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彬

——《学人印象》之十

周文业

我和红学家交往不是很多，因为我研究《红楼梦》版本较晚，只是参加了一些专题会。我和冯其庸只见过一面，那是在河南一次《红楼梦》研讨会上，我把我做的《红楼梦》版本数字化和计算机自动比对给冯老看，他坐在沙发上听了听，没有什么反应，我看他不感兴趣，也就没有再多谈。我对冯其庸的《红楼梦》研究有不同看法。我认为他把庚辰本举得过高了，庚辰本是个早期抄本，但现在看到的庚辰本是过录了多次的抄本，具体什么时间抄写的无人知晓，其中很多文字做了修改，如甄士隐的女儿，其他版本都是“英莲（“应怜”谐音）”，唯独庚辰本为“英菊”。这明显是庚辰本抄写者修改的，但很多学者认为庚辰本“英菊”在先，为此想了很多花样辩解。类似例子很多。很多人心知肚明，但碍于冯老面子，不肯捅破窗户纸。“庚寅本”出现后，天津学者持原件给他看，他一看就认为是旧本，根本没有仔细分析。冯老去世后在八宝山遗体告别，我也去了，我虽和他无交往，但也是应该去送别一下。

《红楼梦》学会现任会长张庆善，以及胡文彬、段启明、杜春耕、陈熙中、张书才，以及孙玉明、任晓辉、曹立波、段江丽等我都认识，关系也都很好。其中我觉得胡文彬值得一写。他是个很有个性的学者。

我第一次见胡文彬是2005年我主办的第四次中国古代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研讨会，沈伯俊先生请胡文彬出席，在此前我从未见过胡先生。那知胡先生到会后侃侃而谈，足有半个小时过去了，我急的如热锅蚂蚁，因为开会只有一天，很多学者要发言，时间很紧，胡先生是沈先生请来的客人，我不好打断，只好听他说完。从此我知道胡先生脾气了，开会轻易不敢请他发言。

第二次是2009年我和曹立波主办“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版本和数字化研讨会”在我校召开，曹老师请了很多红学家参加，胡先生当然也参加，端坐主宾席中央，他发言依然是侃侃而谈。不料出现一个突发事件。在《红楼梦》研究中有一批红学爱好者，俗称“草根”。他们之中有些人对《红楼梦》很有研究，但一直没有机会交流。这次我参与主办《红楼梦》版本研讨会，我就想邀请一些红学爱好者参加，提供一个与红学家交流的机会。其中有江苏南通公安局的邱华东（2013年逝世）和国家图书馆的于鹏，于鹏在此前协助刘世德研究卞藏本，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了重要资料。在胡文彬发言时，于鹏突然站起来对胡先生的发言提出异议（具体什么问题我忘记了），胡先生也不客气，马上大声反驳，于鹏还不依不饶要继续辩论。我一看不妙，赶紧跑去制止了于鹏继续发言。由此我也知道，要草根和红学家一起讨论问题是很危险的。草根们看不起红学家，而红学家们也看不起草根，根本无法在一起讨论问题。

后来我在各种《红楼梦》研讨会上都遇到过胡先生，我们交谈很愉快，我很愿意和胡先生这样直来直去的学者交往。胡先生这样脾气的学者还不多。

以后开会，可能主办人也知道胡先生的脾气，总让他最后做总结，这样就不至于发生他一发言就止不住的问题。他总结的时间，也要事先提醒胡先生，否则他还会一说就没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