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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0.30)从余金之争看中西学术文化之别

(2003-10-30 09:29:23)
分类: 五常谈艺术

三个多月前中国的文坛出现了大争议,到今天还是余波未了。主角是大名鼎鼎的余秋雨与因为这争议而一举成名的金文明。前者的来头不用我介绍,后者读过很多书,是《咬文嚼字》的编辑,写过的文字以千万计,文笔流畅,措辞锋利,有资格作大学教授的。

争议的起因,是金文明用上二十万字写了一本书,巧妙地借用李贺的诗句为书名——《石破天惊逗秋雨》——指出写中国文化历史散文而名重一时的余秋雨,只在他一部分作品中就找到一百二十六个错处。余大师有三个选择:其一是不管,其二是感谢,其三是反驳。他选了第三项,神州大地于是热闹起来了。

不少好事之徒要求我评论这场余金之争。但我连批评我的人的名字也不去记,怎会参进他人的笔战呢?后来陈德曦问我对余金之争怎样看,我简略地回应了几句,他认为我的观点重要,一定要写出来。我的观点简单:余金之争反映中西学术文化的不同传统,而我个人的选择是站在西方那一边。

让我先说几句我曾经说过的话。中国人写书,例行公事地邀请读者批评指正。这是多余的,是令人觉得虚伪的客套话,因为批评指正根本无需邀请。鬼子佬写书,从来不邀请批评指正,而是例行公事地感谢发表前批评指正过的人。当然,有些鬼子佬颇为吝啬,不愿意慷慨地感谢很多的人,彷佛感谢得太多会把自己的创见减少了。这是浅见。我没有见过因为作者感谢太多而被小看了的例子。

我不记得余秋雨的书有没有要求读者批评指正,但金文明批评指正了,就大战起来。这种现象在西方学术似乎没有见过。互相辩论是有的,但没有余金之争那种形式。我明白金文明的措辞不容易吞进肚子里,但如果我是余秋雨,我要不是不管,要就是感谢:没有牵涉到重要的观点与理论的问题,是没有什么值得辩论的。

我自己不是大师,但这几年来小树也招风。起码有四本厚厚的书关于区区在下,是国内出版的。其中两本的书名开门见山。一本是《张五常批判》,另一本是《十一位知名教授批评张五常》。后者的十一君子中,其中一位名白暴力,内容自然可想而知。略读书中所言,被骂得天旋地转。稍一定神,我想:为什么我变得那样重要了?再一定神,我又想,为什么鬼子佬不懂得玩这一套?

回头说余金之争,金的咬文嚼字引经据典,时而精彩,时而过瘾。先让我举一个金大侠数次提出的例子说说吧。余大师写道:「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致仕」何解?很明显,余大师解作进入仕途、获得官职。但「致仕」的正确解法是「辞官」,所谓辞官归故里是也。

这里的含意有三。一、余秋雨用错了「致仕」一辞;二、任何读者都知道他那句话是指「获得官职」,没有误导;三、中国古代的传统是学而优则仕,余大师的判断没有错。西方的学术文化传统,是少管一,接受二,而重点是三没有错。当然,以余秋雨的身份,不应该用错了「致仕」一辞,但在西方,作改正的一般是由文字编辑来做,或是研究助理的工作,又或是文章发表前同事或朋友在批评指正时代为修改了。

我不是大师,类似的错更是不足为奇了。三年多前在这里发表一连四期的《惊回首,感慨话千年》,以八千多字简略地回顾与评论中国一千年的历史。我没有参考书籍,只凭记忆下笔。一位青年读者来信指出两个错处:一、我说林则徐在广州烧鸦片,其实是在东莞虎门烧的;二、我用错了割让九龙的年份。我于是在后来的文章中感谢那青年,而文章结集时当然把错处修正了。该青年高兴,我更高兴。这是西洋鬼子的文化了。

撇开理论不算,学术论着不可能全不出错。或者说,全不出错的论着不可能有大作为。问题是错的是否重要及错得多少。以我熟识的经济学而言,我最敬仰的史密斯在史实上不仅有错,而且错得严重。英国剑桥的经济学大师庇古,引经据典的重要事实,错很多。相比之下,今天经济学的后起之秀更是太不成话了。

我没有翻阅金文明的整本《石破天惊逗秋雨》,但抽样检查,他说余秋雨的错——武断地接受了是错——都不大重要,因为如果修改了也不会影响余秋雨的观点、分析或结论。有些错得相当搞笑,颇为尴尬,可能比我误把广州作虎门略为严重,但不足以推翻余大师论点。

余秋雨算是错得多还是错得少呢?很难说!如果用上金文明的学博心细的准则来量度,今天香港的每份报章每日起码错一百二十六处。美国的报章高明多少呢?很难说!二十多年前高斯在美国某传媒会议中说:不知哪份传媒刊物说的哪一句是可信的!闯了祸。正规学术文章呢?也很难说。高斯作《法律经济学报》的主编时,就请了助理,审查准备发表的文章的资料实据,往往摇头叹息。我自己在行内以慎重知名,但资料的可靠与否不易查考,防不胜防。这方面,认真作学术研究的人永远生活在恐惧中。

这些年来以散文下笔,我当然没有写严谨文章那样细心了。有时为了生动过瘾,只要认为不会误导读者,刻意地写「歪」一点来增加可读性,我会考虑。余秋雨写的也是散文体,其可读性举国知名。这种文字不多不少要付出一些不够严谨、不够慎重的代价。

我对余秋雨的主要批评,是在无关重要的史实上,他往往写得过于言之凿凿。他要明白:大概地对,比精确地错可取。精确地对,往往费用不菲,不是重点就不应该支付。刻意地含糊一下,就是严谨的学术文章也是容许的。我也认为既然作品那样畅销,余大师应该聘请一位历史研究生作为助理,每有新作,发表前要助理到图书馆去做一点功课。这是老外的学术文化传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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