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三中全会后，发表了一份会中通过的文件，指明近几年来中国在农业上的「包干」改革有显著的成效，所以打算将类似的改革在城市推行。这文件又肯定了某些物价将会放宽管制，以市价为依归，也承认了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在这文件中，「共产」的优越性已不再被坚持——改用的新名词是「中国式社会主义」。

无论名称是什么，三中全会的发展所给人的印象，就是中国正在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走。因为我在两年多前曾出版了一本小书（是三年多前写的，译文见本书第二部分），推断了中国会向近乎私产制度（或所谓「资本主义」）那方面发展，所以三中全会文件发表后，不少报章及杂志要访问我。我一向避免这类访问，因为经济学上的分析——尤其是可取的分析——往往是有刀嘀窒拗疲╭ualifications）、假设（assumptions）及含意（implications）。新闻记者们以快速之笔，简化的记录，就很容易曲解了内容。有些记录甚至和我所说的相反。

不出所料，十月二十一日晚上我接受了《信报》的访问，翌日的报道，就没有写下我一个重要的假设。其实那访问做得不错，而发表的记录大致上是写得好的。但毕竟少了一个假设，就改了我的原意。我想，一个从事了二十多年经济学分析的人，脑子对各种限制或假设的演变一定转得很快，有时可以快到没有明言也当作是说过了。

到了二十五日的晚上，我应香港工商管理会的邀请，为香港的工商业前途作一个讨论性的谈话。到会时，有二三十位记者要先知大概。他们的第一条问题也就是关于三中全会的公布。因为时间无多，我就简单地分析了我对中国前途的观点。虽然在一连串的问答中，我都提及推论的限制及假设，但翌日各报道都把这些删去了。不少关心的朋友纷纷打电话给我，问我为什么竟然变得这么乐观？我实在不知从何说起。

权利界定开始转变

我对香港前途看到一丝曙光，是我在八月中到广州及佛山一带考察后而起的——这与九月二十六日的中英草签及最近的三中全会无关。理由很简单。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已成定局，中国的前途也因而对香港的前途有决定性。在广州的行程中，我故意重游五年前到过的每一个地方。虽然在表面上我所见到的改进不大，但在权利界定制度的基础上，改进是大而重要的。这使我体会到近年来我们常听到的中国生产急速增长，决不是像在大跃进或文革期间的信口胡吹。事实上，所到之处，整个社会的气氛是有了很大的改变——还说不上是欣欣向荣，但跟街头巷尾所遇到的人闲谈，发觉他们对未来抱登八未有的希望。

几年来，在认识的朋友中，对中国的经济前途我是最乐观的一个，但并不是报章上记载我说的那么乐观。我对共产政制一向不存幻想：我认为若要发展经济，私产制度是我所知的唯一可靠途径。二十多年来的研究都得到这一个结论。但要将「共产」改为「私产」，谈何容易！就算是对中国的前途「审慎乐观」也必须顾虑到多种困难。既然这么多朋友要我澄清我的观点（报章的记录有很多是对的，但肯定是过于乐观地简化了），我就索性让《论衡》复出，希望以一系列有关中国前途的文章，解释我「审慎乐观」的原因。这些文章可以说是我两年多前所发表了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续集。

观点与众不同

我在一九七九年曾到中国一行，回美后几个月，收到英国经济事务学社的邀请，要我推测中国的动向。我在八一年中写好了初稿，推断了中国会逐渐改变而成为一个类似私产的体制。论文的初稿流传后，反应颇为热烈，但同意我的结论的人甚少。舒尔兹（T.W.Schultz）直指经济学不能在这种事上作推测。贝加（G.Becker）及佛利民（M.Friedman）都认为我过于乐观。这些学者都先后到过中国，知道大概；他们也熟知东欧及苏联专政的情况。艾智仁（A.A.Alchian）在初时是同意我论文的结论的，但八二年中到中国一行后，也认为我的推论是过于乐观了。高斯（R.H.Coase）自始至终都同意我的分析，但他可没有到过中国。大约一年前，芝加哥大学的庄逊（D.G.Johnson）在中国作了第四次访问，回美途中留港数天；我跟他谈及中国的经济情况时，他很悲观，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一无是处，要大事改进难于登天。

以上提及的都是有地位的经济学者，他们对中国的前途很关怀。虽然他们对我的经济分析一向都偏爱，但推断中国会走向近乎私产的制度，跟他们所知的事实相去甚远，听起来就好像是天方夜谭。说实话，我自己也觉得我的推测是过于乐观的。但观点是一回事，理论的推断是另一回事。基于中国坚持门户开放、增加生产及维持政局安定的三个情况下，我用高斯定律所推出来的结果，是中国一定会走向近乎私产的路。我反复审查推论的逻辑，找不到漏洞，就坚持结论，将论文发表。

每一个在外地的中国学者都像我一样，关注中国的发展。发表了《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之后，我的关注与日俱增。任何人在任何事情上作了白纸黑字的推测，放上了自己的名字，都会对那事情特别关注的。九七问题兴起后，中国的前途成了每个香港人的前途，就更不在话下了。

今年六月间，英国的经济事务学社给我一封信，告诉我这本小书快将售罄，希望在重印时，我能附加一篇二千多字的文章，将自己三年前的推论跟中国的现况比较一下。我回信说，据读到或听到的，我对自己的推论很感满意，但若要写文章，我要到中国走一次，作实地调查。我八月访广州，九月访特区，并且加大了我搜集中国数据的范围，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但这次比较深入广泛调查的结果，却使我认为一篇二千多字的文章是难以作适当的补充的。又因为中国实在是转变得快，很多问题很复杂、不固定或甚至颇为混乱，写任何有关的文章很容易有错漏。

九七可与香港共存

我可以这样说，两年前，我认为中国在制度上的改进，是不容易在一九九七之前达到一个可以跟香港的制度没有明显冲突的状况。我最近调查所得，使我在这观点上有了转变。现在我认为，假若中国能保持四年来改进的速度，那么十三年后，中国会达到一个可以与香港没有大冲突的制度。在繁荣方面十三年当然赶不上香港，在产权界定保障及法治方面也不易赶上，但中国的基本产权结构在形式上是会接近香港的。我也认为几年来中国的改进已到了一个难以走回头路的地步，且门户开得够大，再也关不起来了。邓小平的健康会增加维持改进速度的机会；但不管如何，中国向后走的可能性甚小。这一切我将会详加解释。

一个对经济研究好之成癖的人，能够在这个时代，这个地方，观察到这一切重要的转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虽然事情的演变是快，是复杂，也是颇为混乱，以致难以作有分量的分析，但究竟我是见猎心喜，脑子要想，笔杆要动。九七问题紧张刺激，但因为过于特别，在经济学上难有一般性的重要含意。然而，从任何一个角度看，中国若真能将经济制度大事改进，其重要性是难以估计的。

二○○一年后记

一九八四年我说（见此文），要是中国能保持当时的改革速度，到九七回归时香港的制度与大陆的不会有冲突。这推断我拿得一百分。事实上，邓小平先生的一国两制的理念，大致上没有真的施行过，虽然回归后北京对香港是言而有信的。

问题还是香港自己处理不当。没有完善的宪法搞民主，压力团体急升；不量入为出搞福利，政府乐善好施。凡价可加则加，应减不减，一阔三大，以致在经济的结构上出现了差不多是无可救药的困难。昔日香港有好几样产品是世界之冠，今天皆去如黄鹤，换来高级公务员的薪酬是世界之冠，每个学生的政府资助是世界之冠，公立医疗是世界之冠，贫富悬殊是世界之冠，而在九七年政府所收取的地价，使物业之价高出世界纪录大约一倍！

香港政府似乎到今天还不明白，香港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中国大陆。自一九九五年起，中国大陆青年的知识增长一日千里。今天，有同样知识水平的人材，大陆的工资只有香港的四分之一，地产价格的比对也差不多（虽然香港的物业价格已下降了六成多）。

我可以断言，要是大陆废除所有外汇管制，大事开放金融，上海会在五年之内超越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