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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8.04)关于产权理论的演讲(深圳大鹏证券演讲)

(2001-08-04 09:41:01)
分类: 五常演讲及采访

8月4日,应大鹏证券邀请,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及夫人,在深圳迎宾馆为大鹏证券深圳地区员工做了关于产权经济学的讲座。 本文根据张五常教授演讲录音整理。题目为编者所加。

 

产权理论,大概是在1960年开始在美国盛行的。我那时刚好在美国做学生,所以,在产权理论获得很好发展的年代,我是身在其中。今天,我们将用一个小时时间来谈谈产权的问题。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但我要把它说得很简单。


使用权是私有的

我先讲讲私有产权。私有产权的定义是什么呢?1969年,我把私有产权的定义写下来,现在大部分私有产权的定义,基本上就是我当时写下来的定义。这是经济学上的定义,跟法律上的定义是不同的。它有三个基本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使用权是私有的,它的意思就是决定怎么样使用的权利是私有的,怎么样使用就怎么样使用,这个决定权是私人使用的。我有权决定说不用,也可以决定让你使用,这个使用权是我自己的。假如说有两个人,一个人占60%的股份,另一个占40%的股份,他们可以说由其中占60%的那个人决定,而拥有60%的那位可以说,我不决定,让那个占40%的人来决定。决定权一定要有明确的界定,不可以模糊不清,这个是私有产权性质上的第一个条件。

还比如说,这个房子是属于我的,我有权不让你进来,我把家具怎么摆是我自己的事,我把房子都拆了,也是我自己的事。决定怎么样利用的权利,是由一个人决定的,或者是由两个人决定的,这个决定权,或者说“话事权”,一定要界定得很清楚。

在一个私人的商业机构里面,股份的划定也是这样子的,股份的发行决定“话事权”有多大。前几年当中国说要把国有企业改成股份制企业的时候,政府还是抓住股票的大权,我说这样子是行不通的,政府到底是谁呢?因为政府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假如你把这绝大部分的股份给路边的乞丐,我不会反对,因为是由他来决定。问题是,政府到底是什么呢?政府不是具体的某个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像香港大学的问题,政府花了那么多钱,到底谁有“话事权”?没有人知道谁有“话事权”。美国的大学就非常清楚,学术归学术,行政归行政,河水不犯井水。

你们知道香港政府花了多少钱来办大学教育?一个香港大学生每年的费用,可以把这个学生送去史丹佛大学,可以送到美国哈佛,可以给他一间很漂亮的公寓,可以买一辆很靓的跑车,可以有三个女朋友,他还是可以省下钱来寄给父母!一个学生每年花费政府70多万港币,一**涂!这完全是因为“话事权”不清楚,因为它不是属于私有的,是纳税人的钱,而纳税人却没有权力过问。我看内地的大学,虽然师资是不够,因为大学教授只有4000多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师资当然稍微差一点,4000块钱怎么请得到一个好点的教授?可是我看内地大学的希望比香港的大学要高得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政府对每个大学生的资助一年只不过6000块钱。学生自己还要交学费,要交寄宿费,要交膳食费,还要买书。虽然内地大学生的费用比香港大学生少得多,但是在比例上,内地大学生自己出钱的比例要比香港大学生高得多。出钱的那个人就有权话事,这很简单。

比如到餐馆吃饭,伙计拿一盘鸡出来,我只要说声不好吃,那个老板就会紧张了。因为我下次就不会再回这个餐馆,钱攥在我的口袋里面,这是很简单的事,我只要说声不好吃,老板就得马上给我换了,还得打躬作揖。

所以,我看到内地的大学生,很辛苦地自费来上学,政府只资助6000块钱一年,他自己要交相当大部分,那么大学生的“话事权”就非常大了,这是很简单的。我交了那么多钱来读书,这个老师不知所云的话,你这个老师没有学问,我就不上你的课,就等于你送上一盘鸡不好吃,我不要。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使用权的问题。


收入的享受权

第二个问题,私有产权的必备条件是收入的享受权,这是我在1966年领悟出来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块地是我的,我把它租出去,租金是我收的,我可以自己放入自己的口袋。假如租金我不能够放入自己的口袋的话,那么,就有问题了。举个例子,30%的租金是要交给政府的税。政府抽税是很重要的事。但是问题是,政府抽了我的税,政府又是谁呢?你告诉我政府是谁呢?

政府抽税对经济会有不良的影响,不是因为抽税,而是抽了税的政府,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谁,政府收了那些钱,它是不需要负责的,就像香港抽的税,每年给70万港币给大学生,不需要负责。

我在1966年的时候开始写佃农理论,佃农理论是两百多年前的传统。佃农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农民跟地主分成,土地收获的60%是属于地主的,40%是属于佃农的。两百多年来,杰出的大经济学家说,政府如果抽税抽10%,都会有不良影响,但地主却要抽税60%,40%归佃农,那佃农他还有什么动力勤奋工作呢?所以,许多人认为,与佃农分成的问题引起了浪费,没有效率,所以政府要出来干预,要废除这种佃农制度。我有个学生呵,大骂这些人是神经病。抽税的是地主嘛,这个地主是私人来的嘛,它又不是政府。假如我抽了你60%,你却散漫不做事的话,我60%就那么点儿,我不要再跟你分成,我要你交固定租金,我还能收更多!或者我会请其他人给我耕地,再不成我自己来耕,这地是我的嘛!这是完全不同的性质!

政府抽的税,是没有清楚的权利界定的。这是抽税的问题,不是因为政府抽了税,而是因为政府抽了税不需要负责任。市场上,有非常明确的规则。弗里德曼曾经和我开玩笑讲到产权这个事情,就是说任何人都不喜欢认错,做错了不承认,市场就不是这样,你做了错误的决策,你不需要认错,但就没人光顾你了,那你就破产了,这个惩罚是立刻的。

现在这个问题就是,政府抽了税,去做什么大工程,错了也不需要认错,做错了也不需要破产,这是个问题。所以,当年弗里德曼说:有一条非常简单的规则,就是花别人的钱,怎么样都比不了花自己的钱来得小心,就这么简单。假如是花自己的钱,就比较小心,交易费用比较小,假如我是花别人的钱的话,你要监督我,要我小心点,交易费用就比较大。香港大学要花钱,要控制也不是说不可以,可是交易费用非常大。

抽税的问题,主要是抽税的不是私人。这跟佃农问题不一样。因为对地主来说,这块地是我的,我收你60%的租金,我不是政府呵,你做得不好马上就换人。这就是第二个定义,就是说,收入一定要有私人的享受权。

到了价格管制的时候,还会变得更复杂,而且变得更有趣。1971年我分析价格管制,1974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我问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题目:租屋管制。这一层楼,租金值10000块钱,但是政府说,我是业主,只准你收2000块,那还有8000块,那8000块是属于谁的呢?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8000块钱是谁的?不是我的,因为我无权收一万;也不是租客的,这楼不是他的;那这8000块是谁的?我为这问题花了三年时间,我看了香港的法律,改了40多次,次次都不同。所以,我认为,我那篇文章非常重要。为什么我对自己那篇文章非常满意呢?因为我解释到一个现象,从来没有人解释过,但是很可惜一般的人现在还不知道,只有几个人知道。我解释了什么现象呢?价格管制的问题。

外面所谓的价格管制是需求量和供应量之间的变化。需求量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真实的世界里没有这个东西。供应量也是抽象的东西,世界上也没有这个东西。供应量比需求量小,中间那段叫短缺,也是真实世界上没有的。这所谓的不均衡的现象,世界上也没有这样东西。这就是说,有价格管制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有价格管制的时候,有很多问题,你们可能比我更清楚。明明是值10块钱的东西,价格管制说,它是两块,大家都去抢购,它就不够了。它只值两块钱,大家就只能考虑别的办法了,比如排队去轮购。记得在我们小时候,每天早晨四点钟就开始排队买鱼。但如果你是高干子弟的话,你就不需要排了。你们听说过以前的走后门吧?你们不记得了?你用钱买不到。不给你用钱买,要用其它的准则。如果我知道其它准则的话,我可以马上告诉你。你如果说要排队,我可以马上告诉你,怎样排队。价钱只不过是一种准则,你要说价钱,那就是价高者得。你说要论资排辈讲政治的话,那就是政治资格高的人得。那么所谓价格管制,就是说,这个物品不能完全以市价决定,一定要由其它准则来决定。假如你能够告诉我能够采用什么准则,我一定会觉得易如反掌,一般的大人都会找到答案。但困难的地方在于你有价格控制的时候,你知道是用排队的方法呢还是走后门?还是讲政治手法?还是讲年纪大小?选择很多,你不知道是哪一种,那么就解释不到问题,知道是哪种的话,易如反掌。

我的价格管制的文章是1974年发表的,27年前了,实际上却是很简单的,我给出了一个理论的架构,解释他会选哪一种准则来代替这个价格。这个出发点,就是在租金管制这里,就是说租金市值是10000块钱,但是政府说,只能收两千块,那8000块是谁的?那8000块钱不清楚的时候,就是等于这个物业这层楼不是真正的私有产权。至于我那篇文章,详细讲就太长了,我现在告诉你们,如果是私有产权的话,收入的享受权一定要是私有的。

政府抽税的问题,在于拿着税的那个人,不是私有的。你看一下中国的历史,或者是欧洲的历史,如出一辙。在古时候,欧洲和中国是一样的,租和税是同一个字。以前的大郡主,是收租的,如果郡主很大的话,租就变成税。欧洲也是。你看以前的书,税和租是分不出来的,现在,租是属于私人收的,税是政府收的,在历史上没有这个分别,你去看一下中国的古书就可以了。在美国,有很多城市的政府是私人的,警察是私人雇佣的,马路是私人修建的,消防是私人督办的,城市和学校也是收了税办起来的,它们都算谁的?你们又说,政府抽税就一定不对!也未必!因为很多政府去抽的那个税,就是租金。

我曾经对你们的官员建议:把城市改成公司,每个市民都是会员,你把权力下放呵,省归省,市归市,权力下放无所谓的。你揽着大权干什么?你做中央的有钱收就行了,不用搞这么多事情。如果是公司,就用公司法,美国有很多城市是用公司法来运作治理的,城市公司化,对钱的运用就会负责很多。我在台湾讲过这个问题,我在北京也说过这个问题。

我个人认为,只要中国开放,经济开放,金融开放,人民可以自由流动,不统一是不可能的。你只要经济上统一,就可以了,问题在于收入的权利方面,你要让资源发挥效用,就需要界定得清楚一点,以市或区来走向逐步的自治,是比较容易处理的。
 

自由的转让权

现在谈第三个有关私有产权的问题,就是要有自由的转让权,这是很重要的,非常地重要。自由转让权就是所谓的自由买卖,或者是我们可以自由地订合约,我租给你也可以,租和买卖是不一样的,我租给你的话,我会写我要你怎么做。

这个所谓的自由转让权有很多人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就是说如果有自由转让的话,会有大地主出现,这是有可能的。有大地主出现将使他们能够合并使用资源。大农场是有很多人以股份制来拥有的,股份是有转让权的,转让权这点非常重要。你公司管得不好,我拿着你的股份,我不需要跟你争吵,我就把我的股份卖出去,或者我喜欢这公司的话,就把这股份都买下来。我不需要留住50%的股份,我只要有相当大的部分,我就可以要求股东开会,把经理炒鱿鱼,由我自己来做,或者请别人来做,所以转让权的威力很重要的。

最明显的就是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此之前,日本的土地有私人的使用权,也有私人的收入享受权,但是没有转让权,这是为了要保持大地主的固定性,这是种封建的制度!封建!所谓的封建制度是很难解释的。我问你们,中国以前也有封建,什么叫封建制度?你答不上来。你问政治学方面的人,他们说不出来,你问社会学方面的人,他们也说不出来,这是非常模糊的概念。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1965年,我对封建制度想出一个界定,我的老师阿尔钦,最初听我说出我的定义,拍案叫绝。我当时对封建制度的界定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些土地有私人的使用权,有收入的享受权,但是没有转让权。当没有转让权的时候,人民就不能随处自由地流动,人民就要附地而生。以前我们中国人打得死去活来不也就是要争土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海内之士,莫非王臣。为什么拚死拚活地就是要抢那块土地?因为你拥有那块土地,你就拥有了那块土地上附着而生的人。但是假如土地有自由转让权的话,那么那个封建制度就散了。因为你绑不住那个人,他把地卖了,他就走了。或者我是地主,你在帮我耕地,一向是我养你的,我把这地卖出去了,新地主不一定有责任要养你。

所以,明治维新,是一场非常精彩的经济改革。那个皇帝,明治皇帝,才不过五岁,听了宰相的解释后,就在那张纸上签了字,准许土地转让。突然之间,日本的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动力。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之快,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发展相似。我还认为,中国80年代的所有经济增长的数字都被低估了。80年代我常常跟国内的高级干部们讨论经济问题。我曾经问他们,你们以前的机制中,有没有私人的使用权,有没有私人收入的享受权,有没有自由的转让权?但如果突然间要照这样改的话,那改革是非常大的。日本的明治维新只不过是改良,每年以15%的增长率,累积了几十年的功力,日本的实力非常强。而中国的情况,说中国经济增长每年20%也是很小的,美国只不过是3-4%,我们是11-12%,你们要明白,从零,上升100%,都还是等于是零,你们想想中国20年前的制度,每年上升百分之百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在佛山,看到那些食街里的大鱼大肉,与往昔真是大大不同。你可以随意选了东西让他们给你煮。那条食街,有蔬菜部,有小炒部,有汤水部,有鸡鸭部,有海鲜部……连虾都有6种。但是,20年前,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人,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大概都太年轻了。那时候,买一只鸡蛋都买不到。没有饭吃,你们相不相信?因为饭都卖完了。粮食是配给的。你们知道要花多少薪金才能安排到一顿好的饭?这是20年前,满街都是乞丐。20年,现在你工作了20年,你什么都可以拥有,不需要什么后门,不需要论资排辈,不需要排队,只要把钱包拿出来,只要有钱就能够买到了。

这个进步,甚至快得离谱,快得令人难以置信。在这进步之中,我个人认为,走错了很多的路,假如能够完全听我讲的话,还要快得更多。到现在还是不肯听我讲。我叫得喉咙都哑了,要中国解除外汇管制,开放金融,没可能那么大方,有钱都不要?完全没有理由说不开放。有些高干跟我说:张教授,你不知道的了,我们中国有特殊的情况,你是外面的教授,你不了解那么多的。我说,你熟悉不熟悉苏东坡?我对苏东坡了解得比你厉害!到底对于中国的传统,是你知道的多还是我知道的多呢?我这么说,当然是有些强辞夺理啦。我跟一些国内的干部吵架的时候,有时候是乱来的。因为他们乱来,所以我也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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