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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欧阳健《〈中国小说史略〉批判》

(2010-02-27 07:26:09)
标签:

批判

中国小说史略

欧阳健

.

文化

求真务实,博大精深

——读欧阳健《〈中国小说史略〉批判》

曲 

 

好长时间没有读到一部满意的好书了。最近读到欧阳健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批判》(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1月出版),如获至宝,如啜甘饴,使我震惊,使我赞叹,这实在是一部难得的好书,是一部严肃认真的学术批判的好书。其内容的富瞻,学术的高标,理论的建树,见解的新颖,真使人有如拨云见月,豁然顿悟,眼界大开,受益匪浅。鲁迅先生乃一代学术宗师,文学巨匠,其《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堪称经典名著。后世凡研治中国小说和中国小说史的学者,无不尊崇膜拜,几乎无一不以《史略》为典范,信从领教;就是褒贬臧否,也几乎无一不以《史略》的是非为是非,其影响之钜,实莫大焉!而今要对其进行梳理、评议、评判、批判,没有高深的理论造诣,没有深厚的古代小说的知识,没有博览群书读破万卷的资质,没有融会古今中外的文化功底,是难以进行的。欧阳健先生正是具备如此优势,所以写来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条分缕析,抑扬得失,无不洞悉奥窔,切中肯綮,令人折服。从全书看,可谓求真务实,博大精深。所谓“博大”,指材料的宏富浩繁,广征博引的具体详尽;所谓“精深”,指理论的建树,史识的深湛,价值判断之精确,等等。

《〈中国小说史略〉批判》(以下简称《批判》)除序言和自序外,共分四章12节。通过四章即“文献篇”“观念篇”“体例篇”“评骘篇”等,对《史略》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全方位的研究与评判,道他人之所未道,发前人之所未发。

首先,高屋建瓴,评判得当。作者以统领全局的视角,充分肯定《史略》的“拓荒之功与垂范之德”,也指出其“观览不周”的缺陷。中国小说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作家作品与文献资料,浩如烟海,鲁迅用以小说研究的时间并不很多,要以短时间的查找阅读,势必观览不周,留下缺憾。作者指出,以《古小说钩沉》论,尽管“其功厥伟,不可抹煞”,但作为《史略》之撰述基础,从辑佚的角度看,存在有“漏收佚文”和“误标作者”的问题,并非完备之作。再从“唐之传奇文”看,全唐小说甚夥,李时人编校的《全唐五代小说》五大册210万字。《史略》列为“唐之传奇文”上下两篇,以8千多字的篇幅,只论述了24篇小说,“其视野过于狭窄”,甚至“以偏概全”。又以明清小说来说,数量大,篇幅钜,仓促之间,难以通读。所以在以《小说旧闻钞》作为撰写《史略》之基础时,难免不出现许多错误。不仅视野狭窄,且只存旧闻,不涉文本,实是无暇周览阅读之故。

也由于“观览不周”,《史略》在论述具体作家作品时,常常出现妄判误断的错误。由于没有接触《醉翁谈录》等文献资料,在《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中,漏掉了“说话”的中间环节,因此将《水浒传》断为“元明传来之讲史”。在《水浒传》简本与繁本关系方面,将年代很晚的《英雄谱》本放在论证的首位,径得出简本在前繁本在后的错误结论。

对《西游记》的论述也是这样。鲁迅没看到什么明版《四游记》,却凭“观刻本之状”即判断《四游记》出在明代。其实《四游记》的最早版本是清嘉庆十六年(1811)的小型本,绝非早期刻本。但也指出鲁迅有改正错误的勇气,1935年接受郑振铎的意见,否定杨志和本为“祖本”,认为它是吴本《西游记》的摘录。这是难能可贵的。

再如鲁迅未看到《隋唐志传》的原本,所以对《隋唐演义》的版本的论见都是错误的。《隋唐演义》不是《隋唐志传》的改订本,也不是本于《大业拾遗记》等加以演述的。“评骘篇”还指出,《野叟曝言》是中国小说史上篇幅最为宏大,内容最为奇特的一部小说,由于未看全书,未引用其中任何一段具体文字。

鲁迅的“观览不周”有多方面的原因。因其对中国历史的否定,势必导致在总体上对中国小说的贬抑;由于接受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以“除旧”的动机,否定中国书。“主张少看甚至不看中国书”,并认为“中国古书,叶叶害人”。这就注定“不可能揄扬古代小说的价值”。

在《红楼梦》问题上,不仅“观览不周”,也用力不勤,几乎全袭之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我们在《红学百年风云录》中就指出:曹寅家事说,自叙传说,高鹗续书说,全来之胡适。关于曹雪芹的生平家世,也袭用胡适的考证成果。“至于曹雪芹是否曹寅之孙,曹頫之子;是否北归时约十岁;是否贫居西郊而作《石头记》;是否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而卒;等等,均未重新审视,完全相信胡适的话而引用之”。《批判》指出在《红楼梦》版本上《史略》“毫无建树”。鲁迅所以看重八十回有正本,或许也是受胡适的影响,胡适将此本定为“乾隆时抄本”。其实,有正本正是《红楼梦》伪本的始作俑者,并非什么“乾隆时抄本”。

《批判》指出,鲁迅撰写《史略》时,常因个人主观偏见,造成对某些材料的排斥和忽视。如对才子佳人小说的排斥与忽略;对晚清小说的忽视,等等。因为鲁迅不赞成晚清的改革,自然也不会赞成晚清的小说,贬抑和忽视就是必然的。如此等等,这些评判都是十分恰当的。

其次,广征博引,论述详尽。《批判》一书,不仅以理论的充实取胜,也以资料的翔实取胜。论证过程中,常常是广征博引,剖析深刻,以理服人。作者行文,惯用大量事实和例证,层层剥笋,步步推进的论证方式,自始自终让读者从事实和例证本身得到启发和教益,自然而然地接受书中的观点。比如《水浒传》的版本,作者主张先繁后简。先将简本与繁本的文字对照,这些例证已经得出孰是本源的,孰是派生的,然后又举明人的大量记载,也是先繁后简。举李开先的《词谑》,表明嘉靖间文人欣赏的正是“委屈详尽,血脉贯通”的繁本,又举引郎瑛《七修类稿》,证明胡应麟所说闽中书坊删去“游词余韵”、“只录实事”是可信的。再举余象斗双峰堂《水浒志传评林.题水浒传叙》坦然承认简本是繁本的删节本的记载。如此层层深入论证,使“先繁后简”的结论,具有极大的说服力。

又如《隋唐演义》,作者引证大量事实证明不是《隋唐志传》的改订本,又以大量事实证明它也不是本于《大业拾遗记》等演述的。再引证大量事实证明《隋唐演义》是“以剑啸阁主人的《隋史遗文》,齐东野人之《隋炀帝艳史》等为原本,由长洲没世农夫(褚人获)汇编而成的”。并详细论述在《隋唐演义》66回中,袭用《隋史遗文》占多少回,袭用《隋炀帝艳史》占多少回,属于褚人获增补的又占多少回,证明褚人获“合之《遗文》、《艳史》,而始广其事”的话是对的。由此厘清了《隋唐演义》一书的成书过程,纠正了《史略》的错误说法。

关于《山海经》一书,《史略》将其定为“古之巫书”。作者历数过去有“形法家”之书(班固《汉书。艺文志》)、“地理之书”(《隋书。经籍志》)、“古人语怪之祖”(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小说之最古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古今土地之图”(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序》)多种说法之后说:“‘古之巫书’是最没有根据、最没有道理的一说”。接着对《山海经》之“经”字作了详细的考查,取袁珂之说:“《山海经》之‘经’乃‘经历’之‘经’,意谓山海之所‘经’,初非有‘经典之义’”。接着对“是谁之‘经历’”又作了详细的考查,引用西汉刘秀《上山海经表》、东汉王充《论衡》、赵晔《吴越春秋》、西晋张华《博物志》、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又引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云:“经,言禹所经过也”,由此可见“《山海经》与禹治水之行为有关”。“经历”山海的主体是禹,目的是治水。接着对《山海经》的内容又作了详细的阐述,再次说明《山海经》中不少禹治水的故事。并进一步指出:《史略》“演进论的最大失着,是由对神话的错误理解,导致对《山海经》的轻视”,《史略》在论述《山海经》过程中,出现三次失误。第一次失误在《山海经》成书年代上,鲁迅将《列子》置于《山海经》之前。《批判》引用大量历史文献,证明“禹、益作《山海经》”。第二次失误在《山海经》的性质上,也引证许多历史文献,否定“古之巫书”之说,肯定“古今语怪之祖”、“小说之最古者”之说,均指出《山海经》在中国小说史上的肇始地位。第三次失误在《山海经》的内容上,鲁迅看重的是昆仑山和西王母之类神话材料。其实,“西王母乃古地名耳”,西王母变为人、变为女仙,是“传说”向“神话”变异的最好实证,而不是先有神话再有传说。由此逐步深入,步步推进,引用大量事实材料证明西方的“神”和中国的“神”是不同的学术论见,十分发人深省。

再比如,《批判》指出:“神魔小说”的提法不准确,“神怪小说”就恰当了。作者先引证许多古代典籍的记载,证明“神怪”的记载占绝大多数。然后统计《山海经》、《列异传》、《搜神记》、《述异记》、《聊斋志异》、《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小说中,“神”、“魔”、“怪”各占多少,最后证明“神怪小说”的合理性,证明《西游记》等应是“神怪小说”,而非“神魔小说”。学问作到这个份上,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批判》一书,基本上都是如此论证方式,感人以深,说服力亦强。

再次,有破有立,见解新颖。《批判》一书,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每指出《史略》的错误或缺陷时,勿论是材料方面的或观念方面的,均讲明正确应该是什么,有破有立,为人树立一种正确的小说史的知识,这就很了不起。而且见解新颖,大有振聋发聩之势。

《批判》指出,《史略》贬抑神怪小说的艺术价值。要破除这一倾向很不容易。原因是《史略》成书时,恰在“五四”运动以后。其时西方的学术思想大量输入到中国来。“西学东渐的直接结果,是让西方的观念、理论、方法、话语,支配了文学研究的各个环节”。胡适用西方新观念、新方法梳理中国古代小说演进史。鲁迅对西方的文学理论也是推崇的,“用西方的观念来看待中国的小说”。比如《史略》“全面贯彻了‘文学是人学’的宗旨”。《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不论是神话把神“人化”,还是传说把人“神化”,着眼点都落到人的头上。《史略》“贯穿了一根只有摆脱‘志怪’、‘神魔’之牢笼,才会有真正的写人的好小说”的线索。《批判》指出:日人井上圆了的《妖怪学》,晚清以来纷纷引入中国。而最有影响的是1906年蔡元培译述的《妖怪学讲义录》,由此导致对“妖怪”的否定。周作人罗列了十种“非人”文学中,《封神传》、《西游记》是“迷神的鬼神书类”,《聊斋志异》、《子不语》是“妖怪类书”,并断言“这八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此说大受胡适赞扬,说这几类“够不上‘人的文学’”。可见“非人的文学”,“妖怪学”在那个时代是受到排斥的。

《史略》对“非人的文学”也力加贬抑。《史略》在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之前的六篇,几乎没有肯定评价一部小说。对《博物志》、《搜神记》、《搜神后记》等都加贬抑。面对《史略》这一倾向,作者引用了大量古代文献资料,引用《周易》、《庄子》、《隋书.律历志》、《乐记》、《文心雕龙》、《〈诗品〉序》等中国古代典籍,指出:“古代中国从来没有西方那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人’的观念,也从来没有西方那种‘人的文学’的观念”。“天、地、人、物,是古人对宇宙乾坤的概括,天、地、人‘三才’的协调统一,‘天道’与‘人道’的内在联系,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传统观念认为,天地万物是文学艺术的本源”,“文学艺术既源于天地万物,而又要‘类万物之情’”。“人既是‘天地之性最贵’,就应当‘以天下为己任’,去关心万物的休咎。所以,古代小说关注的从来不是单一的‘人’,而是由‘物’与‘人’共同组成的世界”。鬼神是“物”,连人也是“物”,属于“物”的范畴。中国文学不是西方所谓的“人学”,而是“物事学”。这种“求真”的探索,这些理论的建树,新颖的见解,的确使人有拨云见日,振聋发聩的感觉。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拨乱反正之后,由于过去对人的漠视,“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表现人性的”的观念又弥漫在学术界,尤其深入于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直到现在人们还在这样说,又有谁去想过文学中“人”和“物”、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呢?

《批判》一书还指出:鲁迅应该懂得这个道理。从他童年对“物”的深切感受,从他记载的那些以天真的童趣观察到的许多可爱美丽的动植物,应该对“物”不加排斥,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由童年对“物”的关心逐渐转到“人”的身上来了。由于周作人“妖怪书类”的影响,对《聊斋志异》等书,《史略》也从“人的文学”的角度贬抑之。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聊斋志异》呢?作者指出它包容了“物”、“人”两端。“《聊斋》近五百篇作品中,纯写物事或纯写人事的都是少数,大多是兼写物事和人事的。人与物之间的相遇、相知、相通、相爱乃至相互变化,构成千差万别的排列组合,演绎着一出出的扣人心弦的活剧”。“托物言志,托鬼言志,倾注对社会黑暗、政治窳败及科举制度弊病的批判,或借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展现对理想人生和精神境界的向往以外,更有以‘异物’、‘怪物’、‘鬼物’、‘神物’为实在的存在,通过人与异物之间的相互沟通、甚至相互变化的离奇情节,表达不赞成人类专断主宰大自然,期待人类与自然界万物相平等对话的鲜明主题。一味从‘文学是人学’的角度着眼,必然会导致对神怪小说的精髓忽略”。

或许鲁迅等哲人对“人的文学”的理解存在片面性,遂导致对“志怪”、“神怪”等文学的贬抑,所以《批判》一书才如此说。其实,“志怪”、“神怪”归根结底也都是写人,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批判》一书对古代小说极为熟悉,了如指掌,如数家珍,有许多与《史略》的不同见解,纠正《史略》的价值判断。指谬纠错,比比皆是。如对《山海经》的分析,对《儒林外史》的分析,对晚清小说的分析,对《三国演义》的分析,对《太平广记》和《夷坚志》的分析,对温庭筠《朝撰子》小说的分析,对《野叟曝言》的分析,对《三遂平妖传》的分析等等,这些见解都是十分新颖、十分精道的,也是发人深省的。再如《史略》对小说作品的“举隅”,局限性很大,多半都不准确、不精彩,不典型,不具代表性,《批判》都一一给以纠正。这些都使人耳目一新。

总之,《〈中国小说史略〉批判》的确是一部好书,一部学术价值相当高的好书,一部严肃认真的学术批判的好书,是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一部难得的好书。我的书评挂一漏万,难以尽述其美。过去,《中国小说史略》成为高校中文系师生必读的教科书,如今《批判》也应该成为高校师生必读的教科书,或者将二者对读对勘,更能增长知识,增长识别能力,扩大眼界,扩大思维的悟性空间。你要了解中国古代小说吗?你要研究中国小说史吗?这是一部不能不读的好书!

看了欧阳健《〈中国小说史略〉批判》我在想:长期以来,学术界缺少批判精神,缺少这种严肃认真的学术批判。往往某个权威的书,某个权威的话,就成了金科玉律,成了人们的思维定势,时时遵守,终生遵守,不敢越雷池一步,也不准越雷池一步。这在红学界表现的尤其突出。脂砚斋这个“红坛一怪”,被某些权威捧到吓人的程度,“凡是与脂砚斋观点不合的都错,凡是与脂砚斋提供的史实不符者都斥,呜呼哀哉!”(朱伟杰《俗读红楼梦》沈仁康序),谁要是碰它一下就成了大逆不道,就可以群起而攻之。欧阳健就经历过这种“全面批驳”的洗礼。如今又“批判”了文学大师的《中国小说史略》,我想,上次洗礼他长了知识,这次更有胆识“敢于在向来不发生问题的地方发生问题而不丧气于他人的攻击”(顾颉刚语)。他在“前言”中说的好:“倘能指证拙见之不能成立,来一个‘否定之否定’,对于小说的研究和教学来说,岂非一件好事?”我相信这话是真的。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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