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商品分成价值、使用价值、价格等几方面，其中价值是指商品中所含无差别的人类必要劳动，使用价值指的是商品的具体用处效用，而价格则是价值的外在体现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这是几乎所有专家教授都明白的道理，但真正到了使用中，中国的大部分专家、教授、学者、主编就会把这些启蒙知识淡忘掉，从而采取了一种自我化的想当然的方式去建构理论，最终还是落入了用感觉诉说理性的误区。
众所周知“诗歌”不是商品，因为它是由抽象劳动完成的，只具有“价值”，而不能形成交换价值或价格，但是我们中国的专家、学者们总是习惯把它弄成商品，在忽略其价值的前提下仅根据它即时的一部分使用价值来研究它的“价格标准”。比如官方刊物总是想当然地习惯把刊物的发表水准定义为“贴近生活”“贴近时代”“关注底层”等等，这就相当于人为地、想当然地用诗歌的一部分使用价值取代了诗歌的价值，把诗歌定义为了一部分人的专用品，岂不知这一部分人根本就不需要诗歌。那么高于生活领先时代的诗歌呢？是不是因为他们的人为标准就该排除在好诗之外呢？结果导致昌耀、海子等奇葩们只得等到在春天过去的时候才发芽。而这些所谓的官方学者、专家、教授们则习惯在说话不经大脑的前提下把好诗随口定义为“感动写作”“打动写作”等等所谓“触及心灵”的东西，表面上看起来几乎有着“好吃的饭菜就是香”般地正确，但对诗歌写作者却没有丝毫地启示意义，因为诗人不知道那个“感动写作”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个标准只不过在忽视中国国情的前提下不负责任地人为估算了一种“读者口味”而已，试问，在目前中国的现代诗启蒙教育程度几乎为零的前提下，面对中国13亿人口中，10亿人口对诗歌的认识停留在“床前明月光”时代，2亿人口停留在徐志摩戴望舒时代，7000万人口停留在朦胧诗时代，2900万人口停留在海子时代，只有剩下不到100万人口进化到了21世纪网络时代的特殊条件，诗人到底盘算感动哪部分读者才合理呢？
相对于一般专家教授的“感动说”“触动说”等的单边标准，著名专家教授陈仲义教授提出了“感动”、“撼动”、“挑动”、“惊动”等所谓“四动标准”，表面看起来似乎尽善尽美无可挑剔，其实仍然是离开诗歌内在价值而制定的“价格标准”或“实用标准”而已，对诗人而言反而没有任何的实用价值，只不过把单边废话发展成了资深废话。面对这么个标准，读者照样是胡适、北岛分不清，志摩、望舒当了汪国真的兵，诗人写作还是老套的老套平庸的平庸，照样不知道怎么写才是好诗，对现代诗的认识并未从胡适年代迈出实质性地一步。
为了避免武断现分条论述：
感动 无效
首先，从中国文学史来看“感动无效”。中国有三千年的诗歌史，共出现过829个皇帝，几乎每个朝代都产生过一批感动一代人的好诗，但是至今为止真正能活在人们心中的只不过区区十数人而已，而且，所有被忽略的朝代人口都比屈原时代多，可见感动人群的多寡与好诗未必成正比。况且，唐代大诗人杜甫写出了关注黎民苍生的“三吏”“三别”之后，并未提高他当代诗坛的地位，老百姓照样不感兴趣，照样喜欢李白只感动自己的作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好诗的真正存在前提是“艺术”，而不是人为测算出的表象化的“实用价值”。其次，从横的比照来看也是“感动无效”，爱尔兰只有区区四百万人口，却出了叶芝、希尼两位世界大师，相比照中国13亿人口，随便一个官方捧出来的大诗人，可感动人群都是他们的几百倍，因此，再次说明所谓“感动写作”这个标准，只是一场诗人无能的前提下“有病乱投医”，错把师们拜在了从不看诗、写诗的读者门下。呜呼，悲哉！
如果这些远处的例子你们不相信，那就举一个眼前的例子好了，前些年，我们的大诗人郭沫若先生每当在台上朗诵出“毛主席呀，你就是我亲爷爷”时，台下都是欢声雷动，十万人热泪盈眶捶胸顿足，那么，“毛主席呀，你就是我亲爷爷”就真的是好诗吗？
“撼动”无功
当年汪国真先生《年轻的潮、风》一出，几乎所有的少男少女之心都被震撼了，一时间百万册销售一空举国纸贵，那么这个《年轻的潮、风》就真的比当时只征订了四册的公刘先生的诗好过千万倍吗？可见即便“撼动”了没受过启蒙教育的100万中国读者的心灵，含金量依然不高。
“挑动”无能
连“感动”“撼动”都没啥用处，挑动就有用处吗？当然更不行了。比如，现在假如让章子怡身着泳装在露天舞台上朗诵伊利川的代表作“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估计得挑动得100万热血青年血脉贲张，但“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就是好诗吗？当然不是，只不过一个肤浅的小感觉而已。
“惊动”无名
当年雷平阳先生《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七条支流》一出台，便惊动了无数的专家学者，甚至连这辈子都不愿看现代诗的发行超百万的大报总编也被惊动了，破天荒整版报道，别忘了那可是相当于一下子拿出了10几万的资本来支持现代诗呀，但有用吗？《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七条支流》就是好诗吗？陈先发先生有句话，“一切容易的都是恶的”，这个东西充其量还是个“恶”的东西而已。
假如以上论述仍然不能令你充分认识到这个“四无”标准的无用，那就接着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来检验它好了：
月下独酌
李白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苏 轼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清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两首诗（词）分别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宋代大诗人苏轼咏月的代表作品，到今天为止几乎所有的专家教授学者们都未对两首诗（词）做出过准确区分，都认为是两者都好、同样好。不是他们不想划分，而是依据他们的所谓标准根本无法区分谁的更好，如果强制他们划分估计和抓阄差不多，只能是“我感觉”XX的好XX的不好，但“我感觉”根本不是标准，只是一种即兴的感性判断，即便让那些鲁迅文学奖评委来划分，从以往他们的战绩来看估计依然如是。难道“文无第一”真的成了中国特色吗？那让他们浪费纳税人的钱财又不按“标准”办事，要他们在那尸位素餐干嘛呢？
那么，让陈教授的“四动”标准来区分又当如何呢？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与“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清天。”谁更感动人呢？“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与“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谁更撼动呢？回答当然是不知道！那“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与“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谁更挑动呢？“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与“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谁更惊动呢？回答还是不知道！也可能你会说“我感觉”xx好XX不好，但对不起，那还是你个人的感觉，与此标准无关，因为你的感觉依据是你心里没说出的或说不清楚的另一个“标准”在作怪，一万个读者有一万个不同的感觉，那就和无标准是一个样子。也可能有人会说，一万个读者有一万个哈姆雷特，没有标准岂不更好吗？不错，“一万个读者有一万个哈姆雷特”的效果出现是好事，但那是因为有了一个前提——莎士比亚按照他的写作标准完成了哈姆雷特这个人物的“立体化”效应，这正是我下面要说的，诗人的写作标准成就作品的价值，而作品的价值是读者标准或“价格标准”存在的前提，因为价格只是价值的外在反应而已。只不过我们那些依靠“功夫在诗外”的名家们把这个顺序弄反了，只研究脚趾头不研究脑袋，结果，作协成了“做鞋”，协会成了“鞋会”，专家成了“砖家”，教授成了“叫兽”。
鹰之的立体主义标准：
本人认为，天下任何一首好诗都是由“高度”“宽度”“厚度”所组成的立方体。
“高度”：
终极价值的追问能力。体现诗人的使命感与担当精神，也是“桂冠诗人”一称谓的由来，因为替上苍传达神谕才是诗人的真正使命。
从“高度”的角度为诗歌命名就是：“诗”就是诗人个性化世界观的普遍化、形象化命名。考验的是诗人个性化体验转化普遍真理的能力（也就是艾略特所言的“逃避个性”），通俗一点说就是考验诗人更本质地触及各类题材的能力。如从这个角度来衡量诗人的创新，就是让诗人从纵的历史的角度、从横的世界的角度来衡量，你的创新是不是建立在了同类题材的可比照性上，所谓“创新”就应该是让人类多出了点什么，而不是一个小圈子的互相自摸、抚慰，从而让那些真正具备在人类思想史上有创新与突破意义的优秀作品与那些没有担当与使命感的即时性出奇作品区分开来，是区分好诗与劣诗的主要依据。
关于“高度”的建构具体见本人的“诗人究竟为谁写作”。
“宽度”
诗力场的反射映照能力，是由物象有机组合所达成的让读者展开想象力的“跑马场”。“诗力场”的存在前提是物的有机化组合产生了峥嵘气象，如同八堆石头经过诸葛亮的有机组合组成了“八阵图”，石头已成为“场化”了的石头，有了特定的身份。因此，诗学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力学结构，也可以说“诗意”就是诗力场“场化”洋溢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
那么，“宽度”如何在文本中体现出来呢？如何界定它的反射、映照能力呢？除了物象所指之间自带的时空距离所形成的开阔空间外，还要依靠物象本体与喻体之间所拉开的广阔的想象距离来体现，如，本人在《无风的日子》一首诗中用掌纹上的分叉与山野中相对静止的树木作比，用骨质增生来与诗人的骄傲相比等等，中间隔着1800万公里，足够读者绽开想象的翅膀飞翔，所谓写作“越来越远”就是此理。这种因延长读者想象空间产生的距离感和陌生感，自然和某些官刊编辑所倡导的词语组合的陌生化效果不是一个时代的认识了，因为假如两个物象之间的意义空间本来离得就很近，比如桌子和椅子，你非要在两者之间弄些玄机，只能在中间玩些词语游戏，除了词语的生僻晦涩外，又能弄出啥花样呢？（关于更具体的论述具体见本人“论一首诗的身体性与身体权”一文）
从“宽度”的角度为诗歌命名就是： “诗”就是物的有机化组合所呈现出的“像”，
“像”就是诗歌的“不可言说性”。
“宽度”决定诗歌是一门艺术，是区分诗歌与其它文体的主要依据。
“厚度”：文字背后那个看不见的“高”和“宽”。
从“厚度”角度为诗歌命名就是：“诗”就是“无我之境”之中的那个藏起来的“我”。
“厚度”决定着诗歌是门技术活手艺活，它决定着诗人把自己的全部生命体验、思想感悟等不露声色揉和到诗中去的能力，本人所提的写作“越来越近”就是此理，写作就是向自我心灵内部的逐渐靠近。如果“宽度”是呈现能力洋溢能力，“厚度”就是渗透能力整合能力，和“高度”“宽度”相辅相成。
从本人立体的“三度”诗学标准可以轻易地判定出任何一首诗的“价值”，大部分诗歌仅仅从“高度”一项就可轻易化分出高低，如果“高度”不能区分，再看“宽度”或“厚度”，这其中本着“高度”第一、“宽度”第二、“厚度”第三的原则。至于划分真假先锋就更容易了，凡是真先锋都是这个立方体的合理变形，而不是以牺牲掉其他两度前提下的出奇产品。
那就以此来评定
李白《月下独酌》和苏 轼《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谁更优秀吧：
先看“高度” 终极价值的追问能力。
李白这首诗主要表达了官场失意后的孤独感，感到世人皆醉我独醒，因而孤寂之余只得无奈“举杯邀月”同饮，属于正宗文人诗——得意时“气吞山河”失意时“黯然神伤”，不具备终极价值的追问能力，或者说充其量能做到个儒家所言的“独善其身”。仅得及格分6分。
再看苏轼的，虽然同为官场失意之作（而且苏轼更为失意，差点让乌台诗案弄掉脑袋），但苏轼并不是怨天尤人，而是以宽阔磊落的胸襟坦然受之，自觉地以承担人间的风雨沧桑为己任。即便从文人清高的角度来说，虽同为孤傲苏轼更为傲到“无极”，即便到了月亮上成仙依然是“起舞弄清影”，苏轼仍然感到还是孤独的，因为他可能根本瞧不起月亮中的众仙。
那么，如何从追问终极价值的角度理解本首诗呢？苏轼系从道家“天人合一”的角度，做了一次天马行空地思想旅行，从而警醒世人“不应有恨”，应看透“人间正道是沧桑”，从而“人长久，共婵娟”。本诗（词）的中心是“爱”而且是“大爱”，只要你爱着这个世界，就自然会感到这个世界的无限美好，这和李白以个人化的“怨”来表达小文人的清高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加10分
再看两首诗（词）的“宽度”，反射映照力比照
从起笔诗力场的进入来看，李白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借境抒怀相比照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清天”没呈现的直抒胸臆似乎更人文化一些，苏词在豪迈之余似乎显得有些“没来由”。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下，直接对月亮发问似乎已成为了一种惯例，月亮似乎已经有了“文人知音人”这么个约定俗成的角色身份，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此处可理解成苏轼有意省略了个问的背景，因为不必说出问的缘由读者在当时也可领会得到。但再往后读李白的诗就不行了，因为“诗意发生地”就是他眼前的酒杯和影子，绕来绕去还是没绕出“宽度”，只是原地打转左思右想，也没想出啥新鲜结论，只能是“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下次跟月亮与影子继续接着喝。没有给读者的想象提供一个开阔的“跑马场”，自然反射映照能力也不大。勉强及格再加6分。但苏词则是天上地下纵横自如：（地上）“把酒问青天——乘风飞往月亮，又感到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呢？转而飞回人间——在转朱阁，低绮户中悟透“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人生真谛。似乎给读者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随着他天上地下的飞来飞去，仅仅在所指上便提供了一个无边无际的广阔空间，非李白可以比拟的。加9分。
再看“厚度”，渗透力、整合力之比
由于“李白具备苏轼之才，但不具备苏轼之学”，自然在“厚度”上可装载整合进去的东西更是不及苏轼了，本诗也不例外。由于诗中之物并未有效利用
“高度”、“宽度”上的时空变换、转移取得“身份”转换，因此可渗透力不强，即便能把月亮、影子想象成N种物质，它的身份还是一个“暂伴”物，只能算勉强及格加6分。而苏词则不同，由“高度”、“宽度”自然生成的纵横无际的时空距离有效拓宽了读者的想象力，令“能指”上升为了“有能力指涉”而非李白简单的“可指涉”，如天上宫阙即可理解为天上“天庭”也可理解为地上“朝堂”，因为苏轼一生就是不停地在京官和地方官之间拉锯，在“庙堂”和“百姓堂”之间奔波。在“庙堂”处的心寒和广寒宫的寒冷都可理解成“高处不胜寒”，“庙堂”的孤立无援和广寒宫的孤独寂寥都可理解成“起舞弄清影”。除此之外，诸如“高处不胜寒”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句子至今仍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在“能指”上仍具有新鲜的可指涉活性，更是李白的无法比拟的。再加10分。
综上所述，李白的月亮得分18分，苏轼的月亮得分29分。无论从“高度”还是“宽度”和“厚度”上二诗（词）都有明显的差距，而决不是官方教材中所言的
“文无第一”“仁者见仁”，李白的这个“月亮”和苏轼的这个“月亮”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月亮，前者是一枚三流“小月亮”，后者则是一枚一流的“大月亮”。
由于这些年诗坛的造神运动此起彼伏先锋林立奖项繁多，因此一提起标准、主义啥的会令人很反感，也许有人会问，西方诗歌比我们优秀没听说人家有啥标准呀，咱们还需要吗？不错，西方现代诗歌发展到现在也已经近三千年的历史，在官方不干涉的前提下是用不着再定什么标准了，但不能因此说西方自由体诗没有过“元始”标准。我们的格律诗从诗经发展到唐诗宋词肯定也经过了多少次的标准进化，不断完善更新的格律就是标准。那么西方诗歌在同时代也应该有不断进化完善的标准，我们没听说不能说他们没有。只不过他们在约定俗成中发展到今天相对成熟了，由于没有出现明显的艺术形式上的“断裂”，他们似乎已经不需要制定什么审美标准。但中国则不同，由于新诗是个新鲜的舶来品，一开始便处在照猫画虎的模仿中，如果没有一个体现诗歌本质价值的相对宏观的“元始标准”制约，最终还是在形似神不似中波浪状轮回。但更可悲的是在没有宏观的诗学标准制约前提下，官方、民间人为制定的狭隘标准却是层出不穷，这就更加剧了中国诗歌的摇摆不定裹足不前，如官方片面强调的的贴近时代、贴近生活、关注底层等等标准最终还是容易整出一堆时尚化、平庸化产品，因为“时代性”就是“时尚性”就是即时性，而“生活化”极易陷入平庸化、琐碎化，比如，随便从《人民文学》选首诗，
“有力气的男人外出找钱去了，才长大的姑娘被劳务输出了，连长得一般的寡妇，也进城给人擦皮鞋了，老得掉牙齿的老家，只剩下年迈的父母，带着上小学二年级的孙辈，白天在去年的土地上掰包谷，夜晚守着三间瓦房和两声狗叫”。
这样的东西分不分行都不叫诗，即使发在《人民文学》也丝毫不能提升它的价值，难道土一点粗一点《人民文学》就变成人民的文学了吗？相对于他们的区区几千份发行量，未必农民伯伯就能真的看到，估计真的看到也未必喜欢，因为如这个东西也叫诗农民伯伯一天就可写一堆，而且比他的还顺流。更可悲的是在网络出现之前，那些平庸的主编、评论家们仅仅根据几本官刊就人为确定了中国诗歌的“真相”，说什么朦胧诗有句无篇第三代之后有篇无句等等傻话，其实那个“真相”只是几个编辑造出来的真相而已，现在回头看看这是场多么不严肃的命名呀，那些刊物一年的发行还不及那些点击量高的博客一天的访问量，又是如何代表的“中国水准呢”？有可能真正被他们掩盖的遮蔽的诗歌才是中国诗歌的“真相”，估计九十年代像本人这样的非观念性写作者也不在少数，因为不赶他们的潮流不玩那种时尚化的观念写作，自然被他们遮蔽掉了。其实，第三代之后中国不是无好句，而是他们发表的那些无好句，仅仅鹰之、陈先发二人的好句就足可对抗整个朦胧诗一代人的所谓好句了，何况还有那么多没赶上好运的昌耀们、北岛们、海子们呢。所以，仅仅几本官刊的造史运动造出的那段历史必然是后代文学史忽略掉的那部分。
而类似著名评论家陈仲义先生提出的所谓标准，最终还是把诗人的创作生命交到读者手中保管，读者高兴就把你捧在头上当鲜花，不高兴就把你踩在脚下当狗屎。在读者对诗歌不感兴趣而当局不对读者持续进行相对系统的启蒙教育前提下，诗人想赶上读者的阅读节奏，与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芝诺的乌龟一样徒劳，基本上没啥实际意义。但本人的立体诗学标准则是中国第一个相对理性的诗学标准，让诗人从诗坛的“造神运动”影响中彻底摆脱出来，有了这个相对比较接近诗歌内在价值的理性标准，无论官方的造神贩子还是官民合办的造奖贩子怎么折腾，都影响不了你芝麻开花般的前进，都影响不了你发源自身体内部的自信。如果你真的创作出了具备“高度”“宽度”“厚度”检验的真诗歌，那读者对你的褒贬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你的诗歌正沿着它内在的逻辑轨迹滚滚向前，至于别人再说“我感觉”你的诗如何如何，你完全可以嗤之以鼻：对不起“我感觉”是胡适年代的标准，而我沿用的是“鹰之时代的”立体诗学标准！
当然了这套理论本人还在日趋发展、完善中，在尽善尽美之前不急推出，也期待着今后的70、80、90、2000后逐渐加入到研讨阵营，让它能在与时俱进中辅助我中国诗歌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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