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精神论稿（四）
(2007-05-04 08:34:52)
4、作品的思想源泉
《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当然是笔墨纸砚。
然而，甲戌本凡例却有这样一首诗的记叙：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曹雪芹在著述《红楼梦》第一回开篇之时，就费尽心机经营了一则顽石无材补天、枉入红尘的神话，巧妙地转让了自己著作权，却又不忍完全淹没自己的良苦用心，依旧直以自己名义题成一绝抒发心志：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作者感慨的是什么？是“荒唐言”背后的“辛酸泪”。作者悲叹的是什么？是众人云其“痴”却不能解其“味”。无限隐衷于此，能不令人哀惜？十年辛苦，字字皆血，这其中又究竟隐含着怎样的一段故事呢？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集中探讨了作者本人的人生际遇。在雪芹的少年时期，他的家族就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波折，以至由兴转衰，家业凋零。昔日的锦衣纨绔富家少年，也因此落魄终老，甚至沦入“举家食粥”的境地。抚今思昔，心头又何尝不会涌起一股“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怅然辛酸的滋味？可以说，亡国之变让中国文学史上成就了南唐后主李煜的不朽，而家败之劫，则又让中国文学史上深深烙下了曹雪芹的印迹。《红楼梦》亦与后主词一样，流传为千古之绝唱！
当然，在《红楼梦》里，贾府并不是织造府，贾宝玉也并不等同于曹雪芹，这里有艺术的改造与再创造。但是，贾府却真真切切有着昔年江宁织造府的影子，一样经历着大盛大衰的起落。贾宝玉，则也由作者将自己的一些思想意识倾注其中，成为了作者的代言与代行。
对于现实中的曹雪芹，裕瑞通过“前辈姻戚”之口有所耳闻，并在《枣窗闲笔》中记叙其形象为“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这与《红楼梦》陈述贾宝玉“最是极好”的那一番翩翩浊世佳公子的外貌形象，恐怕相去甚远。贾宝玉生活在姊妹繁多的大观园中，整日于内帏厮混，而且也深得众多女孩子的倾心悦爱，可现实中的曹雪芹只怕也远不会有如此之艳福。从这一层面上说，贾宝玉也未尝不是由曹雪芹在创作之时寄予了自己的一番“性幻想”，或许，这也是曹雪芹本人在内心潜意识之中，对“性”的一种心理向往与理想渴求吧。所以，贾宝玉这一艺术形象的出炉，很可能是集中了作者自己与他熟悉的一些身边人物等多重影子，再加上一定程度上的虚构润色。
不过，贾宝玉的心理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都应是作者的内心反映，这也就难怪读者们在第一感觉上就容易将原著理解为作者自传了。如果没有作者全身心的感情投入，只怕也是断不会达到这一效果的。贾宝玉的心理成长历程，同样是作者思想发展的重要照影。从最初的陷入“迷津”，到往后的饱阅艰难，直至完成人生的顿悟，也大致可以理解为曹雪芹本人对待人生的思考与检讨。华筵散场、悲喜幻梦，作者通过自己的生活阅历窥破了红尘往事。可《红楼梦》一部，宣扬的思想内容，究竟是尊儒还是反儒，是尊道还是反道，是尊禅还是反禅？恐怕我们本亦无法定论。当一个人通过自身感受阅历了世事的是非无常之时，也必然总会产生自己对人生哲理的探求与理解。而只要他并无刻意去寻求每一门教义的解脱，那么他的这些认知，也就应当独立于单一门教之外了。此时若用任何单一思想理论来作等同划分，就是明显不科学的。曹雪芹以自己的阅历创造了自己的认知，他同时也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家。
红楼一梦，通篇言情。开篇起自木石前盟，终篇止于“情榜”，但“情”却又只是《红楼梦》的中心主题之一。仅以“情”来囊括全著内容，就必然偏颇。于是在脂批甲戌本的第一回当中，就赫然有这样一则眉批：
看他所写开卷之第一个女子便用此二语以订终身，则知托言寓意之旨，谁谓独寄兴于一“情”字耶？
这也算是颇得红楼真味了。“此二语”，亦即当时癞头和尚指着甄士隐怀抱中的英莲而哭出的“有命无运，累及爹娘”八个字。此处眉批的前一段内容是：
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将此一把眼泪洒于闺阁之中，见得裙钗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
而其后还有两段眉批文字：
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芥乎？
家国君父，事有大小之殊，其理其运其数则略无差异；知运知数者，则必谅而后叹也。
这接连几段眉批内容，就大有思想可供发掘了。人性之复杂，本即在此，更何况一代傲世文人。思想上的诸多矛盾纠葛，在中国文人身上历来显现尤明。唐时的“诗仙”李白，出仕之前就一直渴望能与儒教宣传的一样建功立业，可仕途遭遇不顺身受排挤后，又开始故作潇洒，试图以一种道家的超脱情怀来慰藉自己。曹雪芹亦是一种矛盾的思想充斥着自己。一方面，他出自文人士大夫的本能，有着一种无材补天，虚掷年华的悔恨，而在另一方面，却又基于终身坎坷的遭际，不免心生郁愤不平，甚至在内心又滋生出一段对俗世的厌弃与表面上对功名的不屑一顾，而在此同时，一种对运数的无奈与慨叹，也就不由自主地以一类矛盾的形态交织于肠结之中。这种种复杂无绪的情感，杂乱无章式地铺陈到文字之中，也就自然炼成了《红楼梦》之著。
但是，在《红楼梦》的创作思想上，索隐派与考证派历来有一处极其尖锐的分歧，那就是原著本身的民族观，亦即反满思想。索隐派通过对相关名词意义的无体止推释，认定这是一部“反清吊明”的民族主义作品。但这一论点的阐述，无论是从论点还是论据上看，索隐派的“破谜”方式都实在令人感觉牵强，难以接受。
其实，我们从曹雪芹的身世背景上来看，他是无论如何也很难从感情上达到“反清”这一地步的。曹氏几代早在关外归顺满旗，后来又随军入关，最早便依靠军功在清廷发迹。虽说他们仅是八旗包衣奴的地位身份，但却逐渐受到清皇室的格外恩宠。尤其在康熙时期，接连任命了曹玺子孙三代共计四人为江宁织造。而他本人的六次访舜巡，其中四次的接驾工作竟然都由当时的曹寅与其织造府来受任。此外皇恩不可谓不浩荡。康熙帝庇护了曹家几十年光景，也使得曹家由此登上了家业的巅峰。可以说，曹雪芹就此一脉相承，尽管有家业凋零的怅惘之感，也万不至于生出“反满”情绪的。不过对现实社会的不平之气，是显而易见的了。
不少读者甚至研究者通过对贾宝玉性格的透视，认为曹雪芹有着浓厚的“不仕清”立场，至少是厌弃官场不愿出仕的。事实恐怕并非如此，这在中国古文人身上大约都有相类似的表现。儒家文化的思想根基与道教理念等诸多意识的融合，就造就了这样一批文人的存在。曹雪芹时时感叹“无材补天”，说明他并非不在向往一番功成名就，但他“身不遇时，遇又非偶”，于是激荡着深刻的矛盾，也就在这一气之下，徒生一种表面的超然与对官场仕途的厌弃，并将这一内容赋予到贾宝玉的形象之中。当然，文人特有的傲骨也让他对于官场一些现象显出桀傲不驯。敦诚也曾寄诗与他：“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可见曹雪芹对待官场与仕途，不是厌弃，而是不肯屈服进而不能得，以至生出万般无奈夹杂着厌倦的矛盾心理了。所以，他并不是“不仕清”，更谈不上什么“反满”思想。
不过，由于人生不得志而生就的怨世骂世甚至极度愤忿不平的心态，是不容回避的。余英时曾提出曹雪芹的“汉族认同感”，以期缓和一下索隐与考证两派的矛盾，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余先生在他的补论文字中，进一步通过曹雪芹交际友人，如敦氏兄弟与张宜泉等人的诗文内容剖析出他们身处不遇不公的情景下所拥有的反感清廷时世的思想倾向，从而指出曹雪芹“汉族认同感”的可能性。其实，我们还可以从这整个家族出发，看出曹家与汉族的很多亲近度。朱谈文在她的《红楼梦论源》中，考证出曹寅为明朝遗老顾景星之妹所生，而曹寅在江宁织造府任职期间，与当时的很多反清名士，如杜氵睿、杜芥、钱秉镫、方仲舒等人极度交好。这一方面，自然是受康熙之意拉拢这些名人缓和民族矛盾情绪，但在另一方面，曹寅在这些交际之中，也不可能不受影响而逐渐向汉人靠近。尤其像孤介峻厉、号为“湖广四强”之一的杜芥，与曹寅关系亲密异常，几乎就是忘年之交；而桐城籍名人钱秉镫，坚持抗清二十余年，亦与曹寅订交，甚至在临终前亲草《与曹子清书》，将其子孙托付曹寅照抚。而他们之间的诗文往来，也确实多多少少隐现了曹寅的一些思想迹象。曹雪芹生长在这样的家族环境中，恐怕也会不自觉受到他那极为了不起的祖父曹寅的思想影响。如此理解他的“汉族认同感”，还是很能令人信服的。
总之，曹雪芹在思想上与当时诸多汉人有相当的亲近度，但还不至于激化到“反清吊明”的地步。他不是革命家，也就必定有着思想上的局限性。他的坎坷终生而不能得志甚至潦倒不堪的经历，使他顿生了自己对人生的悲叹与感悟，进而以这种极为复杂的心理著就了《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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