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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子雲先生為何“觀之心痛”?——兩岸紅學交流應進入“深水區”

(2018-09-05 08:27:10)

 

魏子雲先生為何“觀之心痛”?

——兩岸紅學交流應進入深水區

 

歐陽健

 

值此魏子雲先生百歲冥誕,萬卷樓出版了《魏子雲歐陽健學術信札》,書中所收239封書信,既是兩岸學術交流的珍貴文獻,也是探究魏先生學術思想的寶貴資料。

眾所周知,魏子雲先生是學術、戲曲、寫作都有所成的大學者。在古典小說研究領域,他的金學研究已得到海內外的普遍肯定他對紅學的深思考,卻未引起足夠重視2002年10月9日信中說:“三年前來臺展覽紅樓夢史料,春柳堂詩稿,亦赫然占在主要地位,年輕學子立在案前抄寫。觀之,心痛。”就饒有深意提出了一個原則問題,不能輕輕放過。

信中“來臺展覽紅樓夢史料”,指的1998年9月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的“引君入夢1998紅樓夢博覽會”。一月內參觀者逾十萬人次許多觀眾凝神細看,駐足流連,臺灣掀起了一股“紅樓熱”。

面對如此空前盛況魏先生為何“觀之心痛”?因為展示曹雪芹文物,就有非常靠不住的《春柳堂詩稿》。信中說:“縱然吾等指出此詩稿,在著作時間上,與曹雪芹之在世時代,相差出乎五十年,何能相干也。”將《春柳堂詩稿》這類可疑材料推薦給年輕學子,豈不是誤人子弟?他怎麼能不“觀之心痛”呢

早在1966年,臺灣紅學泰斗潘重規先生就提出,晚近數十年來,胡適考證《紅樓夢》,舉凡有關紅學資料,“片言隻字,無不視同拱璧”,是完全不正常的他指出如《棗窗閑筆》,不僅字體頗拙,且有怪謬筆誤,如“服毒以狥”之“狥”誤為“狗”出於抄胥之手,謂為裕瑞原稿,似尚可疑魏子雲先生2002年10月9日信中說:其《棗窗閑筆》之抄寫行草,委實庸俗不堪一睹。”),受潘先生啟迪,我對《春柳堂詩稿》提出疑,向魏子雲先生討教。他1991年11月1日回信說:“大作春柳堂詩稿中的芹溪問題,收到後就拜讀一過。辨疑論點,極具創見。使我感到不解的是,像這樣清楚的問題,何以幾十年來無人進入解說它?……相信你這部書,當能為紅學辟出了新天地。慢一點,把疑點弄弄清楚,完成一個結論再成書。先別急。紅樓夢與金瓶梅不同,不同處在於它已有胡適之的根深而蒂固。要想立新說,非先掘根不可。”

質疑《春柳堂詩稿》的根據,是此書作者的嫡孫於光緒十五年(1889)付梓,作為其祖父的宜泉不可能和卒於乾隆壬午癸卯間的曹雪芹相交。魏子雲先生對此表示讚賞,並親自撰寫《治學考證根腳起——從〈春柳堂詩稿》的曹雪芹談起》《明清小說研究》1993年第2期),指出宜泉不可能是乾隆年間人,約卒於同治二年(1863)之前。其詩《遊太陽宮有感》有“當臨照普,得仰大明懸”一句,“絕難出現在乾隆年間。只憑這句詩,也可判定這位詩人宜泉先生,不可能是乾隆年間人也”四十年來“居然以今見之光緒十五年(1889)刻本《春柳堂詩搞》為信史,洋洋灑灑,連篇累牘,作為鐵證,為《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寫‘注腳’”而深感遺憾。

臺灣大學劉廣定先生也寫《再談〈春柳堂詩稿〉的作者問題》《明清小說研究》1994年第l期),據《彰化縣誌稿》卷十“名宦”,查得興廉字宜泉,漢軍旗舉人,豐八年(西元1858年),由閩縣,擢任鹿港同知同治三年來任。再查《詩稿》序跋,可推知宜泉“大約在光緒己1889)的二十年前,即同治八年(1869)左右逝世”。

也有人對此表示異議。劉世德先生《張宜泉的時代與〈春柳堂詩稿〉的真實性、可靠性》《紅樓夢學刊》1993年第3輯)說“張宜泉的《春柳堂詩稿》,對曹雪芹的研究說來,是相當重要的史料。從五十年代起,紅學界的許多朋友曾經多次使用它。我們從來沒有懷疑過它的重要性,甚至它的真實性和可靠性。我萬萬沒有想到,將近四十年後的今天,居然還要來撰寫文章,公開為它的真實性和可靠性作辨護。”

劉文所持的理由之一張宜泉與興廉不是一個人,“興廉是舉人出身,做過兩任地方官,先任侯官知縣,後升鹿港同知。而張宜泉,卻是終身布衣,一個平民老百姓。”魏子雲先生以充分證據,論證宜泉做過官有詩自稱“小臣忻聖化,經過不辭頻。”早年似乎曾服過軍旅,有句“懷國渾忘苦,勤王豈悼劬。行營無定息,千碎銀輸。

他在1993年11月28日信中說:兄臺駁述有關春柳堂詩稿文,實則用不著費事,弟那篇短文,足以配上兄前論,有力說明春柳堂詩稿中的曹雪芹,不可能與紅樓夢作者曹雪芹攀上關係。

1993年12月3日信中說:以兄這篇駁劉世德文來說,只要舉弟文所指之得仰大明懸一語,就可以全盤否定張宜泉是曹雪芹同時代人。何必再論那些親杖履?弟所舉意見,翁同文、趙岡、以及劉廣定都認為該詩稿已屏出紅樓門外矣!

面對如此嚴正的質疑,正統紅學界充耳不聞,仍然將其奉為“曹雪芹史料”,攜到臺灣展出。2010年文化藝術出版社《紅樓夢大辭典》增訂本,在《春柳堂詩稿》條,仍然肯定:其中直接涉及曹雪芹的詩有《懷曹芹溪》、《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廢寺>原韻》、《題芹溪居士》、《傷芹溪居士》。此外,還有一些詩涉及與曹雪芹的交往。這些詩及注文寫到曹雪芹的字、存年,個性、愛好、居住西郊的環境等,是考察曹雪芹生平的珍貴資料。”(第390頁)都是不負責任的。

曹雪芹字夢阮唯一依據就是《春柳堂詩稿》。王利器先生說:夢阮一字,我想可能是代表曹雪芹人生觀的標幟,阮或許是指的阮籍,曹雪芹對於阮籍這一類型人物的景仰,在《紅樓夢》中也有說明。……曹雪芹選擇了阮籍這樣一個人物,作為他自己表德的最高境界,這是由於他自己的狂、傲、放達,和阮籍那一雙不滿意現實的白眼,正好引為千古同調。”不知古人的起名取字,都有一定規矩。《禮記·檀弓上》:“幼名,冠字,……周道也。”疏“人年二十,有為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字應據本名涵義,如屈平(“正則”),字原(“靈均”);諸葛亮,字孔明;曹操,字孟德;周瑜,字公瑾之類,且應由父執一輩來取,與自我之“表德”無涉。雪芹之父執輩居然為他取“夢阮”為字,以慫恿他去“狂傲放達”,絕無可能。

直到最近,劉廣定先生又寫了《再談春柳堂詩稿之疑點》,依然堅持《春柳堂詩稿》一向是研究曹雪芹生平的重要資料但仍有一些關鍵性的疑點一、是否確為乾隆朝之作品二、兩首以芹溪居士為題下之詩注是否確實可信三、《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是否會以芹溪居士為號本文舉出的證據皆傾向於否定。故這些關鍵性問題未確定之前不宜據以討論曹雪芹之生平。”(《曹雪芹研究》 2017年2期)是難能可貴的。可惜的是,多數臺灣紅學家,仍然在專做文本研究,不涉及版本與文獻。但是,不明確哪個版本是曹雪芹的真本,怎麼進行文本研究?不明確哪些文獻是真實可靠的,又怎麼知人論世呢?

以為兩岸的紅學交流應該避免表面的熱鬧與客氣,真正進入“深水區”,就核心本質的問題進行深入探討。而對魏子雲先生紅學研究進行梳理與總結,將他的“歷史基、社會因、訓詁方”三大考證原則,發揚光大,才是讓紅學取得新的突破的正道

 

2018年7月10日於福州

(作者係福建師範大學閩臺區域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台湾《观察》2018年第9期)

魏子雲先生為何“觀之心痛”?——兩岸紅學交流應進入“深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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