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寇——“自身”的表达者

作者：刘子

    生于1977年的曹寇现居南京，好像供职于一家媒体。我知道他是从“他们文学网”、“橡皮文学网”以及“黑蓝文学网”这些比较“前卫”的文学网站上先引起人们的注意的。而他的下面这段创作自述也是我从网上找到的：“我认为，小说是说事的文体，而不是讲故事和塑造人物，更不是反映那种被反复强调的‘世界’，我只表达自身”。他真正触动我的小说是在2004年《收获》第二期上发表的短篇《我和赵小兵》。
    谈这篇小说要从结尾开始，读完千字左右的结尾部分，我的第一印象是：奇特。而且我几乎与此同时找到了这个结尾的灵感来源：它来自于一个常见的电脑屏幕保护画面——一望无际的山丘，绿草如茵，蓝天上飞快地飘动着朵朵白云，引领我们的眼睛向前飞动，永远没有尽头。我不知道他本人会不会读到我这篇文章，会不会首肯我的这个推断，但这的确是我读了这篇小说后的第一反应。有时候阅读也会产生这样电光火石般迸溅的灵感。
    整篇小说的情节非常简单，我和十年未见的同学赵小兵相见、喝酒、乱谈女人和生活，喝醉后在赵小兵的唆使下两人去了一个几乎在每个城市的阴暗角落都能见到的肮脏的洗头房，按赵小兵的话说“让他见识一下更多的女人”，然后就发生了意外，因为他们没有带钱。等被打晕了的主人公醒来后，发现他和赵小兵坐在一片没有尽头的草地中，经过一番奔走、呼叫，仍然没有走出那片草地，最后主人公意识到，他们两个已经来到另一个世界了，“于是我和我十年前的兄弟赵小兵在草地上抱头痛哭”。乍一看，这是一个生命中的偶然事件对两人的生活造成了毁灭，但我以为，作者意不在此，他对这种生命中的“偶然”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那就是：命运本来就是一场骗局。我们为之奋斗的生活目标，尽管有时候是那么卑微和基本的目标，也会在某种强大的意外中灰飞烟灭。而这些意外是那么地平淡无奇、波澜不惊、难以提防，像一片充满惊险的热带原始丛林，让我们深陷其中，险象环生。小小的意外居然能够包含如此巨大的破坏力，这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始料未及、难以逃脱的。
    此外，这篇小说真正吸引我的还有他的叙述语调和叙述方式，还有他对语言独到的运用。我感觉他在完成叙述的同时得到了一种解脱和自由，让人惊叹生活中有些细枝末节居然具有如此强大的象征意义。比如，初中毕业的那天“我一度认为自己是个江洋大盗，并为此躲在围墙外很是感动。当时还看到一只麻雀在墙头将屁股扭了几扭，几乎掉下泪来”。还有在洗头房面对一个小姐时，“我看见她面对失败总是要夸张地使劲一屁股坐在床上，并叹一口气，这使我觉得，她不是一个能吃苦耐劳的好姑娘。”还有他们在草地上绝望的呼喊“人——呢”，没有人，或者说没有别人，在生命的尽头没有别人，只有我们自己走向那无边的空落。难怪《收获》的编辑叶开说：“曹寇是有力度的青年作家。他的感觉十分独特，他的叙述非常简洁，他的语言像剃刀一样锋利，能够轻而易举地切开现实生活的赘肉。曹寇笔下的人物游走在生活的边缘，这些人物喜怒哀乐对当下的种种虚假的情感形成的尖锐的反讽”。真是这样。
    我还注意到曹寇作品中表述的对时间和空间与人的参照感。他显然注意到了这种由时空组成的环境对人存在的重要意义和决定性的作用。《我和赵小兵的》的结尾是如此，在《记者曾浩调查的案件》（我不知道这篇小说发表在哪个杂志上，我是从中安网上找到的）中也有这样的描述：“他对我说，在西藏，开了三天三夜也没有看到一户人家、一辆车、一个人、一棵树和一只鸟。这使他以为自己死了呢。”还有他也对人物之间的命运参照进行了探索，比如“我和赵小兵”中的我和赵小兵、《记者曾浩调查的案件》中的我、张亮和王奎、《山中一夜》中的我和老和尚、《屠户》中的“我和父亲”。通过这些时空和人本身的对照以及人物命运之间的对照，他试图提示人的命运中一些“本质”的东西，让我们产生人的命运“不过如此”的惊叹。
    在《记者曾浩调查的案件》一文中，“我”的命运是沿着“平庸”的轨迹前进的，生活中这种人遍地皆是，挖空心思去获取鸡刨食一般的小利益，对一些生活中的意外先是震惊而后麻木。不过在这篇文章中我倒是发现了一些作者本人从事文学道路的一些轨迹，“1998年我在《南方周末》和当时一份由楚尘编的《东方文化周刊》上看到了朱文发起的‘断裂’运动，十分激动。所以王奎来的那天晚上，我把自己写的有关这个活动的一篇文章给他看。那篇文章的意思在表达我对这一运动支持的同时，也表示了很难理解韩东所说的‘鲁迅是个老石头’的说法”。这使我联想到了自己，平庸的生活也不能剥夺我们梦想的权利。说实话对这篇文章而言这段话存在的意义并不大，完全就是夫子自道的作用。
    另一个主人公张亮的人生轨迹则是“暴力——毁灭别人——自我毁灭”。这个曾经是“平头，蹲身即可见其雪白的头皮，眉目英俊，上身那件白衬衫到腰间戛然而止，下身一袭黑裤则笔直垂落，白袜白鞋，行走无声”的英俊少年，在企图以暴力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毁灭了，这让人不得不感慨，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宿命的强大力量，它君临一切，无时无刻不在主导着我们的人生之路。还有王奎的遭遇更值得人同情，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发家致富，当然他不大在乎是非曲直法律规范这些东西，这种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更多了，是属于为吃面包而活着的人，最后在现实利益遭到危害时，他选择以暴力反抗暴力，最终也导致了自己的毁灭，在我看来这种人的悲剧还不在于他的最后的结局，而在于——他们生来就不会思考，存在于一种无意义的状态，我不想用“行尸走肉”这么严重的词来形容他们，但我的确想起了那句老话——人在天地间，如蝼蚁千万。
    《山中一夜》和《屠户》两文中的人物则具有了更多的象征意义。山中一夜恍若一梦，以“自己的蛋”作为自我寻找本我的载体。寻找的方式有：排泄、想象以及通过女性的肉体来证明它的存在，也许还有“它”的存在对本我存在的印证作用。“老和尚”则是对世俗人生的反照，比如他身上的香：“是一个一辈子躲在深山破庙里老和尚身上应有的香”，我也曾见过这样一位老和尚，长年深居山中，由于长年不食荤腥，血液清辙、满面红光、身轻体健，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也自己写了句偈语挂在墙上“见我不解我，解我不见我”。还有他文中老和尚的叹气：“他的这口气很长，好像可以顺着他的这口气看到许多东西：前朝的事情，市上的事情，以至多年以后的事情，月亮上的事情似乎也在其中”。这是一种神秘的虚无，接近我们脆弱生命的本质。还有文中那个寻找五十年前丢失的孩子的疯子，都让人感到了人生命中一种脆弱的迷失。而女主人公棉花梦中的与狐狸的身份置换，也是一种隐喻，给这篇文章增添了一个新的视角。关于狐狸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在许多小说中出现的意义，我想在接下来要谈的朱文颖的作品中再谈一些自己的看法。而棉花对我“很胖”的形体与大山之间的比较又使我发现了曹寇对自然空间和人类的个体之间的参照，不言而喻，个体存在的渺小与浩大的自然之间既是矛盾和排斥，也能和谐而融合。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唯一能言的就是个体生命永不停歇的思考。
    我认为，曹寇的写作有一种直觉，使他能直达叙述的核心，从而在语言应用和叙述方式上变得游刃有余，让我觉得在这样的叙述中，精雕细啄的细节和心理描写都成了多余的东西，从而使他的作品获得了一种强大的张力和生命力，犹如一股清咧的泉水直扑我们的面门，使们认识到“人生”风景中独特的温度，这是一种有质感的温度，几可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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