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权、神权、相权、兵权
――从“四权分立”的发展不平衡看太平天国运动覆灭的本质原因
对于天平天国覆灭的本质原因史学界一直众说纷纭，学者中大体上可分为两派，其一是以 罗而纲先生为代表的“内讧偶然说”派，即认为，“天京内讧”的发生有其历史偶然性，是特定的人物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机缘巧合所致，是可以人为避免的；其二则是以史式先生为代表的“内讧必然说”派，即“天京内讧”到“石达开出走”到最后“天京沦陷”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寒，是从金田起义开始便埋下祸根的。
首先，按照“内讧必然说”的观点，如果南王冯云山不战死，就可以协调缓和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可以辅佐洪秀全帮助其确定君权，另一方面又可以牵制东王分散其实力，这样就可以消弭“天京内讧”的发生。1另外，即便“天京内讧”业已发生，但翼王石达开如果不贸然带兵远征，天国仍可保半壁江山，不至于使国力急转直下。
对于这种说法，笔者不敢苟同。首先，南王冯云山自永安建制之后，为了顾全大局，便自愿退居杨、萧之后位列第三，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杨秀清不“天父附体”，冯也必须在政治上听其号令（东王之下其他诸王俱听其号令），故即便冯不战死也无力避免洪、杨矛盾的激化。
至于翼王石达开的出走，笔者认为这是当时保存天平军实力的最优方式绝无“拆台”之嫌。当时内讧刚结束，天京城内死伤两万流血漂橹，朝中又元气大伤，当年的五王只剩下洪秀全本人与翼王石达开，此时的翼王人心所向人气颇高，洪却好似惊弓之鸟，在这种情况下，翼王留下便是重蹈北王覆辙。石达开离京远征前公开留下一篇《五言告示》，告示的中心思想共有两点，第一，离京远征是不得已而为之（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第二，愿不愿意和我一起走完全自愿决不勉强（或随本主将）。可见当时，翼王石达开确是无可奈何，其出走决不可归咎到天国的失败上。
其实任何历史事件都有其时代必然性，偶然性只是在种必然性的表面的显性导索。笔者认为，太平天国失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权利系统的不平衡分配。
在中国，一个政权若要长治久安，必须要合理分配好四大权力的关系，即，君权、神权、相权、兵权，自古“四权”分立不清必遭大乱。中国的神权概念不及西方强烈，每每总是帝王册封禅师国师而非教皇加冕帝王，是以神权往往必须依附于君权且不可分离。神权与君权一旦统一，便可与相权、兵权形成中国政权特有的“三权鼎力”模式4；刘邦斩白蛇，自享君权神权，而以韩信掌兵权，萧何掌相权开创汉室基业；李世民集神权君权兵权于一身，分立尚书，中书，三省长官共掌相权相互制约，也是三权分立的一种变形；朱元璋以红巾军白莲教起义，先是重神权以号召天下，建立政权后便改重相权扶植知识分子，而对神权白莲教加以镇压，以确立君权主导。
由此可以归结出中国封建王朝“四权分立”平衡模式的大概，即君权必须绝对主导高于一切，神权依附于君权，且只能作为起义号召之用的权宜之计，决不可反过来凌驾于君权；相权、兵权必须相互节制相互制约共保君权。
再来看太平天国，天国初始便是神权高于君权，“天父天兄下凡”天王要行跪拜，这就使得神权首先归于杨秀清一人而君权则成了依附；冯云山过早让步，自动放弃了相权，加上东王本就掌兵权，于是天国便形成了史无前例的“四权畸形模式”，即由东王杨秀清一人独掌神、相、并三权，而洪秀全只掌有名无实的君权。正是这种交叉复杂的畸形模式导致了天国的最终覆灭。
最先出现权利交叉的是神权。原本，洪秀全本是拜上帝会教主，这使其神权本应无可厚非，但自“天父天兄下凡”事件后，其神权便大大动摇。“下凡”前，洪是天父二子，杨、萧分列三、四子，洪地位高于杨、萧，一旦“天父下凡”，杨便位居洪、萧之上，可以以天父身份发号施令甚至杖责洪秀全；而“天兄下凡”后，萧又位列洪、杨之上。这使得天国神权变得极度复杂混乱，后期萧朝贵死后，表面神权简化，实则促使洪、杨间的矛盾便迅速激化。
至于天国的相权，非但没能保证君权制约其他诸权，还与君权产生交叉，反过来侵犯君权。作为开朝元老，冯云山本应是执掌相权的最佳人选，这也是为何诸多学者会将冯的战死视为天国“重大的损失”2的原因。但在“天父天兄下凡”事件后，杨、萧加入了领导集团，且群众号召力大大增加，为了平衡集团内部的权利关系，冯云山只能放弃相权，由原来的第二位退居第四位。但当时天国政权尚未建立，本无所谓相权，是以冯云山的让步想来只是“战时”的权宜，等到政权建立，还是会重新执掌相权，可惜英雄气短间接导致了相权的流失。但东王相权的真正确立是由于洪秀全永安建制是的一句，“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正式公开把相权赠予杨秀清，可谓引狼入室自掘坟墓。定都天京后，东王府便可跳过东王府以相权名义自主发布文书，大大侵犯了君权的无上地位。
至于君权，上受神权节制，左受相权侵犯，右又有兵权的有恃无恐。天父一旦下凡，大到国家大事，小到洪秀全的私生活，皆可发号施令，因此，太平天国的天王实在是有不胜无，天京城内甚至还一度传出天王驾崩的消息，君权无异于虚权，洪秀全的一文不名让他觉得“内讧”实在是不可不行。
1856年6月，大清江南江北大营先后被太平军攻破，天京之围遂解，举城欢庆。洪秀全深恐外敌一解便会祸起萧墙，于是秘传北王韦昌辉。是夜，北王帐下3000刀斧手围立于东王府外，府内张灯结彩宛如过节，隐隐约约还可以听到东王一家人围桌夜宵的谈笑……
其实按照冯云山一开始的安排，天国的政治体系是完全可行的，即以洪秀全为教主掌神权、君权，自己掌相权，而以杨秀清掌兵权，这也符合了“中国特色”的“鼎足模式”，如此“内讧可免，革命可成”。3
君权制人、神权制心、相权制纲、兵权制力，古往今来，任何政权的建立都离不开此“四权”的平衡，而太平天国从一开始便构筑了一个完全不平衡的权利体系，越到后期越不可收拾，因此，天国的覆灭不可归咎于任何一个个体，无论是洪秀全、杨秀清还是石达开，他们在“四权”的体系面前是无助且无力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畸形的四权体系一旦建成，天国便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参考书目：
1.
2.《天平天国史稿――冯云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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