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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废话写作非自觉的关联性——周亚平诗歌略论

(2013-10-29 14:50:04)
                                 覃贤茂


一、缘起

和周亚平相识在九十年代初的美丽的南京。那时我正青春热血,容颜如玉,如所有的诗人一般孤独自恋而渴望友情。那是一次传奇般偶然而似乎宿命的相遇。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记忆中是1990年的事情),我独自去位于南京珠江路南京大学校门的旧书摊淘书(那是我当年在孤独中消磨时光的癖好之一)。那一天我正徘徊在那些旧书摊之间之时,无意中看见我身边的另一个孤独的身影。那人有着特别的体态和气质,他正在仔细翻阅一本翻译诗集。在那个年代,诗人都应该是朋友,对于热爱诗歌的人,我自然会生出特别的好感,自然对那人特别多注意了几分。诗人是天之所命,真正的诗人一定会有特别的气场和风韵。忽然之间,我心灵福至。我试探着向他问道:“你,你是车前子吗?”他显然有些迷惑和惊讶:“我是。你是?”我笑了:“我是闲梦”(我当年混迹于诗歌江湖时用的笔名是闲梦)。我此前从来没有见过车前子,我不能不为自己敏锐的直觉判断而得意起来。因为86年我们都参加了安徽《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举办“现代诗歌流派大展”,我以《尴尬》一诗被诗歌江湖所熟悉,所以车前子也知道我。车前子也笑了:“原来是你!我们没有见过啊!你怎么会认出我?”我开始装出莫测高深:“山人自有妙算!”(当年我迷恋于研究《黄帝内经》和《易经》,不免偶尔故弄玄虚。)我们一起大笑,情绪都飞扬起了,都因为这样的惊艳邂逅而点燃了内在的青春激情。
我之前虽然没有见过车前子和周亚平,但诗歌江湖上的传说自然早已让我对他们熟悉如故人。那时,我曾经听人说起过,车前子和周亚平去了南大作家班,所以我才会在这时有了这样灵验般的判断。我和车前子很快热烈地交谈起来,我问道:“听说周亚平也和你一起在南大?”车前子马上说:“他在,他和我住一起,走,我带你去见他!”
就这样,我和车前子、周亚平相识而成为好友。和车前子、周亚平的相识,成为后来我经常会讲起的一个神异段子。此后的一两年,晨昏月夕,醉中醒里,无数的欢聚,无数的高谈阔论,无数的周旋厮磨,无数的如切如磋。除了在南大聚会,我那时在后宰门的临时居所也是他们常来光顾的地方。我也去过周亚平在安德门南京公安学校的宿舍。周亚平是车前子的妹夫,他们当时办了一份叫做《原样 现代诗交流资料》的诗歌民刊,创立了“语言诗派”。而我当时办了一份叫做《诗无邪》的诗歌民刊(之前1987年我还办过一本《现代诗歌交流资料》的民刊)。我们之间在诗歌上的观点和见解,有所分歧,但同大于异,完全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情。所以《原样》第二期,周亚平也选了我的诗,我也算是《原样》的“非主流同仁”(这是当年在南京大学周亚平、车前子、黄凡和我一起作为“语言诗派”成员接受美国汉学家采访时周亚平对我的介绍时所用的原话。另外,黄凡后来改名为黄梵)。南大作家班的学业完成后,周亚平和车前子去了苏州,我还和周亚平通过几次信。后来,音信渐疏,生活按照各自的人生轨迹,相安于各自的宿命。
我在南京生活了二十四年,终于在2009年离开南京,回到故乡四川。再次见到周亚平,已经是二十后,在成都的白夜酒吧(白夜酒吧因为其老板之一是著名女诗人翟永明而被诗歌江湖所熟知,那里是成都乃至全国诗人们经常聚会和举办诗歌活动的场地)。之前,周亚平托我在南京的朋友于奎潮(马铃薯兄弟)送给了我一套三本他在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新出版的诗集:《如果麦子死了》《俗丽》《戏剧场》。再次相见,再次读到周亚平的诗,喜悦和兴奋之情无以言说。诗人不老,诗歌长青,而我自愧多年沉湎于读书写作却逐渐远离了诗歌现场。我写了一首《关于周亚平的的诗:玉米师傅》的诗送给亚平,那是我对我们的诗歌和友情的纪念和对周亚平诗歌才华的致敬。在两次白夜酒吧的诗歌朗诵会上,我都朗诵了这首诗。
九十年代初南京曾经举办过一次“周亚平作品讨论会”(南京市作家协会1990年编有《周亚平作品与作品讨论》文集),那时我曾经写过一篇讨论周亚平诗歌的文字。以下谈周亚平的诗歌文字部分是我根据当时评论周亚平诗歌文章的底稿做蓝本,做一些修改和发挥。我希望我的文字能让现在更多的人们更能认识到周亚平诗歌的天赋才华以及其对于我们现代诗坛的价值和意义。

二、周亚平诗歌置于现代诗坛背景的意义

从九十年代开始,现代诗坛的气象日渐衰落,缺乏一种向上的进取精神。南京拘谨抒情的地貌,诗人们往往独善其身,固执,漠不关心。九十年代初周亚平以“语言诗派”为号召的诗歌的出现,或许是一种契机,它在全局整体的层次上弘扬了一种有利于诗坛格局的正派精神,不辜负江南的大好风水。
九十年代诗坛的式微在于:充斥了由所谓“朦胧诗”提供的陈腐的技巧而建构的大量毫无生气的作品,小机小智成为评论家所津津乐道的审美趣味。这些可以在普通的报刊杂志、官方诗歌刊物以及一些民间小报上看到。而诗歌中最为美好高尚的那种纯碎的语言和灵性却被漠视和怀疑,人们贫乏的内心已经愈加不能把握住天才的闪光和照耀。如果一首优秀的诗,它超出了我们的传统所使用的诗歌法则和诗歌经验,往往有一种最不负责任的态度可以让那些平庸的诗歌批评家解脱评论的困境,那就是宣称它是离经叛道的或是走火入魔的。
置于九十年代乃至现在的现代诗坛的背景,对于周亚平的诗歌文本首先我要表示最真诚的敬意。我们绝对不能简单地用传统诗歌理论好和坏的标准来谈论它,我个人认为,周亚平的诗歌文本是才华横溢的,是充满了灵性和对自我的超越的,是对衰落的诗坛的良药针贬。对从九十年代起日趋庸俗,僵化的传统诗歌感觉方式,也是一种觉悟启迪和创造更新。

三、周亚平诗歌文本特色初解:革命性和丰富性

①周亚平的诗歌中充满了“误读”,这种“误读”的对象包括了流行的诗歌语言,日常感觉,哲学思考。周亚平的诗歌中的“误读”展示给我们一些隐藏背后的意义,这是值得我们褒奖肯定和借鉴学习的。在《堕地小钱》这首诗中,他如此写道:“长大成入后,由于别入教授,我懂得了诗歌应当分行写。”这实际上表明了周亚平的一种诗歌的倾向,一种对既定诗歌观念的不满和力求更新的理想。而《寓言山上的轨道》一诗更是充满了整篇的“误读”,它让我们看到了周亚平的诗歌写作的那些超越了传统常规诗歌观念的思考和写作方式,它呈现的是周亚平诗歌才华的先觉和批判的力量。
②周亚平的诗歌表现出诗人的诗性敏锐才华的,是诗歌文本中呈现的“细节显微”,这是用一种慢镜头放大的方式,把我们似乎熟悉但却未曾深思的细节重新展示给人们看,指点和揭示出另一种诗歌对日常世界的认知和把握能力。在《堕地小钱》中,“舅舅用手指,然后是鼻,然后……有了严肃的征兆”是一种典型的“细节显微”,在这里必然会给读者一种莫名的震惊和触动,使读者认识到,对于我们的日常经验的准确性,值得用此方式来进行怀疑和颠覆。在《故事马,红木柴》中,更是以一种人称的复杂指向,让读者若有所悟而又难以自觉。周亚平的诗歌在“细节显微”中,保持了一种高度的洞察和空灵跳脱,揭示出某种诗歌先锋走向的无穷可能性。
③在周亚平的诗歌中我们能看到诗人的“语言俄狄浦斯情结”,即“语言弑父情结”。周亚平的多年砥砺磋磨的写作经验,使他的诗歌语言有着向上冲锋的技巧和激情。周亚平对于“由于别人教授”的诗歌经验耿耿于怀,于是在作品中他通过种种翻空出奇的尖锐方式来破旧立新,否定和超越已有的那些陈腐的诗歌语言方式。
分析他的《故事马红木柴》和《大机器》等诗,可以看出这两种写作方式是大不相当,前者的革命更为彻底,我们几乎找不到惯熟陈旧的象征主义的技巧和痕迹。前者不是靠词语的链合,而靠句子的链合而建构成诗,不是着重于词语的修辞而是着重于句子,句群的修辞。不是新颖生奇的词语的倒错或象征主义的暗喻、通感的花哨庸俗技巧取胜,而是靠诗人高度的灵性和洞察取胜。
我以为《故事马红木柴》是周亚平的试验中最成功和圆满的诗作之一,他的“语言弑父情结”在这里充分起到了良好作用,这样的诗完全是新生的和生气勃勃的。而另一些诗,如《大机器》,我们还那看到其中残留着的一些既成的语言事件,一些既成的经验和技巧还能被细心地发现。如“劳动象铁一样结合”。又如“红漆如空气中撕裂的汽油;穿过我们的双目”。这是“语言弑父情结”中恋父和弑父二者的矛盾交替出现,也许是某种有意的革命的不彻底性,却在另一个维度体现了诗人可贵的诗歌才能和气质。
怀旧和伤感的软弱,也许并不是革命性的软弱,而是某种内省、洞察、致敬。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被周亚平诗歌中的革命性和丰富性所折服。

四、周亚平诗歌文本再解:与废话写作非自觉的关联性

诗歌的废话写作是我的朋友杨黎兄近年来提出来的,这种天才而前瞻的理论给了我对诗歌解读的某种颇有意味的角度和方式的启发。 2009年我读到周亚平以笔名壹周推出的三本诗集:《如果麦子死了》、《俗丽》和《戏剧场》。这三本诗集是周亚平所谓“语言诗派” 多年的创作的一次总结。对这三本诗集的集中阅读,让我对周亚平的诗歌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按照周亚平自己的说法,这三本诗集的编排有着特别的的考虑,也代表了周亚平诗歌创作的不同时期和有差异性的风格。《如果麦子死了》,创作时间大约在1985年到1988年之间,周亚平自称其是“简单的诗”。 《俗丽》创作时间是大约1988年至1990年,是“复杂的诗”。而《戏剧场》则是周亚平重出诗歌江湖之后,大约是2008年至2009年,是“复归简单的诗”。
对于“简单”和“复杂”这两个词特别的强调,我们可以看出周亚平对“语言诗”诗学观念上的细微修正和变化。“简单”和“复杂”既有形式上的表称意义,也有语言实质内在的直指揭示。但无论如何,我更为清楚地看到的,却是其指向如同维特根斯坦一般的对于语言本质的过度迷恋。(当然,现在周亚平使用了“文字”一词代替了“语言”。如周亚平所说,“只有从文字(记录语言的符号)开始,对人类精神与现象特别是个人精神现象的探索才具有可能性。”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区别更多是诗学技艺的细微觉悟,而不是在哲学视野上的拓展。)
我曾经说过,维特根斯坦是杨黎兄的私人哲学家。在杨黎兄《五个红苹果》诗集编篡之初,我曾经最早写过文章揭示“红苹果”与维特根斯坦哲学理论的内在根源。而现在我也要明确指出(此前并没有人直接明白阐述过),杨黎兄所发明的诗歌废话理论,自然是源自于他对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的创造性误读。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有着前期和后期的区别,罗素曾经以此依据将维特根斯坦称为维特根斯坦I和维特根斯坦II。维特根斯坦I以《逻辑哲学论》为其代表,他尝试进入语言的隐藏结构而解谜语言的秘密。但维特根斯坦II则是认为“语言的逻辑”并非是如此的乐观可以一劳永逸地解谜语言,而语言则是作为图画的隐喻被语言作为工具的隐喻所代替。维特根斯坦II试图从日常语言和形而上学的废话中抽取意义。“X是又红又绿”是维特根斯坦典型的命题(顺便说一句,这个命题在杨黎兄的著名诗篇《红灯亮了》之中有着特别的表达。这是此前没有诗评家直接指出过的。《红灯亮了》这首诗曾经在1990年我办的诗歌民刊《诗无邪》上发表),这看起来像是有一个意义的句子,能被理解,但是事实上却并不如此简单和自明。维特根斯坦II哲学其中的一个目标,就是揭示废话的重要意义,将废话由隐转显。
我仅就周亚平自己非常重视的《如果麦子死了》这首诗来略加讨论。“如果麦子死了/地里的颜色会变得鲜红/如果麦子死了/要等到明年的麦子出来/才会改变地上的颜色”。从诗歌废话理论来看,这样的诗歌文本并没有现实性的事实表述,当然更没有展示某种形而上学的真理,诗歌文本表面上呈现的,只是语言或文字的同义反复的废话。这样的诗歌语言是不可能也不需要做到逻辑上的清楚连贯。《如果麦子死了》与纪德的《如果麦子不死》无关;《如果麦子死了》中的“麦子”是虚妄的;“如果麦子死了”是是对虚妄的虚构;而“要等到明年的麦子出来”则更是梦中说梦,床上架床。正如维特根斯坦II的理论所指出,这样的诗歌文本更像是一种私人语言,只有诗人或哲学家自己能懂的“废话”语言。杨黎认为写诗就是有中生无、超越大限,也就是废话。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如果麦子死了》,正是有中生无、超越大限的废话诗歌写作。
将周亚平诗歌与废话写作关联起来,我相信这是我的“废话”的创见。我甚至相信周亚平自己以及他无数的诗歌粉丝或许会不以为然。杨黎兄近年来对周亚平的诗歌有着高度的推崇,我不能不意识由此认识到周亚平诗歌文本与废话理论的某种内在的非自觉的关联性。我的这种对周亚平诗歌文本的“废话”误读,其实是想说明一件事,那就是所有的天才,不管是诗人还是哲学家,他们的内在优秀本质,一定是有着某种深层的桥接贯通之处。



覃贤茂,男,诗人,作家。曾用笔名:闲梦、闲梦楼主、秦文。1964年出生。1986年以南京“东方人诗派”参加安徽《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举办“现代诗歌流派大展”。完成并已经发表的著作主要有:东方神秘主义研究专著《易经说什么》、《黄帝内经与运气推算》(大陆及台湾版)、《实用运气的推算》、《闻香识人》(台湾版),长篇武侠小说《海棠夫人》,人物传记《古龙传》、《金庸智慧》、《梁凤仪传》、《李敖传奇》、《金圣叹评传》、《柏杨传奇》、《琼瑶传奇》,武侠小说研究专著《金庸武侠小说鉴赏宝典》,《金庸人物排行榜》,《金庸武学地图》,长篇小说《黑路》,长篇电影小说《芳香之旅》,长篇动漫小说《中华小子》、《变形金刚之星际神话》等。言情小说研究专著《琼瑶爱情世界》。现任教于四川大学锦江学院文学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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