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任何形式的诗歌研讨会，无怪乎讨论两个问题，其一，写什么，其二，怎么写。但每次讨论又似乎都讨论不出什么新意，其结果也是两种，怎么写？好好写！写什么？要么写“小我”要么写“大我”，最后结局还是后者挂帅——“为人民写作”。因此，几乎每一次研讨会结束，与会人员除了能混个脸熟这一唯一收获外，几乎没人对讨论啥结果当回事，而这些所谓名人呢，仍旧可以把本次发言稿保存起来下次接着用，因此有人开玩笑说，在中国当名诗人是最容易的，甚至是终身制的，因为我们的观众都有着宰相般的宽宏大度。
难道“写什么”与“怎么写”这俩问题就真的是永远讨论不清楚的命题吗？若果真如此，我们岂不都成了“存在即合理”思想的附庸，又如何去超越前人呢？
我在"立体主义"理论中曾形象地把一首好诗称为高度、宽度、厚度组成的立方体，“高度”是诗人的使命感与担当精神的体现，考验诗人终极价值的追问能力；“宽度”，则体现为诗力场的营造技巧，也就是说诗歌的主题都是通过代表诗歌“宽度”的“诗力场”“场化”洋溢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是一种呼之欲出、自然而然地指向；“厚度”呢，则是指文本看不见的那个“高”和“宽”，是通过作者的文本物象呈现暗示给读者的，这跟形容有眼光的人“入木三分”一个道理，没有“厚度”如何让人家“入木三分”呢？如果把“高度”比喻为一个“核弹头”，“宽度”就是一个“核反应堆”，那么，“厚度”自然就是核反应堆背后所储存的核能源的储量，弹头冲击的“高度”是受到核反应堆的布局精密程度和核能源的储备量所制约的。“高度”是区分好诗与劣诗“大诗”与“小诗”的主要根据，“宽度”是区分诗与非诗的根据，“厚度”是区分深刻与肤浅“力学结构”与“堆砌结构”的主要依据。
那么，这个“核弹头”最终指向的方向在哪里呢？诗人究竟为谁而写作呢？
“终极价值”——伟大诗歌背后的“发光体”
诗人永远是人类精神文明史上的最高启蒙者，也是最高“护法”者，因为诗歌永远占据着人类精神文明核心部分---“真”“善”“美”之中的核心部分，堪称“核心中的核心”“美中之美“，它永远展现着未来世界最美好状态中的最美好的瞬间。哲学家推导出一个逻辑可能需要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而诗人可能借某个瞬间的灵感就能成功实现跨越时空魂游太虚。当然这只是偶然性使然，要真正从必然性上发掘伟大诗歌的出现根据，必须找到诗歌产生照耀性的那个光源，那么，这个“核心中的核心”“美中之美”到底反射的是谁的光芒？当然是源自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这个“发光体”，因此，诗人每发出一次对未来世界终极价值的追问，都可意味着是向“至真”“至善”“至美”一次成功地价值回归，比如，屈原的《天问》、艾略特的《荒原》等等，而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的“终极价值”又是始终不断变化、完善着的，而且周期性也是比较明显的，在“人民”一词逐渐由蚂蚁角色转化为大象角色时，中国诗人如果始终固守着官刊所倡导的“关注民生”“关注当下”“为人民写作”，却又不知道这个“当下”“民生”究竟是什么，很可能沦为历史的牺牲品，成为即时性地“中国特色”。那么，就让我们踩着前人的肩膀，一次又一次发出崭新的追问吧：
从老子的“陀螺”到《天问》
老子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发出人类终极价值追问的大思想家，他把终极价值定义为“道”，人活着的价值就是对“道”的追循：“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道”如果能用语言表达，给它一个确定的名堂，“道”便不是那个恒久运行生生不息的“大道”了，因为说不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才彰显它的伟大之处。虽然不能具体说清楚，但老子认为“道”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它不是自己在运转，是集合了万物运转的一种“共同运转”，它自己似乎并没有生命特征，但万物的生命状态却呈现了它的生命特征。为了不令这种伟大的和谐状态遭到破坏，老子提出了“不尚贤”“绝圣弃智”“小国寡民”的策略，既然不能说清楚“道”究竟是什么，那么人类只有以不变应万变，安分守己方能长治久安。用现在眼光看，老子假设出来的这个“道”和策略，也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他认为“道”就像一个旋转不息的陀螺，如何才能让陀螺永恒转动？那就是“不打扰它”！让人类的“小道”自然而然融合于大自然大道之中，让人民像蚂蚁一样弱小，不发展科技，不让人民聪明的太快，自然就影响不了地球万物的和谐生息。但是此种方法有效归有效，但却让人民活的很没乐趣，像个小陀螺地整天转呀转，谁不够呀。那么，此种情况下，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则意味着就是追问那个传说中的“道”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只有把它弄明白才能改变人民这一“陀螺”身份，为此我国第一个大诗人屈原发出了洋洋洒洒的173问——“天问”
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闇，谁能极之？
冯翼惟像，何以识之？
明明闇闇，惟时何为？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圜则九重，孰营度之？
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斡维焉系，天极焉加？
八柱何当，东南何亏？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
隅隈多有，谁知其数？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
屈原一口气发问了关于天、地、自然、社会、历史、人生等的173个问题，被誉为是“千古万古至奇之作”。那么屈原问这些问题究竟为了什么呢？很显然只有一个目的：揭开“道”的秘密，让人民活得更有意义，说是人类精神文明史上最杰出的启蒙主义作品丝毫不为过！也因此诗奠定了屈原作为我国第一伟大诗人这一当之无愧的“荣誉称号”，如果那时有诺贝尔奖恐怕非屈原莫属！在屈原之后，由于皇帝“越来越大”“小民”“越来越小”，尤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诗人这种对终极价值的追问权力逐步被剥夺，而且，在儒教“实用主义”思想的统治下，诗人写作的神性被进一步束缚直至变得功利，因此屈原之后2000多年无一人可在诗歌高度上与屈原比肩，因为诗人不敢触及所处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不敢发出所处时代终极价值的追问，柳宗元虽然曾作出过《天答》，但此时已非那个时代的“终极”之答了，换句话说，在皇帝时代哪个诗人敢越过“天子”问天，除非活的不耐烦了。
从“圣经”到“荒原”
如同“道分阴阳”“两点一线”，在东方有老子、孔子，在西方有苏格拉底和耶稣，孔子“修身治国平天下”实用主义儒教统治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西方的基督教《圣经》也以“神本主义”道德法典为依托，统治、约束西方精神文明2000多年，前者以“意境”（天人合一）“诗言志”令“中国龙”一脉承传，后者则以“神性”“形象化”（比喻）令西方诗歌光照千秋，从大卫的《圣经诗歌》到但丁的《神曲》都是依托于《圣经》的神本主义思想发出人类终极价值的追问：“人是怎么来的，该如何存在，最后到哪里去”，前者以耶稣的奉献精神为基础，激励世人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后者则通过地狱、炼狱的警示作用，警示世人远离假、丑、恶崇尚真、善、美才能从地狱升入天堂。
可谓“成也萧何败萧何”，基督教的兴盛诞生了伟大的“神曲”，但随着“科学杀死上帝”的脚步逐步行进，哥白尼的“天体运行”的发表，瓦特蒸汽机带动英国的工业革命的爆发，诺贝尔炸药的发明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令基督教《圣经》这一西方“精神宪法”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为对人类未来产生担忧、绝望的情绪“现代派”诞生产生了物质基础，于是，诗人又一次发出“人类灵魂的诺亚方舟将驶向何方”的终极价值的追问，诞生了《恶之花》、《荒原》等不朽诗篇。在波德莱尔眼中，城市就如同“被太阳烧的腐烂的腐尸”，而在艾略特眼中，上帝缺席后的人类精神家园则如同寸草不生的沙漠、荒原那样，连腐烂的“恶之花”也不存在了。至于后来的“后现代”“后后现代”因与追问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无关，也可说没有人类精神层面的启蒙性警醒性的伟大作品产生，仅终止于解构、打碎而又不知道怎么整合、建构，很容易成为世界文学史忽略的那部分，可以把他们想象成一个标点符号，诗人在绝望情绪中没缓过神来的当口，有人偶然做了一个鬼脸伸了一下舌头而已，可以忽略不计。
对“终极价值”追问能力缺失，也是我国出不来大诗人的主要原因
在每次诺贝尔文学奖折戟沉沙之后，中国舆论界都会产生两种论调：其一，他们看不懂我们汉语诗歌，这是对我们汉语诗歌不公平的“误判”结果。其二，这种结果源于政治敌对和歧视，即便我们写得好，他们也会视而不见。这两种论调又会最终合二为一成为一种新的论调：诺贝尔奖对我们没有用处，我们不为它写作只对汉语写作负责，这个奖不要也罢。尽管不能说这些观点一点道理没有，但也不能因此忽略我们自身的不足，试问，目前诸如特兰斯特罗姆、勃莱、默温等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西方诗人，中国有哪些近代诗人能超越他们呢？更何况特兰斯特洛姆本身就是瑞典人呢。很显然，从对“终极价值”的追问与触及是诞生大诗人前提的角度，我国自屈原之后一直未诞生世界级大诗人是肯定有其特定原因的。
首先，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一直是儒教统治中国，儒教是一种为封建统治统治阶级服务的实用主义“人学”，它既非神性的，也非理性的，孔子主编《论语》的出发点就是建构在一种“概率上的折衷主义思想”，所谓的“中庸”就是大多数人永远是对的，那么，把当时大多数人认为正确的理念整合起来，就自然应该是合理的。从这点来说与其说孔子是个思想家、理论家莫若说是一名大学者更为合适。孔子从未从理性的逻辑的角度去解释过一个概念，而是凭借感性的举例说明去“解惑授业布道”，跟老子的《道德经》相比，它只是“术”而非“道”，这种“非逻辑”性最终决定了孔子学说的不能递进式发展，限制了他之后大思想家的出现，也限制了科学和其他学科的发展，没有伟大的思想照耀也是大诗人迟迟出不来的一个根本原因。
其次，孔子的“实用主义人学”在取得封建统治阶级认可之后，
“实用性”自然成为了评判一切文学艺术的“标准”，在杀死“神性”（因为“天子”就是最大的神，诗人的想象力是受到逐般约束的）同时也令诗歌偏离了以艺术为中心的正常航道，从而确立了一脉相承的“外行领导内行”的评奖史、编撰史（连杜甫都难入他们的法眼），那么评判的结果自然就是“文无第一了”，不出大诗人又有什么奇怪呢？即便擅长“神游”的唐朝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也只能是沉湎于自己的喜怒哀乐式的个人化写作，跟但丁《神曲》恣肆汪洋的神性写作远非一个级别的，即便如今官方任何形式的诗歌奖仍未脱离“社会意义”这个不成文的实用主义标准，甚至大学教科书《文学概论》也不能脱离用感性解释理念的窠臼，连个“意境”概念都不能从理性角度解释清楚。可想而知，我们的XXX诗歌奖xxx文学奖是什么含金量了。
为“为人民写作”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在当前人民愈加富有强大地球愈加弱小贫穷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新情势下，诗人必须对“为人民写作”赋予新的历史概念，因为面对毫无还手之力的地球万物，新时代的“人民”已成为“欲望之海”的代名词，是诗人该“脱离人群”的时候了，所谓的“为人民写作”应该由“为民请命”自觉转移到“为地球请命”的轨道上来，当今时期“为人民写作”的概念可能意味着是对人民不合理欲望的节制、蒙昧思想的启迪、世风日下的抵制、仁爱之心的唤醒等等。
诗人离现实太近可能“当局者迷”
诚然，无论屈原的《天问》、但丁的《神曲》、还是艾略特的《荒原》等追问人类终极价值的伟大诗篇都可解释为“为人民写作”，但其中的“人民”都可泛指整个人类，都非特指的历史概念，都是建立在对整个人类思想上的震撼、警醒之上，跟目前官刊倡导的“贴近现实”“关注民生”“关注底层”“关注打工者失业者”“骂贪官污吏”等具体现实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诗人与现实生活走得太近，很可能不能透过现实性看到内在的真实性，这种与时俱进的“共时性”只能导致诗人的眼光跟“人民”一个水准，杀死了诗人的“预言家”身份。诗人的写作不能高于生活反哺于生活，仅仅靠对“人民”的取悦、迎合与谄媚只能导致人民更不需要诗人、更瞧不起诗人，这种短暂的“貌合神离”带来的可能是诗人这一尊贵身份的彻底丧失，因为这种即时性的“当下”，很可能令诗人不自觉陷入居中而当局者迷，一旦实事稍有变迁，可能就出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尴尬效果。
事实上当前情势下诗人很难真正意义上做到关注现实，因为诗人作为人民中的一员根本没能力辨别当前“国家行为”这一“最大现实”，而局部的现实又是这些“最大现实”延伸的根须，所谓的关注现实很可能最终沦为关注现实中的细枝末节。比如以美国为例，美国政府攻占伊拉克控制能源以应付金融危机，对美国人民来说绝对是一种“负责”的精神，否则美国不得不面对国家动荡、民心不稳、失业率急剧上升、企业大举萧条的局面，但对于一名美国诗人来说，面对这种局面要关注现实要为人民写作，该持何种态度才合适呢？要反对就和反对人民差不多，要支持无异于放弃诗人的神圣天职，而作为一名伊拉克诗人又该持何种态度呢？又如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来说，最公平的贸易莫过于“劳动”的等值交换，但如今国与国之间科技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这种贸易的公平很难得到实现，发达国家完全可以以过期淘汰的技术与机械以高价来换取发展中国家的不可再生资源，作为诗人面对这种现实该如何表态呢？否定？那么，你能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眼看着人家用电脑自己家用珠脑吗？但是这种交换模式如果长期不能改变，必将导致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提前枯竭。那么，推而广之，假定某落后国家以不可再生资源换取了发达国家的先进采掘设备，致使能源获取速度成倍增长，该企业因效益大大提高令职工福利大幅改善，作为该国的一名诗人面对眼前的现实你又该持何种态度呢？该兴奋还是悲哀？因此，从关注现实的角度我主张当今时代诗人应该关注“地球村”安居乐业良性发展这一全人类的“最大现实”，以激发全人类的爱心为己任，发出诗人应有的声音，而不去过分关注那些自己看不清楚的具体现实，那样我们就离波德莱尔、艾略特们越来越远了。
当然了，本文所提不能离现实太近并非是让诗人脱离现实生活去建构凌空虚蹈的空中楼阁，而是脱离对具体现实新闻性的过分依赖达到“看山不是山”的程度，相反的我倒觉得平常小事入诗可能更容易达到“以点带面”的效果。
诗人，还是坚决做地球村的代言人吧
其实，自“诗人”这一称谓面世以来，诗人始终都是万物的代言人，如果说文学是人学，那么诗歌就是物的艺术，也可说诗人就是代物传音精通大自然语言的人。自人类诞生以来，人类就从没有像现在这么强大过，“物”就从来没这样脆弱过，每天都有上万物种神秘消失，但它们消失的原因并非因为自然选择，而是人类的强大，甚至连作为万物之母——地球的小命也在人类手心里攥着，随便哪个大国总统手指一动地球便在蘑菇云中消失。那么，此时诗人不替那些哭泣的万物代言、岌岌可危的地球母亲代言，让人民听到他们的呼声而心生恻隐，还要自诩尊贵的诗人干什么呢？
“地球村”时代何时到来？
马克思就是一个真正热爱地球的大哲学家，他希望地球成为一个“地球村”，并希望地球村村民能世世代代和睦相亲，像一家人那样在地球上美满幸福地生活着。相对于老子的“绝圣弃智小国寡民”的消极策略，可谓建构更积极更宏大，更值得人类舍身向往。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螺旋式递进发展的，相对于老子的“陀螺”可谓在认识上又进一层，更接近于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但在螺旋的顶部又人为安置了一个’陀螺”——提出了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消灭国家和阶级、物质极大丰富、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并希望这种理想状态永恒存在下去，这与其说是个最高理想，莫若说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
那么，如何让这人类最美好的思想能得以实现呢？很显然需要两个前提：
1，必须依赖于全世界各族人民觉悟的提高、精神的觉醒来弱化国家机器的功用，也可说是靠人民自觉放弃“国家机器”，而非把国家机器暴力毁灭。因为在几个超级大国都成功掌握核武器的前提下，靠战争来消灭国家已不可能，因为这些核武器的储量已足够毁灭地球几百次。那么激发出人类对地球村的怜惜、热爱之情，将是必由之路！这项工作谁来完成？诗人当仁不让！
2，
“物质极大丰富、各取所需”实现的前提是地球村保持良好运行，因为“各取所需”的核心思想是“公平”，人民都需要穿金戴银、“私车私机”，但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不可再生的，地球的大气层免疫力是有限的，人民穿金戴银、“私车私机”的存在前提必须以不超出地球的负荷能力为原则。人民的这种奉献精神靠谁来激发出来？人民过激的欲望谁来节制？诗人当仁不让！
既然“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那么作为崇尚真善美为未来写作的诗人就有义务为这种“最美好”保驾护航，这也是21世纪诗人写作的永恒主题最大的终极价值！
“生意人”和”等号”
那么，21世纪诗人最应该告诉人民的是什么呢？
为了更确定性论述当今终极价值的存在，笔者以早年的一首小诗作为抛砖引玉：
《等号》
太阳 并不像那盘
吱吱呀呀转着的石磨
他在抚摸——
老柳树像他的女人
三叶草像他的女儿
乌鸦的小眼珠
尾随我机警地转动
看我像生意人
我把多余的枝叶烧成草木灰
不让它满天飞
把老牛的锈鼻圈解开
不让那些倒嚼出的泡沫
溢出它的生物钟
缓缓催动羊群，像在天空飞着的
朵朵白云那样...
我站直身子模仿它们走动
在它们影子旁，划着
一个又一个 等号
这首诗两个中心词语是“生意人”“等号”。
“生意人”就是人类越来越富有、地球越来越贫穷的根本原因，因为“生意人”的存在根据是“利润”，人民投入给地球身上的少，从地球身上取走的多，这导致了“交易”的不公平性，近年来这种不公平性日益突出，我们的科技呈几何倍数地速度发展，掠取速度越来越快，但地球万物的生成速度并未有丝毫改善，甚至由于她的老迈，她的脚步还将变得日趋迟缓，这就好比兔子跟乌龟赛跑一样，难道让我们提前透支掉子孙的财产让他们画饼充饥吗？而我们吃着“拔苗助长”结出的粮食，“乱伦”“杂交”出的瓜果蔬菜，难道我们就这么崇尚“杂种”时代吗？是该让这只兔子停下来休息一会了，因为我们面前迫切需要一个“等号”。
如何改变人类“生意人”的身份？最佳策略当然是一个“等号”，何谓“等号”？当然是投入跟收获持平！当然是与万物的行进速度同步！当然是跟地球母亲的步伐一致！发明产品跟垃圾还原同步！资源利用跟资源产生同步！这也正是老子的“道”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息息相通的价值中枢，“等号”就是天地间最美妙最永恒的一个符号！因为它永不相交没有终点！
尽管，本首小诗在十多年前写出至今官刊也不喜欢，这丝毫不影响我的自信。因为，“不要让人类成为生意人”将是21世纪人类写作的主题广告语！而“等号”将是21世纪人类写作的最大终极价值所在！因为，那是地球万物从心底发出的最迫切呼救声！
本文所提出的对终极价值追问，并不是让诗人们进行同题写作，而是对那些有理想冲出中国走向世界的诗人在写作上提出一个宏观的价值取向，因为要想被世界认可必须为世界写作，必须抓住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这是无条件的！至于不知道谁说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那句屁话，实在是坐井观天式的自我安慰，不辨也罢。只有各个民族以奉献精神为基础所彰显出的最美好部分才是世界所需要的，但很多时候“劣根性”也是导致他们“族而不群”的特征所在（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当然本人也无意陷入写作有无标准式的无聊争论，因为在诺贝尔评委会还存在那么多官刊编辑部还存在的前提下，这种争论无任何意义，难道他们不凭标准在工作，那凭借什么呢？人情吗？感觉吗？他们没说出更具体的标准，正说明了标准的难度，那么找到写作的理性这项工作才显得那样具有挑战性，那就一起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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