七位同学。进入了考室,大家有说有笑。监考的教授进来了,一手拿着试卷,另一手拿着一本小说。
派了试卷,我坐在那里读题目,读完一遍又一遍,读呀读,读了三十分钟,墨水笔还没有脱套,还不打算写什么。读清楚了题目,想好了,胸有成竹,我站起来,走到监考面前,轻声地问:「我要出外喝咖啡,回来才作答,可以吗?」他在看小说,连看也不看我一眼,轻声地回应:「当然啦。」我就喝咖啡去也,三十分钟后才回考室。还有两个小时,答了三题,只用了四十分钟。余下两题还有那么多的时间,很想再去喝咖啡,但不好意思再要求。
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考最重要的一个笔试的情况。监考的教授当然知道,考博士理论的准备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在考时要作弊根本不可能。要是考生准备不足,拿试卷回家作答,翻书参考也无补于事。请高人代笔是另一回事,所以不准拿试卷回家。但两年前儿子在美国考试,其中一科有了进步:考生可拿试卷回家作答。儿子回家后却去看电影,比我当年喝咖啡胜了一筹。
不久前太太买了一套《雍正皇朝》,很好看,其中描述考科举的过程,隆重其事,考生被监管如囚犯,而泄露题目的要被杀头。我想,不可能吧!中国的科举试是大做文章,你水平不够,让你先知题目又怎样了?殊不知我以为是拍摄影集的人的夸张,原来真有其事。
最近到昆明一行,到云南大学讲话,校长带我去看校园内的明代考举楼,据说是整国尚存的三间中保存得最好的。
朋友,你道科举是怎样考的?一间一间的小室排列在一起。每间大约 八十平方英尺。有床一张,桌、椅各一,马桶一个。一个考生被锁进这样的小室,考三日三夜,不准出来。
俱往矣,但小程度上旧习仍在。几年前在大陆访某大学,改试卷的老师要被关进楼中一个星期,卷改好后才能离开。这与美国的情况有天渊之别。香港的情况比较自由,但港大考试,考生的座位皆有编号,不能乱坐,监考的有好几个人,而考前主监者要宣读一大段文字,好像考生被判刑似的。
奇怪,我参与香港中七经济学会考出试题的工作,凡十八年,从来没有遇上试题外泄的事。(考试局本身曾经闯过祸,但与出试题的无关。)我说「奇怪」,是出中七试题的有好几个人。我那一组就有四个中学老师协助,而他(她)们的协助是重要的。试想吧,除我以外,中学老师是常常更换的。十八年换来换去,那么多的参与者,而试题没有外泄。这是一种文化,或一种习惯,大家互相尊重,知道职责所在,看得起自己。(试题若外泄,考后不难发现,要断定谁外泄是比较困难的。)我还要指出的,是我那一组人从来没有受到什么警告,也没有刻意地秘密从事。不言自明的工作规例,大家都知道,新参与其事的老师是用不提点的。
我为中国古时(清代也算是古了)考科举的近于无稽的约束这个怪现象想过好一阵,不想了。但最近昆明之行,到那有名的大观楼一走,读到楼内关于那天下第一长联的作者孙髯翁的简短生平事,知道孙才子因为进科举考场要被搜身,认为是奇耻大辱,不考,不仕,潦倒落拓以终。我于是又再想到科举试这个怪现象了。
科举试是搞什么鬼的?为什么要那样严峻?被考的要被关起来坐马桶,主考的可能被杀头?区区考试,怎会搞成这个样子的?前思后想,我想出如下几项因素,让读者考虑一下——我自己既不肯定,也没有什么高见。
(一)历史上,神州大地考试作弊成风,加上贪污的协助,考生大出其「术」,考官其「术」不正。这个解释显然有问题。第一,科举试考的是文字题,大做文章的那一种。这种考法不容易出术,就是预先知道试题也帮不到多少忙,更何况有三日三夜的时间作答。第二,昔日欧阳修考苏东坡,皆君子也,不可能是作弊的那种人。事实上,欧阳修见到苏子的答卷,误以为自己的门生,为了避嫌而把苏子降为第二。这是说,昔日参与科举试的人,可以有高尚的品格,作弊之说是夸张了。
(二)科举试中了个进士,姑勿论状元、探花,升官发小财差不多是惯例。这点比较有分量:牵涉到社会财富的分配,比较隆重其事地处理不难明白。问题是,说比较隆重,可不是说隆重到要被关起来坐马桶。今天的社会,考医生、律师、会计师等牌照也牵涉到财富的分配,但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些考试有近于昔日考科举的规限或约束。
(三)这点似乎最有分量,但也最难明白:在中国历史上,要做官或要走上仕途,除了考试似乎没有其它的重要准则。以今天的西方学术来比较一下吧。在西方学术上要有一席之位,或要找一份学术工作,考试成绩怎样了不起也帮不到多少忙。名校毕业帮一点,不太多。大教授的推荐信很有用处,但比不上一篇精彩的博士论文,而这二者通常帮助找第一份学术工作。之后要争取学术地位,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由发表的学术文章决定的。不论文章的多少,也不大重视文章发表的学报的名气——主要的是作者说过了些什么话,或提出了一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观点。
可以肯定的是,西方衡量学术不重视考试,是因为有很多其它的衡量准则被采用了。要是西方的衡量单凭考试,那么考试就会变得隆重其事,虽然不一定会隆重到要把考生关起来。
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除了科举试,其它的——通常是远为可靠的——衡量准则很少用,甚至完全不用。可能我对中国的文化历史知得不多,其它多种重要的准则被采用了我也不知道,但在直觉上少用其它准则是我的感受。
这里我还有一个疑问。今天我们在西方学术上写了一篇好文章,大喜之余奔走相告。然而,昔日苏学士写好了《前赤壁赋》,自己明知是神品,但恐怕开罪朝廷而不敢示人。要是因为朝廷的混帐而废除了文章发表的重要准则,那么大做文章的科举试究竟是考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