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答：我为了一个女人（爱情）去北京，又为另一个女人（我妈）回成都。我妈她老了，打死都不愿意离开成都，所以我必须回来。 我在北京有七八年吧，而那七八年我不仅写得多，还全部是用电脑写的，所以你自然也看得多。你看多了，当然就有了这样的印象，它不为怪。我在这里特别向你解释一下，是想说明我其实有许多诗不是在北京写的，也和北京没有关系。不过我喜欢比北京，现在非常怀念他们。 柏：你修改詩嗎？還是你和某些詩人一樣，創作一首詩就像宙斯直接從額頭生出一個全副武裝的雅典娜那樣？ 答：我修改。 只是有一些诗我不修改，是因为它已经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而还有一些诗，我已经把它修改得面目全非。不过作为另一首诗它又非常好。 柏：性是你作品裡面的重要命題。一些你出名的詩，像是”打炮”，就嘗試著踰越社會習俗的界線。你曾經因為寫性或者其它禁忌話題而惹上麻煩嗎？ 答：给你讲两个故事吧。 《打炮》的诗和小说写出来后，我当时还不会用电脑，我拿到我家楼下的一家打印店去打印。我把东西交到打印店后，约好取稿时间就走了。这是一个我比较熟悉的打印店，在这之前我已经在他们那里打印过几篇文稿。第二天，我按约去取打印好的稿件，谁知道打印店的女老板却对我说，他们店这些天特别忙，没有给我打印。她说非常不好意思，请我另外找一家打印。 我当时的确很生气，但是却没有想到是什么原因。我拿着稿子又去了另一家打印店，结果另一家打印店依然没有给我打。直到第三家，店主才告诉我，打印这种东西需要多加钱。我很不解，问店主这是什么东西。店主说，你晓得三，打印这些黄色的东西我们要担风险的，所以你当然要多给钱。 这是第一个故事。 后来我的《打炮》的小说和诗歌在网上贴出后，影响出奇的深远。特别是小说，据说它还被多家黄色网站转贴过。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的一个饭局上，我碰见一个非常知识分子的女人，当她听说我是杨黎后，就一直看着我。我回看过她几眼，老实说我没有看出她究竟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她坐到我的旁边，告诉我她看过我的小说《打炮》，而且是多次。透过她的眼镜镜片，我看见她的眼睛很大很亮，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时，她又说了，说了一句让我非常吃惊的话：它们没有引起我的生理反应。 我承认，她这话引起了我的生理反应。 我并不想逾越什么社会习俗的界限，虽然我压根就看球不起这些社会习俗。我写性，就像我写吃一样，只是这个社会可以公开的说吃，并且说得那么口水滴答，却不准许说性，我没有办法。我的许多作品在我们国家是无法正式出版的，它们都是通过网络和“非法出版”的方式传播。 我这样自然有许多麻烦。 柏：許多你的詩似乎都傾向於塑造成部落格(博客)發文的樣子，這些詩就像是你在心血來潮的時候寫下的日常生活和所有可能發生的事情。你一直都這樣寫詩，還是這是因應網路？ 答：这个问题可能有两种说法。首先是我从来都喜欢这样的写作，比如口语与日常生活，况且它们本来就是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我愿意呈现它们即将发生的或者是你说的“可能发生的事情”。我认为这样的写作非常接近我倡导的“废话写作”，也应该是诗歌写作的兴趣所在。 另一方面，自从有了博客之后，我的诗歌几乎只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它们也许给了你的这个印象。其实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柏：你是否覺得博客和其他網路文類對中文的現代詩有很大的影響？ 答：当然不是。 但是，我同样也认为博客和网络作为新的发表平台，对诗歌有了很大的帮助。就以我个人而言，如果没有博客和网络，我的写作、或者说发表必定会受到限制。而这样的限制，它又可能影响我的写作。至于说到博客的文本和网络的文本，它们的影响就像这个时代一样，总会有但绝对不大。 柏：早在網路出現之前，你就開始寫詩，但是你的詩幾乎都只在線上刊載。是你對印刷出版失去了興趣，還是說你其實在等網路退燒？ 答：这个问题挺有趣，它直接涉及到我们的国家体制和我的写作在这个国家的待遇。它充分说明了“印刷出版”与“发表”在我们国家是如此的不自由。 其实我的“印刷出版”一直就有两种方式。一开始，我也向国家刊物投稿（要知道，我们国家的刊物都是党

答汉学家柏艾格先生问 柏：什麼時候開始寫詩的呢？相較於其他比較流行的文類像是小說，是什麼讓你為詩著迷？ 答：我是一个早慧的文学少年，写作非常的早。前不久我在一篇自述中，把我的写作“出生日”确定为1979年的某一天。那一天，我写了一首关于洋酒的诗，也就是说我是从1979年开始写诗的。 作为一个早慧的文学少年，一开始我的文学兴趣就比较广泛。诗歌与小说我都有所尝试，话剧也写过。最终选择诗歌作为写作的主体，当然是因为认识到了诗歌的绝对性和唯一性。就像我在我的文章里所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诗歌高。 柏：你是在文革期間長大的，當時有比較多機會接觸到詩嗎？ 答：当然有。只是在1976年以前，接触这些诗歌比较隐蔽，偷偷摸摸的，有点像搞别人的老婆，有危险也更有刺激。而1977年之后，这个问题差不多就不存在了。1977年我15岁，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好时候，发育良好。 柏：我很喜愛你那首關於阿爾巴尼亞的詩，我認為它是我所翻譯過的詩作裡面最棒的一首。是什麼促使你寫那首詩？還有你詩中提到的魏國以及其它那些十二歲時的朋友持續連絡嗎？你去過阿爾巴尼亞嗎？ 答：我代表这首诗谢谢你喜欢它，翻译它。只是我的确不知道它被翻译之后是什么样子？还是那种散漫的节奏吗？遥远的阿尔巴尼亚。 在我们的童年，中国唯一的友好国家就只有阿尔巴尼亚了。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弹丸之地”，简直就是我们九亿人民心灵中的“明灯”。我为什么要写这首诗？我不知道，至少不敢肯定的知道：也许仅仅是我突然想起了过去，并且深深的感到它不再回来；也许是童年那些“莫名其妙”的映像，闪烁中游击队员忧伤的口琴声——我最喜欢那首“赶快上山吧勇士们”——那几乎从童年、少年一直陪伴我们到中年。尽管后来我们已经听到了更多更好的音乐，但是它因为拥有我们的童年而意义不同。不知道这算不算原因？ 魏国现在依然是我的好朋友，三十多年了，我们交往从未间断过。我们后来还一起写过诗，只是他因为其他的原因而没有继续。 我没有去过阿尔巴尼亚，你去过没有？ 柏：在《阿爾巴尼亞》和其它一些詩裡，你引用許多唐詩的詩句。你是從小就受中國古典詩薰陶，還是後來才培養的？ 答：这好像是我们以及我们上面的中国诗人的特色，就是先古诗（写，不仅仅是读），后才现代诗。自然也有例外。只是今后的中国诗人，他们未必还这样。 柏：如果有的話，哪些詩人影響了你？現今你最推崇哪些詩人？ 答：中国古代诗人能够影响我的几乎没有（但我喜欢的却有一大堆），因为我和他们的写作在本质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如果硬要装疯迷窍的说的话，应该是《诗经》中的某些诗篇，陶渊明的诗篇。 现今我最推崇的诗人都是我同时代的诗人。 柏：很多評論家和文史學者常把你歸類為”非非”邉拥某蓡T，但老實說，除了你們都刊登在同一個期刊上，我不覺得你的作品和其他成員的詩之間有太多相似之處，不禁使我猜想，非非比較像是一份地區性的期刊，而非邉印對此，你有任何想法嗎？ 答：你的看法有你的道理，我并不反对。 因为非非的确是一个混乱的群体，甚至是一个非常中国特色的文化运动。关于这一点，作为一个外国人你也许很难理解。不知道你看过我的《我与非非》这篇文章没有？还有何小竹和吉木狼格的同名文章？我想那对你进一步理解作为刊物的非非和作为运动的非非会有所帮助。 不过我得补充，非非作为流派其实是成立的。早在非非的最初，就是非非创办的前三年，非非里就有何小竹、吉木狼格、小安、刘涛、文康和部分的蓝马等大群和我一样的写着诗。其实也就是因为有我们的写作，非非在当时以及今后都是一个标准的流派和诗歌运动。当然，由于它的特殊性，非非从一开始就有周伦佑的周非非、蓝马的蓝非非、杨黎的杨非非之分。进入本世纪以后，当我和何小竹、吉木狼格等幾個老非非成员一起联络许多年青诗人创办“橡皮网站”，那应该是非非的一个更新和发展。围绕“橡皮”写作的诗人，由于有着鲜明的写作特点，被称为“橡皮写作”或“废话写作”。 柏：你都長大的，而現在也住在那裡；但你很多的詩不是在北京寫的，就是和北京有關的。你是為什麼去了北京？又為什麼回了家鄉
答汉学家柏艾格先生问

柏：什麼時候開始寫詩的呢？相較於其他比較流行的文類像是小說，是什麼讓你為詩著迷？

答：我是一个早慧的文学少年，写作非常的早。前不久我在一篇自述中，把我的写作“出生日”确定为1979年的某一天。那一天，我写了一首关于洋酒的诗，也就是说我是从1979年开始写诗的。

作为一个早慧的文学少年，一开始我的文学兴趣就比较广泛。诗歌与小说我都有所尝试，话剧也写过。最终选择诗歌作为写作的主体，当然是因为认识到了诗歌的绝对性和唯一性。就像我在我的文章里所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诗歌高。

 

答汉学家柏艾格先生问 柏：什麼時候開始寫詩的呢？相較於其他比較流行的文類像是小說，是什麼讓你為詩著迷？ 答：我是一个早慧的文学少年，写作非常的早。前不久我在一篇自述中，把我的写作“出生日”确定为1979年的某一天。那一天，我写了一首关于洋酒的诗，也就是说我是从1979年开始写诗的。 作为一个早慧的文学少年，一开始我的文学兴趣就比较广泛。诗歌与小说我都有所尝试，话剧也写过。最终选择诗歌作为写作的主体，当然是因为认识到了诗歌的绝对性和唯一性。就像我在我的文章里所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诗歌高。 柏：你是在文革期間長大的，當時有比較多機會接觸到詩嗎？ 答：当然有。只是在1976年以前，接触这些诗歌比较隐蔽，偷偷摸摸的，有点像搞别人的老婆，有危险也更有刺激。而1977年之后，这个问题差不多就不存在了。1977年我15岁，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好时候，发育良好。 柏：我很喜愛你那首關於阿爾巴尼亞的詩，我認為它是我所翻譯過的詩作裡面最棒的一首。是什麼促使你寫那首詩？還有你詩中提到的魏國以及其它那些十二歲時的朋友持續連絡嗎？你去過阿爾巴尼亞嗎？ 答：我代表这首诗谢谢你喜欢它，翻译它。只是我的确不知道它被翻译之后是什么样子？还是那种散漫的节奏吗？遥远的阿尔巴尼亚。 在我们的童年，中国唯一的友好国家就只有阿尔巴尼亚了。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弹丸之地”，简直就是我们九亿人民心灵中的“明灯”。我为什么要写这首诗？我不知道，至少不敢肯定的知道：也许仅仅是我突然想起了过去，并且深深的感到它不再回来；也许是童年那些“莫名其妙”的映像，闪烁中游击队员忧伤的口琴声——我最喜欢那首“赶快上山吧勇士们”——那几乎从童年、少年一直陪伴我们到中年。尽管后来我们已经听到了更多更好的音乐，但是它因为拥有我们的童年而意义不同。不知道这算不算原因？ 魏国现在依然是我的好朋友，三十多年了，我们交往从未间断过。我们后来还一起写过诗，只是他因为其他的原因而没有继续。 我没有去过阿尔巴尼亚，你去过没有？ 柏：在《阿爾巴尼亞》和其它一些詩裡，你引用許多唐詩的詩句。你是從小就受中國古典詩薰陶，還是後來才培養的？ 答：这好像是我们以及我们上面的中国诗人的特色，就是先古诗（写，不仅仅是读），后才现代诗。自然也有例外。只是今后的中国诗人，他们未必还这样。 柏：如果有的話，哪些詩人影響了你？現今你最推崇哪些詩人？ 答：中国古代诗人能够影响我的几乎没有（但我喜欢的却有一大堆），因为我和他们的写作在本质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如果硬要装疯迷窍的说的话，应该是《诗经》中的某些诗篇，陶渊明的诗篇。 现今我最推崇的诗人都是我同时代的诗人。 柏：很多評論家和文史學者常把你歸類為”非非”邉拥某蓡T，但老實說，除了你們都刊登在同一個期刊上，我不覺得你的作品和其他成員的詩之間有太多相似之處，不禁使我猜想，非非比較像是一份地區性的期刊，而非邉印對此，你有任何想法嗎？ 答：你的看法有你的道理，我并不反对。 因为非非的确是一个混乱的群体，甚至是一个非常中国特色的文化运动。关于这一点，作为一个外国人你也许很难理解。不知道你看过我的《我与非非》这篇文章没有？还有何小竹和吉木狼格的同名文章？我想那对你进一步理解作为刊物的非非和作为运动的非非会有所帮助。 不过我得补充，非非作为流派其实是成立的。早在非非的最初，就是非非创办的前三年，非非里就有何小竹、吉木狼格、小安、刘涛、文康和部分的蓝马等大群和我一样的写着诗。其实也就是因为有我们的写作，非非在当时以及今后都是一个标准的流派和诗歌运动。当然，由于它的特殊性，非非从一开始就有周伦佑的周非非、蓝马的蓝非非、杨黎的杨非非之分。进入本世纪以后，当我和何小竹、吉木狼格等幾個老非非成员一起联络许多年青诗人创办“橡皮网站”，那应该是非非的一个更新和发展。围绕“橡皮”写作的诗人，由于有着鲜明的写作特点，被称为“橡皮写作”或“废话写作”。 柏：你都長大的，而現在也住在那裡；但你很多的詩不是在北京寫的，就是和北京有關的。你是為什麼去了北京？又為什麼回了家鄉

柏：你是在文革期間長大的，當時有比較多機會接觸到詩嗎？

答：当然有。只是在1976年以前，接触这些诗歌比较隐蔽，偷偷摸摸的，有点像搞别人的老婆，有危险也更有刺激。而1977年之后，这个问题差不多就不存在了。1977年我15岁，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好时候，发育良好。

 

的刊物，没有哪家的主编不是中共党员），在某种时期也可以发表一些比较先锋性的作品。甚至也有出版社愿意为我出版发行，只要我愿意按他们的要求修改和编选。到了2002年，我也出版了诗集。只是这样的出版和这样的发表，比之我的写作简直就非常不足。 所以我也有我的另一种“印刷出版”，那就是“地下印刷出版”“非法印刷出版”和“独立印刷出版”。我一直是中国这一“印刷出版”的先行者和亲历者，并因之受到了国家的特殊照顾。 早在1980年，我18岁时就非法印刷出版了文学刊物《鼠疫》，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成了成都市公安局政侦处的“熟人”。那之后，1985年，我又和万夏一起创办了诗刊《现代主义同盟》，1986年和周伦佑、蓝马一起创办《非非》和《非非评论》。直到2008年，我公开独立出版发行了我的长篇小说《向毛主席保证》。这样的“出版印刷”我还得继续进行下去，比如我今年底就打算独立出版发行我的诗集《五个红苹果》。这本诗集我已经编辑完成5年了，不自己“独立出版”的话，它就永远不可能出版。 我这样说，你就明白我并不是对“印刷出版”失去兴趣，仅仅是我们的出版检查制度不喜欢我。在中国，我们这一批的诗人里，我的出版几乎是最少的——而我的写作刚好又相反——所以，有时候我想起来颇有点为自己鸣不平，但更多的时候，我又为自己骄傲：在现在的中国，写了就能够在国家出版的刊物上发表，在国家严格审查的出版社出版，我认为肯定有问题。 柏：既然你的作品幾乎都出版在網路上，你是怎麼維生的？ 答：我1984年在成都一家银行工作，之后辞职从事“专业”诗歌活动，生活主要靠父母和妻子救济。1991年开始“下海”做生意，好像是要发了，最后却依然没有发。1997年上了岸，写作之余靠打点短工（文字）混日子。2008年，我主要靠销售《向毛主席保证》的书款维生。这本我“自己写、自己印、自己卖”的书，限量编号300本，单本售价300元，通过我自己的博客发布和销售。由于得到许多朋友的同情和支持，现在已经卖了220本。这六万余元，让我过了一年多时间。现在我在写另一部长篇，如果不能通过出版社的审查，我还是打算自己独立发行，当然销售方式上要做一定调整。 感谢你的访问，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让你满意？

柏：我很喜愛你那首關於阿爾巴尼亞的詩，我認為它是我所翻譯過的詩作裡面最棒的一首。是什麼促使你寫那首詩？還有你詩中提到的魏國以及其它那些十二歲時的朋友持續連絡嗎？你去過阿爾巴尼亞嗎？

答：我代表这首诗谢谢你喜欢它，翻译它。只是我的确不知道它被翻译之后是什么样子？还是那种散漫的节奏吗？遥远的阿尔巴尼亚。

在我们的童年，中国唯一的友好国家就只有阿尔巴尼亚了。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弹丸之地”，简直就是我们九亿人民心灵中的“明灯”。我为什么要写这首诗？我不知道，至少不敢肯定的知道：也许仅仅是我突然想起了过去，并且深深的感到它不再回来；也许是童年那些“莫名其妙”的映像，闪烁中游击队员忧伤的口琴声——我最喜欢那首“赶快上山吧勇士们”——那几乎从童年、少年一直陪伴我们到中年。尽管后来我们已经听到了更多更好的音乐，但是它因为拥有我们的童年而意义不同。不知道这算不算原因？

魏国现在依然是我的好朋友，三十多年了，我们交往从未间断过。我们后来还一起写过诗，只是他因为其他的原因而没有继续。

我没有去过阿尔巴尼亚，你去过没有？

 

柏：在《阿爾巴尼亞》和其它一些詩裡，你引用許多唐詩的詩句。你是從小就受中國古典詩薰陶，還是後來才培養的？

答：这好像是我们以及我们上面的中国诗人的特色，就是先古诗（写，不仅仅是读），后才现代诗。自然也有例外。只是今后的中国诗人，他们未必还这样。

 

？ 答：我为了一个女人（爱情）去北京，又为另一个女人（我妈）回成都。我妈她老了，打死都不愿意离开成都，所以我必须回来。 我在北京有七八年吧，而那七八年我不仅写得多，还全部是用电脑写的，所以你自然也看得多。你看多了，当然就有了这样的印象，它不为怪。我在这里特别向你解释一下，是想说明我其实有许多诗不是在北京写的，也和北京没有关系。不过我喜欢比北京，现在非常怀念他们。 柏：你修改詩嗎？還是你和某些詩人一樣，創作一首詩就像宙斯直接從額頭生出一個全副武裝的雅典娜那樣？ 答：我修改。 只是有一些诗我不修改，是因为它已经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而还有一些诗，我已经把它修改得面目全非。不过作为另一首诗它又非常好。 柏：性是你作品裡面的重要命題。一些你出名的詩，像是”打炮”，就嘗試著踰越社會習俗的界線。你曾經因為寫性或者其它禁忌話題而惹上麻煩嗎？ 答：给你讲两个故事吧。 《打炮》的诗和小说写出来后，我当时还不会用电脑，我拿到我家楼下的一家打印店去打印。我把东西交到打印店后，约好取稿时间就走了。这是一个我比较熟悉的打印店，在这之前我已经在他们那里打印过几篇文稿。第二天，我按约去取打印好的稿件，谁知道打印店的女老板却对我说，他们店这些天特别忙，没有给我打印。她说非常不好意思，请我另外找一家打印。 我当时的确很生气，但是却没有想到是什么原因。我拿着稿子又去了另一家打印店，结果另一家打印店依然没有给我打。直到第三家，店主才告诉我，打印这种东西需要多加钱。我很不解，问店主这是什么东西。店主说，你晓得三，打印这些黄色的东西我们要担风险的，所以你当然要多给钱。 这是第一个故事。 后来我的《打炮》的小说和诗歌在网上贴出后，影响出奇的深远。特别是小说，据说它还被多家黄色网站转贴过。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的一个饭局上，我碰见一个非常知识分子的女人，当她听说我是杨黎后，就一直看着我。我回看过她几眼，老实说我没有看出她究竟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她坐到我的旁边，告诉我她看过我的小说《打炮》，而且是多次。透过她的眼镜镜片，我看见她的眼睛很大很亮，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时，她又说了，说了一句让我非常吃惊的话：它们没有引起我的生理反应。 我承认，她这话引起了我的生理反应。 我并不想逾越什么社会习俗的界限，虽然我压根就看球不起这些社会习俗。我写性，就像我写吃一样，只是这个社会可以公开的说吃，并且说得那么口水滴答，却不准许说性，我没有办法。我的许多作品在我们国家是无法正式出版的，它们都是通过网络和“非法出版”的方式传播。 我这样自然有许多麻烦。 柏：許多你的詩似乎都傾向於塑造成部落格(博客)發文的樣子，這些詩就像是你在心血來潮的時候寫下的日常生活和所有可能發生的事情。你一直都這樣寫詩，還是這是因應網路？ 答：这个问题可能有两种说法。首先是我从来都喜欢这样的写作，比如口语与日常生活，况且它们本来就是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我愿意呈现它们即将发生的或者是你说的“可能发生的事情”。我认为这样的写作非常接近我倡导的“废话写作”，也应该是诗歌写作的兴趣所在。 另一方面，自从有了博客之后，我的诗歌几乎只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它们也许给了你的这个印象。其实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柏：你是否覺得博客和其他網路文類對中文的現代詩有很大的影響？ 答：当然不是。 但是，我同样也认为博客和网络作为新的发表平台，对诗歌有了很大的帮助。就以我个人而言，如果没有博客和网络，我的写作、或者说发表必定会受到限制。而这样的限制，它又可能影响我的写作。至于说到博客的文本和网络的文本，它们的影响就像这个时代一样，总会有但绝对不大。 柏：早在網路出現之前，你就開始寫詩，但是你的詩幾乎都只在線上刊載。是你對印刷出版失去了興趣，還是說你其實在等網路退燒？ 答：这个问题挺有趣，它直接涉及到我们的国家体制和我的写作在这个国家的待遇。它充分说明了“印刷出版”与“发表”在我们国家是如此的不自由。 其实我的“印刷出版”一直就有两种方式。一开始，我也向国家刊物投稿（要知道，我们国家的刊物都是党

柏：如果有的話，哪些詩人影響了你？現今你最推崇哪些詩人？

答：中国古代诗人能够影响我的几乎没有（但我喜欢的却有一大堆），因为我和他们的写作在本质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如果硬要装疯迷窍的说的话，应该是《诗经》中的某些诗篇，陶渊明的诗篇。

现今我最推崇的诗人都是我同时代的诗人。

 

柏：很多評論家和文史學者常把你歸類為”非非”運動的成員，但老實說，除了你們都刊登在同一個期刊上，我不覺得你的作品和其他成員的詩之間有太多相似之處，不禁使我猜想，非非比較像是一份地區性的期刊，而非運動。對此，你有任何想法嗎？

答：你的看法有你的道理，我并不反对。

？ 答：我为了一个女人（爱情）去北京，又为另一个女人（我妈）回成都。我妈她老了，打死都不愿意离开成都，所以我必须回来。 我在北京有七八年吧，而那七八年我不仅写得多，还全部是用电脑写的，所以你自然也看得多。你看多了，当然就有了这样的印象，它不为怪。我在这里特别向你解释一下，是想说明我其实有许多诗不是在北京写的，也和北京没有关系。不过我喜欢比北京，现在非常怀念他们。 柏：你修改詩嗎？還是你和某些詩人一樣，創作一首詩就像宙斯直接從額頭生出一個全副武裝的雅典娜那樣？ 答：我修改。 只是有一些诗我不修改，是因为它已经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而还有一些诗，我已经把它修改得面目全非。不过作为另一首诗它又非常好。 柏：性是你作品裡面的重要命題。一些你出名的詩，像是”打炮”，就嘗試著踰越社會習俗的界線。你曾經因為寫性或者其它禁忌話題而惹上麻煩嗎？ 答：给你讲两个故事吧。 《打炮》的诗和小说写出来后，我当时还不会用电脑，我拿到我家楼下的一家打印店去打印。我把东西交到打印店后，约好取稿时间就走了。这是一个我比较熟悉的打印店，在这之前我已经在他们那里打印过几篇文稿。第二天，我按约去取打印好的稿件，谁知道打印店的女老板却对我说，他们店这些天特别忙，没有给我打印。她说非常不好意思，请我另外找一家打印。 我当时的确很生气，但是却没有想到是什么原因。我拿着稿子又去了另一家打印店，结果另一家打印店依然没有给我打。直到第三家，店主才告诉我，打印这种东西需要多加钱。我很不解，问店主这是什么东西。店主说，你晓得三，打印这些黄色的东西我们要担风险的，所以你当然要多给钱。 这是第一个故事。 后来我的《打炮》的小说和诗歌在网上贴出后，影响出奇的深远。特别是小说，据说它还被多家黄色网站转贴过。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的一个饭局上，我碰见一个非常知识分子的女人，当她听说我是杨黎后，就一直看着我。我回看过她几眼，老实说我没有看出她究竟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她坐到我的旁边，告诉我她看过我的小说《打炮》，而且是多次。透过她的眼镜镜片，我看见她的眼睛很大很亮，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时，她又说了，说了一句让我非常吃惊的话：它们没有引起我的生理反应。 我承认，她这话引起了我的生理反应。 我并不想逾越什么社会习俗的界限，虽然我压根就看球不起这些社会习俗。我写性，就像我写吃一样，只是这个社会可以公开的说吃，并且说得那么口水滴答，却不准许说性，我没有办法。我的许多作品在我们国家是无法正式出版的，它们都是通过网络和“非法出版”的方式传播。 我这样自然有许多麻烦。 柏：許多你的詩似乎都傾向於塑造成部落格(博客)發文的樣子，這些詩就像是你在心血來潮的時候寫下的日常生活和所有可能發生的事情。你一直都這樣寫詩，還是這是因應網路？ 答：这个问题可能有两种说法。首先是我从来都喜欢这样的写作，比如口语与日常生活，况且它们本来就是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我愿意呈现它们即将发生的或者是你说的“可能发生的事情”。我认为这样的写作非常接近我倡导的“废话写作”，也应该是诗歌写作的兴趣所在。 另一方面，自从有了博客之后，我的诗歌几乎只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它们也许给了你的这个印象。其实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柏：你是否覺得博客和其他網路文類對中文的現代詩有很大的影響？ 答：当然不是。 但是，我同样也认为博客和网络作为新的发表平台，对诗歌有了很大的帮助。就以我个人而言，如果没有博客和网络，我的写作、或者说发表必定会受到限制。而这样的限制，它又可能影响我的写作。至于说到博客的文本和网络的文本，它们的影响就像这个时代一样，总会有但绝对不大。 柏：早在網路出現之前，你就開始寫詩，但是你的詩幾乎都只在線上刊載。是你對印刷出版失去了興趣，還是說你其實在等網路退燒？ 答：这个问题挺有趣，它直接涉及到我们的国家体制和我的写作在这个国家的待遇。它充分说明了“印刷出版”与“发表”在我们国家是如此的不自由。 其实我的“印刷出版”一直就有两种方式。一开始，我也向国家刊物投稿（要知道，我们国家的刊物都是党

因为非非的确是一个混乱的群体，甚至是一个非常中国特色的文化运动。关于这一点，作为一个外国人你也许很难理解。不知道你看过我的《我与非非》这篇文章没有？还有何小竹和吉木狼格的同名文章？我想那对你进一步理解作为刊物的非非和作为运动的非非会有所帮助。

不过我得补充，非非作为流派其实是成立的。早在非非的最初，就是非非创办的前三年，非非里就有何小竹、吉木狼格、小安、刘涛、文康和部分的蓝马等大群和我一样的写着诗。其实也就是因为有我们的写作，非非在当时以及今后都是一个标准的流派和诗歌运动。当然，由于它的特殊性，非非从一开始就有周伦佑的周非非、蓝马的蓝非非、杨黎的杨非非之分。进入本世纪以后，当我和何小竹、吉木狼格等幾個老非非成员一起联络许多年青诗人创办“橡皮网站”，那应该是非非的一个更新和发展。围绕“橡皮”写作的诗人，由于有着鲜明的写作特点，被称为“橡皮写作”或“废话写作”。

 

柏：你都長大的，而現在也住在那裡；但你很多的詩不是在北京寫的，就是和北京有關的。你是為什麼去了北京？又為什麼回了家鄉？

答：我为了一个女人（爱情）去北京，又为另一个女人（我妈）回成都。我妈她老了，打死都不愿意离开成都，所以我必须回来。

我在北京有七八年吧，而那七八年我不仅写得多，还全部是用电脑写的，所以你自然也看得多。你看多了，当然就有了这样的印象，它不为怪。我在这里特别向你解释一下，是想说明我其实有许多诗不是在北京写的，也和北京没有关系。不过我喜欢比北京，现在非常怀念他们。

答汉学家柏艾格先生问 柏：什麼時候開始寫詩的呢？相較於其他比較流行的文類像是小說，是什麼讓你為詩著迷？ 答：我是一个早慧的文学少年，写作非常的早。前不久我在一篇自述中，把我的写作“出生日”确定为1979年的某一天。那一天，我写了一首关于洋酒的诗，也就是说我是从1979年开始写诗的。 作为一个早慧的文学少年，一开始我的文学兴趣就比较广泛。诗歌与小说我都有所尝试，话剧也写过。最终选择诗歌作为写作的主体，当然是因为认识到了诗歌的绝对性和唯一性。就像我在我的文章里所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诗歌高。 柏：你是在文革期間長大的，當時有比較多機會接觸到詩嗎？ 答：当然有。只是在1976年以前，接触这些诗歌比较隐蔽，偷偷摸摸的，有点像搞别人的老婆，有危险也更有刺激。而1977年之后，这个问题差不多就不存在了。1977年我15岁，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好时候，发育良好。 柏：我很喜愛你那首關於阿爾巴尼亞的詩，我認為它是我所翻譯過的詩作裡面最棒的一首。是什麼促使你寫那首詩？還有你詩中提到的魏國以及其它那些十二歲時的朋友持續連絡嗎？你去過阿爾巴尼亞嗎？ 答：我代表这首诗谢谢你喜欢它，翻译它。只是我的确不知道它被翻译之后是什么样子？还是那种散漫的节奏吗？遥远的阿尔巴尼亚。 在我们的童年，中国唯一的友好国家就只有阿尔巴尼亚了。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弹丸之地”，简直就是我们九亿人民心灵中的“明灯”。我为什么要写这首诗？我不知道，至少不敢肯定的知道：也许仅仅是我突然想起了过去，并且深深的感到它不再回来；也许是童年那些“莫名其妙”的映像，闪烁中游击队员忧伤的口琴声——我最喜欢那首“赶快上山吧勇士们”——那几乎从童年、少年一直陪伴我们到中年。尽管后来我们已经听到了更多更好的音乐，但是它因为拥有我们的童年而意义不同。不知道这算不算原因？ 魏国现在依然是我的好朋友，三十多年了，我们交往从未间断过。我们后来还一起写过诗，只是他因为其他的原因而没有继续。 我没有去过阿尔巴尼亚，你去过没有？ 柏：在《阿爾巴尼亞》和其它一些詩裡，你引用許多唐詩的詩句。你是從小就受中國古典詩薰陶，還是後來才培養的？ 答：这好像是我们以及我们上面的中国诗人的特色，就是先古诗（写，不仅仅是读），后才现代诗。自然也有例外。只是今后的中国诗人，他们未必还这样。 柏：如果有的話，哪些詩人影響了你？現今你最推崇哪些詩人？ 答：中国古代诗人能够影响我的几乎没有（但我喜欢的却有一大堆），因为我和他们的写作在本质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如果硬要装疯迷窍的说的话，应该是《诗经》中的某些诗篇，陶渊明的诗篇。 现今我最推崇的诗人都是我同时代的诗人。 柏：很多評論家和文史學者常把你歸類為”非非”邉拥某蓡T，但老實說，除了你們都刊登在同一個期刊上，我不覺得你的作品和其他成員的詩之間有太多相似之處，不禁使我猜想，非非比較像是一份地區性的期刊，而非邉印對此，你有任何想法嗎？ 答：你的看法有你的道理，我并不反对。 因为非非的确是一个混乱的群体，甚至是一个非常中国特色的文化运动。关于这一点，作为一个外国人你也许很难理解。不知道你看过我的《我与非非》这篇文章没有？还有何小竹和吉木狼格的同名文章？我想那对你进一步理解作为刊物的非非和作为运动的非非会有所帮助。 不过我得补充，非非作为流派其实是成立的。早在非非的最初，就是非非创办的前三年，非非里就有何小竹、吉木狼格、小安、刘涛、文康和部分的蓝马等大群和我一样的写着诗。其实也就是因为有我们的写作，非非在当时以及今后都是一个标准的流派和诗歌运动。当然，由于它的特殊性，非非从一开始就有周伦佑的周非非、蓝马的蓝非非、杨黎的杨非非之分。进入本世纪以后，当我和何小竹、吉木狼格等幾個老非非成员一起联络许多年青诗人创办“橡皮网站”，那应该是非非的一个更新和发展。围绕“橡皮”写作的诗人，由于有着鲜明的写作特点，被称为“橡皮写作”或“废话写作”。 柏：你都長大的，而現在也住在那裡；但你很多的詩不是在北京寫的，就是和北京有關的。你是為什麼去了北京？又為什麼回了家鄉

 

柏：你修改詩嗎？還是你和某些詩人一樣，創作一首詩就像宙斯直接從額頭生出一個全副武裝的雅典娜那樣？

答：我修改。

只是有一些诗我不修改，是因为它已经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而还有一些诗，我已经把它修改得面目全非。不过作为另一首诗它又非常好。

 

柏：性是你作品裡面的重要命題。一些你出名的詩，像是”打炮”，就嘗試著踰越社會習俗的界線。你曾經因為寫性或者其它禁忌話題而惹上麻煩嗎？

的刊物，没有哪家的主编不是中共党员），在某种时期也可以发表一些比较先锋性的作品。甚至也有出版社愿意为我出版发行，只要我愿意按他们的要求修改和编选。到了2002年，我也出版了诗集。只是这样的出版和这样的发表，比之我的写作简直就非常不足。 所以我也有我的另一种“印刷出版”，那就是“地下印刷出版”“非法印刷出版”和“独立印刷出版”。我一直是中国这一“印刷出版”的先行者和亲历者，并因之受到了国家的特殊照顾。 早在1980年，我18岁时就非法印刷出版了文学刊物《鼠疫》，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成了成都市公安局政侦处的“熟人”。那之后，1985年，我又和万夏一起创办了诗刊《现代主义同盟》，1986年和周伦佑、蓝马一起创办《非非》和《非非评论》。直到2008年，我公开独立出版发行了我的长篇小说《向毛主席保证》。这样的“出版印刷”我还得继续进行下去，比如我今年底就打算独立出版发行我的诗集《五个红苹果》。这本诗集我已经编辑完成5年了，不自己“独立出版”的话，它就永远不可能出版。 我这样说，你就明白我并不是对“印刷出版”失去兴趣，仅仅是我们的出版检查制度不喜欢我。在中国，我们这一批的诗人里，我的出版几乎是最少的——而我的写作刚好又相反——所以，有时候我想起来颇有点为自己鸣不平，但更多的时候，我又为自己骄傲：在现在的中国，写了就能够在国家出版的刊物上发表，在国家严格审查的出版社出版，我认为肯定有问题。 柏：既然你的作品幾乎都出版在網路上，你是怎麼維生的？ 答：我1984年在成都一家银行工作，之后辞职从事“专业”诗歌活动，生活主要靠父母和妻子救济。1991年开始“下海”做生意，好像是要发了，最后却依然没有发。1997年上了岸，写作之余靠打点短工（文字）混日子。2008年，我主要靠销售《向毛主席保证》的书款维生。这本我“自己写、自己印、自己卖”的书，限量编号300本，单本售价300元，通过我自己的博客发布和销售。由于得到许多朋友的同情和支持，现在已经卖了220本。这六万余元，让我过了一年多时间。现在我在写另一部长篇，如果不能通过出版社的审查，我还是打算自己独立发行，当然销售方式上要做一定调整。 感谢你的访问，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让你满意？

答：给你讲两个故事吧。

《打炮》的诗和小说写出来后，我当时还不会用电脑，我拿到我家楼下的一家打印店去打印。我把东西交到打印店后，约好取稿时间就走了。这是一个我比较熟悉的打印店，在这之前我已经在他们那里打印过几篇文稿。第二天，我按约去取打印好的稿件，谁知道打印店的女老板却对我说，他们店这些天特别忙，没有给我打印。她说非常不好意思，请我另外找一家打印。

我当时的确很生气，但是却没有想到是什么原因。我拿着稿子又去了另一家打印店，结果另一家打印店依然没有给我打。直到第三家，店主才告诉我，打印这种东西需要多加钱。我很不解，问店主这是什么东西。店主说，你晓得三，打印这些黄色的东西我们要担风险的，所以你当然要多给钱。

这是第一个故事。

后来我的《打炮》的小说和诗歌在网上贴出后，影响出奇的深远。特别是小说，据说它还被多家黄色网站转贴过。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的一个饭局上，我碰见一个非常知识分子的女人，当她听说我是杨黎后，就一直看着我。我回看过她几眼，老实说我没有看出她究竟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她坐到我的旁边，告诉我她看过我的小说《打炮》，而且是多次。透过她的眼镜镜片，我看见她的眼睛很大很亮，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时，她又说了，说了一句让我非常吃惊的话：它们没有引起我的生理反应。

我承认，她这话引起了我的生理反应。

？ 答：我为了一个女人（爱情）去北京，又为另一个女人（我妈）回成都。我妈她老了，打死都不愿意离开成都，所以我必须回来。 我在北京有七八年吧，而那七八年我不仅写得多，还全部是用电脑写的，所以你自然也看得多。你看多了，当然就有了这样的印象，它不为怪。我在这里特别向你解释一下，是想说明我其实有许多诗不是在北京写的，也和北京没有关系。不过我喜欢比北京，现在非常怀念他们。 柏：你修改詩嗎？還是你和某些詩人一樣，創作一首詩就像宙斯直接從額頭生出一個全副武裝的雅典娜那樣？ 答：我修改。 只是有一些诗我不修改，是因为它已经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而还有一些诗，我已经把它修改得面目全非。不过作为另一首诗它又非常好。 柏：性是你作品裡面的重要命題。一些你出名的詩，像是”打炮”，就嘗試著踰越社會習俗的界線。你曾經因為寫性或者其它禁忌話題而惹上麻煩嗎？ 答：给你讲两个故事吧。 《打炮》的诗和小说写出来后，我当时还不会用电脑，我拿到我家楼下的一家打印店去打印。我把东西交到打印店后，约好取稿时间就走了。这是一个我比较熟悉的打印店，在这之前我已经在他们那里打印过几篇文稿。第二天，我按约去取打印好的稿件，谁知道打印店的女老板却对我说，他们店这些天特别忙，没有给我打印。她说非常不好意思，请我另外找一家打印。 我当时的确很生气，但是却没有想到是什么原因。我拿着稿子又去了另一家打印店，结果另一家打印店依然没有给我打。直到第三家，店主才告诉我，打印这种东西需要多加钱。我很不解，问店主这是什么东西。店主说，你晓得三，打印这些黄色的东西我们要担风险的，所以你当然要多给钱。 这是第一个故事。 后来我的《打炮》的小说和诗歌在网上贴出后，影响出奇的深远。特别是小说，据说它还被多家黄色网站转贴过。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的一个饭局上，我碰见一个非常知识分子的女人，当她听说我是杨黎后，就一直看着我。我回看过她几眼，老实说我没有看出她究竟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她坐到我的旁边，告诉我她看过我的小说《打炮》，而且是多次。透过她的眼镜镜片，我看见她的眼睛很大很亮，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时，她又说了，说了一句让我非常吃惊的话：它们没有引起我的生理反应。 我承认，她这话引起了我的生理反应。 我并不想逾越什么社会习俗的界限，虽然我压根就看球不起这些社会习俗。我写性，就像我写吃一样，只是这个社会可以公开的说吃，并且说得那么口水滴答，却不准许说性，我没有办法。我的许多作品在我们国家是无法正式出版的，它们都是通过网络和“非法出版”的方式传播。 我这样自然有许多麻烦。 柏：許多你的詩似乎都傾向於塑造成部落格(博客)發文的樣子，這些詩就像是你在心血來潮的時候寫下的日常生活和所有可能發生的事情。你一直都這樣寫詩，還是這是因應網路？ 答：这个问题可能有两种说法。首先是我从来都喜欢这样的写作，比如口语与日常生活，况且它们本来就是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我愿意呈现它们即将发生的或者是你说的“可能发生的事情”。我认为这样的写作非常接近我倡导的“废话写作”，也应该是诗歌写作的兴趣所在。 另一方面，自从有了博客之后，我的诗歌几乎只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它们也许给了你的这个印象。其实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柏：你是否覺得博客和其他網路文類對中文的現代詩有很大的影響？ 答：当然不是。 但是，我同样也认为博客和网络作为新的发表平台，对诗歌有了很大的帮助。就以我个人而言，如果没有博客和网络，我的写作、或者说发表必定会受到限制。而这样的限制，它又可能影响我的写作。至于说到博客的文本和网络的文本，它们的影响就像这个时代一样，总会有但绝对不大。 柏：早在網路出現之前，你就開始寫詩，但是你的詩幾乎都只在線上刊載。是你對印刷出版失去了興趣，還是說你其實在等網路退燒？ 答：这个问题挺有趣，它直接涉及到我们的国家体制和我的写作在这个国家的待遇。它充分说明了“印刷出版”与“发表”在我们国家是如此的不自由。 其实我的“印刷出版”一直就有两种方式。一开始，我也向国家刊物投稿（要知道，我们国家的刊物都是党

我并不想逾越什么社会习俗的界限，虽然我压根就看球不起这些社会习俗。我写性，就像我写吃一样，只是这个社会可以公开的说吃，并且说得那么口水滴答，却不准许说性，我没有办法。我的许多作品在我们国家是无法正式出版的，它们都是通过网络和“非法出版”的方式传播。

我这样自然有许多麻烦。

 

的刊物，没有哪家的主编不是中共党员），在某种时期也可以发表一些比较先锋性的作品。甚至也有出版社愿意为我出版发行，只要我愿意按他们的要求修改和编选。到了2002年，我也出版了诗集。只是这样的出版和这样的发表，比之我的写作简直就非常不足。 所以我也有我的另一种“印刷出版”，那就是“地下印刷出版”“非法印刷出版”和“独立印刷出版”。我一直是中国这一“印刷出版”的先行者和亲历者，并因之受到了国家的特殊照顾。 早在1980年，我18岁时就非法印刷出版了文学刊物《鼠疫》，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成了成都市公安局政侦处的“熟人”。那之后，1985年，我又和万夏一起创办了诗刊《现代主义同盟》，1986年和周伦佑、蓝马一起创办《非非》和《非非评论》。直到2008年，我公开独立出版发行了我的长篇小说《向毛主席保证》。这样的“出版印刷”我还得继续进行下去，比如我今年底就打算独立出版发行我的诗集《五个红苹果》。这本诗集我已经编辑完成5年了，不自己“独立出版”的话，它就永远不可能出版。 我这样说，你就明白我并不是对“印刷出版”失去兴趣，仅仅是我们的出版检查制度不喜欢我。在中国，我们这一批的诗人里，我的出版几乎是最少的——而我的写作刚好又相反——所以，有时候我想起来颇有点为自己鸣不平，但更多的时候，我又为自己骄傲：在现在的中国，写了就能够在国家出版的刊物上发表，在国家严格审查的出版社出版，我认为肯定有问题。 柏：既然你的作品幾乎都出版在網路上，你是怎麼維生的？ 答：我1984年在成都一家银行工作，之后辞职从事“专业”诗歌活动，生活主要靠父母和妻子救济。1991年开始“下海”做生意，好像是要发了，最后却依然没有发。1997年上了岸，写作之余靠打点短工（文字）混日子。2008年，我主要靠销售《向毛主席保证》的书款维生。这本我“自己写、自己印、自己卖”的书，限量编号300本，单本售价300元，通过我自己的博客发布和销售。由于得到许多朋友的同情和支持，现在已经卖了220本。这六万余元，让我过了一年多时间。现在我在写另一部长篇，如果不能通过出版社的审查，我还是打算自己独立发行，当然销售方式上要做一定调整。 感谢你的访问，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让你满意？

柏：許多你的詩似乎都傾向於塑造成部落格(博客)發文的樣子，這些詩就像是你在心血來潮的時候寫下的日常生活和所有可能發生的事情。你一直都這樣寫詩，還是這是因應網路？

答：这个问题可能有两种说法。首先是我从来都喜欢这样的写作，比如口语与日常生活，况且它们本来就是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我愿意呈现它们即将发生的或者是你说的“可能发生的事情”。我认为这样的写作非常接近我倡导的“废话写作”，也应该是诗歌写作的兴趣所在。

另一方面，自从有了博客之后，我的诗歌几乎只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它们也许给了你的这个印象。其实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柏：你是否覺得博客和其他網路文類對中文的現代詩有很大的影響？

答：当然不是。

的刊物，没有哪家的主编不是中共党员），在某种时期也可以发表一些比较先锋性的作品。甚至也有出版社愿意为我出版发行，只要我愿意按他们的要求修改和编选。到了2002年，我也出版了诗集。只是这样的出版和这样的发表，比之我的写作简直就非常不足。 所以我也有我的另一种“印刷出版”，那就是“地下印刷出版”“非法印刷出版”和“独立印刷出版”。我一直是中国这一“印刷出版”的先行者和亲历者，并因之受到了国家的特殊照顾。 早在1980年，我18岁时就非法印刷出版了文学刊物《鼠疫》，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成了成都市公安局政侦处的“熟人”。那之后，1985年，我又和万夏一起创办了诗刊《现代主义同盟》，1986年和周伦佑、蓝马一起创办《非非》和《非非评论》。直到2008年，我公开独立出版发行了我的长篇小说《向毛主席保证》。这样的“出版印刷”我还得继续进行下去，比如我今年底就打算独立出版发行我的诗集《五个红苹果》。这本诗集我已经编辑完成5年了，不自己“独立出版”的话，它就永远不可能出版。 我这样说，你就明白我并不是对“印刷出版”失去兴趣，仅仅是我们的出版检查制度不喜欢我。在中国，我们这一批的诗人里，我的出版几乎是最少的——而我的写作刚好又相反——所以，有时候我想起来颇有点为自己鸣不平，但更多的时候，我又为自己骄傲：在现在的中国，写了就能够在国家出版的刊物上发表，在国家严格审查的出版社出版，我认为肯定有问题。 柏：既然你的作品幾乎都出版在網路上，你是怎麼維生的？ 答：我1984年在成都一家银行工作，之后辞职从事“专业”诗歌活动，生活主要靠父母和妻子救济。1991年开始“下海”做生意，好像是要发了，最后却依然没有发。1997年上了岸，写作之余靠打点短工（文字）混日子。2008年，我主要靠销售《向毛主席保证》的书款维生。这本我“自己写、自己印、自己卖”的书，限量编号300本，单本售价300元，通过我自己的博客发布和销售。由于得到许多朋友的同情和支持，现在已经卖了220本。这六万余元，让我过了一年多时间。现在我在写另一部长篇，如果不能通过出版社的审查，我还是打算自己独立发行，当然销售方式上要做一定调整。 感谢你的访问，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让你满意？

但是，我同样也认为博客和网络作为新的发表平台，对诗歌有了很大的帮助。就以我个人而言，如果没有博客和网络，我的写作、或者说发表必定会受到限制。而这样的限制，它又可能影响我的写作。至于说到博客的文本和网络的文本，它们的影响就像这个时代一样，总会有但绝对不大。

 

柏：早在網路出現之前，你就開始寫詩，但是你的詩幾乎都只在線上刊載。是你對印刷出版失去了興趣，還是說你其實在等網路退燒？

？ 答：我为了一个女人（爱情）去北京，又为另一个女人（我妈）回成都。我妈她老了，打死都不愿意离开成都，所以我必须回来。 我在北京有七八年吧，而那七八年我不仅写得多，还全部是用电脑写的，所以你自然也看得多。你看多了，当然就有了这样的印象，它不为怪。我在这里特别向你解释一下，是想说明我其实有许多诗不是在北京写的，也和北京没有关系。不过我喜欢比北京，现在非常怀念他们。 柏：你修改詩嗎？還是你和某些詩人一樣，創作一首詩就像宙斯直接從額頭生出一個全副武裝的雅典娜那樣？ 答：我修改。 只是有一些诗我不修改，是因为它已经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而还有一些诗，我已经把它修改得面目全非。不过作为另一首诗它又非常好。 柏：性是你作品裡面的重要命題。一些你出名的詩，像是”打炮”，就嘗試著踰越社會習俗的界線。你曾經因為寫性或者其它禁忌話題而惹上麻煩嗎？ 答：给你讲两个故事吧。 《打炮》的诗和小说写出来后，我当时还不会用电脑，我拿到我家楼下的一家打印店去打印。我把东西交到打印店后，约好取稿时间就走了。这是一个我比较熟悉的打印店，在这之前我已经在他们那里打印过几篇文稿。第二天，我按约去取打印好的稿件，谁知道打印店的女老板却对我说，他们店这些天特别忙，没有给我打印。她说非常不好意思，请我另外找一家打印。 我当时的确很生气，但是却没有想到是什么原因。我拿着稿子又去了另一家打印店，结果另一家打印店依然没有给我打。直到第三家，店主才告诉我，打印这种东西需要多加钱。我很不解，问店主这是什么东西。店主说，你晓得三，打印这些黄色的东西我们要担风险的，所以你当然要多给钱。 这是第一个故事。 后来我的《打炮》的小说和诗歌在网上贴出后，影响出奇的深远。特别是小说，据说它还被多家黄色网站转贴过。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的一个饭局上，我碰见一个非常知识分子的女人，当她听说我是杨黎后，就一直看着我。我回看过她几眼，老实说我没有看出她究竟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她坐到我的旁边，告诉我她看过我的小说《打炮》，而且是多次。透过她的眼镜镜片，我看见她的眼睛很大很亮，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时，她又说了，说了一句让我非常吃惊的话：它们没有引起我的生理反应。 我承认，她这话引起了我的生理反应。 我并不想逾越什么社会习俗的界限，虽然我压根就看球不起这些社会习俗。我写性，就像我写吃一样，只是这个社会可以公开的说吃，并且说得那么口水滴答，却不准许说性，我没有办法。我的许多作品在我们国家是无法正式出版的，它们都是通过网络和“非法出版”的方式传播。 我这样自然有许多麻烦。 柏：許多你的詩似乎都傾向於塑造成部落格(博客)發文的樣子，這些詩就像是你在心血來潮的時候寫下的日常生活和所有可能發生的事情。你一直都這樣寫詩，還是這是因應網路？ 答：这个问题可能有两种说法。首先是我从来都喜欢这样的写作，比如口语与日常生活，况且它们本来就是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我愿意呈现它们即将发生的或者是你说的“可能发生的事情”。我认为这样的写作非常接近我倡导的“废话写作”，也应该是诗歌写作的兴趣所在。 另一方面，自从有了博客之后，我的诗歌几乎只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它们也许给了你的这个印象。其实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柏：你是否覺得博客和其他網路文類對中文的現代詩有很大的影響？ 答：当然不是。 但是，我同样也认为博客和网络作为新的发表平台，对诗歌有了很大的帮助。就以我个人而言，如果没有博客和网络，我的写作、或者说发表必定会受到限制。而这样的限制，它又可能影响我的写作。至于说到博客的文本和网络的文本，它们的影响就像这个时代一样，总会有但绝对不大。 柏：早在網路出現之前，你就開始寫詩，但是你的詩幾乎都只在線上刊載。是你對印刷出版失去了興趣，還是說你其實在等網路退燒？ 答：这个问题挺有趣，它直接涉及到我们的国家体制和我的写作在这个国家的待遇。它充分说明了“印刷出版”与“发表”在我们国家是如此的不自由。 其实我的“印刷出版”一直就有两种方式。一开始，我也向国家刊物投稿（要知道，我们国家的刊物都是党

答：这个问题挺有趣，它直接涉及到我们的国家体制和我的写作在这个国家的待遇。它充分说明了“印刷出版”与“发表”在我们国家是如此的不自由。

其实我的“印刷出版”一直就有两种方式。一开始，我也向国家刊物投稿（要知道，我们国家的刊物都是党的刊物，没有哪家的主编不是中共党员），在某种时期也可以发表一些比较先锋性的作品。甚至也有出版社愿意为我出版发行，只要我愿意按他们的要求修改和编选。到了2002年，我也出版了诗集。只是这样的出版和这样的发表，比之我的写作简直就非常不足。

所以我也有我的另一种“印刷出版”，那就是“地下印刷出版”“非法印刷出版”和“独立印刷出版”。我一直是中国这一“印刷出版”的先行者和亲历者，并因之受到了国家的特殊照顾。

早在1980年，我18岁时就非法印刷出版了文学刊物《鼠疫》，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成了成都市公安局政侦处的“熟人”。那之后，1985年，我又和万夏一起创办了诗刊《现代主义同盟》，1986年和周伦佑、蓝马一起创办《非非》和《非非评论》。直到2008年，我公开独立出版发行了我的长篇小说《向毛主席保证》。这样的“出版印刷”我还得继续进行下去，比如我今年底就打算独立出版发行我的诗集《五个红苹果》。这本诗集我已经编辑完成5年了，不自己“独立出版”的话，它就永远不可能出版。

我这样说，你就明白我并不是对“印刷出版”失去兴趣，仅仅是我们的出版检查制度不喜欢我。在中国，我们这一批的诗人里，我的出版几乎是最少的——而我的写作刚好又相反——所以，有时候我想起来颇有点为自己鸣不平，但更多的时候，我又为自己骄傲：在现在的中国，写了就能够在国家出版的刊物上发表，在国家严格审查的出版社出版，我认为肯定有问题。

 

答汉学家柏艾格先生问 柏：什麼時候開始寫詩的呢？相較於其他比較流行的文類像是小說，是什麼讓你為詩著迷？ 答：我是一个早慧的文学少年，写作非常的早。前不久我在一篇自述中，把我的写作“出生日”确定为1979年的某一天。那一天，我写了一首关于洋酒的诗，也就是说我是从1979年开始写诗的。 作为一个早慧的文学少年，一开始我的文学兴趣就比较广泛。诗歌与小说我都有所尝试，话剧也写过。最终选择诗歌作为写作的主体，当然是因为认识到了诗歌的绝对性和唯一性。就像我在我的文章里所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诗歌高。 柏：你是在文革期間長大的，當時有比較多機會接觸到詩嗎？ 答：当然有。只是在1976年以前，接触这些诗歌比较隐蔽，偷偷摸摸的，有点像搞别人的老婆，有危险也更有刺激。而1977年之后，这个问题差不多就不存在了。1977年我15岁，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好时候，发育良好。 柏：我很喜愛你那首關於阿爾巴尼亞的詩，我認為它是我所翻譯過的詩作裡面最棒的一首。是什麼促使你寫那首詩？還有你詩中提到的魏國以及其它那些十二歲時的朋友持續連絡嗎？你去過阿爾巴尼亞嗎？ 答：我代表这首诗谢谢你喜欢它，翻译它。只是我的确不知道它被翻译之后是什么样子？还是那种散漫的节奏吗？遥远的阿尔巴尼亚。 在我们的童年，中国唯一的友好国家就只有阿尔巴尼亚了。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弹丸之地”，简直就是我们九亿人民心灵中的“明灯”。我为什么要写这首诗？我不知道，至少不敢肯定的知道：也许仅仅是我突然想起了过去，并且深深的感到它不再回来；也许是童年那些“莫名其妙”的映像，闪烁中游击队员忧伤的口琴声——我最喜欢那首“赶快上山吧勇士们”——那几乎从童年、少年一直陪伴我们到中年。尽管后来我们已经听到了更多更好的音乐，但是它因为拥有我们的童年而意义不同。不知道这算不算原因？ 魏国现在依然是我的好朋友，三十多年了，我们交往从未间断过。我们后来还一起写过诗，只是他因为其他的原因而没有继续。 我没有去过阿尔巴尼亚，你去过没有？ 柏：在《阿爾巴尼亞》和其它一些詩裡，你引用許多唐詩的詩句。你是從小就受中國古典詩薰陶，還是後來才培養的？ 答：这好像是我们以及我们上面的中国诗人的特色，就是先古诗（写，不仅仅是读），后才现代诗。自然也有例外。只是今后的中国诗人，他们未必还这样。 柏：如果有的話，哪些詩人影響了你？現今你最推崇哪些詩人？ 答：中国古代诗人能够影响我的几乎没有（但我喜欢的却有一大堆），因为我和他们的写作在本质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如果硬要装疯迷窍的说的话，应该是《诗经》中的某些诗篇，陶渊明的诗篇。 现今我最推崇的诗人都是我同时代的诗人。 柏：很多評論家和文史學者常把你歸類為”非非”邉拥某蓡T，但老實說，除了你們都刊登在同一個期刊上，我不覺得你的作品和其他成員的詩之間有太多相似之處，不禁使我猜想，非非比較像是一份地區性的期刊，而非邉印對此，你有任何想法嗎？ 答：你的看法有你的道理，我并不反对。 因为非非的确是一个混乱的群体，甚至是一个非常中国特色的文化运动。关于这一点，作为一个外国人你也许很难理解。不知道你看过我的《我与非非》这篇文章没有？还有何小竹和吉木狼格的同名文章？我想那对你进一步理解作为刊物的非非和作为运动的非非会有所帮助。 不过我得补充，非非作为流派其实是成立的。早在非非的最初，就是非非创办的前三年，非非里就有何小竹、吉木狼格、小安、刘涛、文康和部分的蓝马等大群和我一样的写着诗。其实也就是因为有我们的写作，非非在当时以及今后都是一个标准的流派和诗歌运动。当然，由于它的特殊性，非非从一开始就有周伦佑的周非非、蓝马的蓝非非、杨黎的杨非非之分。进入本世纪以后，当我和何小竹、吉木狼格等幾個老非非成员一起联络许多年青诗人创办“橡皮网站”，那应该是非非的一个更新和发展。围绕“橡皮”写作的诗人，由于有着鲜明的写作特点，被称为“橡皮写作”或“废话写作”。 柏：你都長大的，而現在也住在那裡；但你很多的詩不是在北京寫的，就是和北京有關的。你是為什麼去了北京？又為什麼回了家鄉

柏：既然你的作品幾乎都出版在網路上，你是怎麼維生的？

答：我1984年在成都一家银行工作，之后辞职从事“专业”诗歌活动，生活主要靠父母和妻子救济。1991年开始“下海”做生意，好像是要发了，最后却依然没有发。1997年上了岸，写作之余靠打点短工（文字）混日子。2008年，我主要靠销售《向毛主席保证》的书款维生。这本我“自己写、自己印、自己卖”的书，限量编号300本，单本售价300元，通过我自己的博客发布和销售。由于得到许多朋友的同情和支持，现在已经卖了220本。这六万余元，让我过了一年多时间。现在我在写另一部长篇，如果不能通过出版社的审查，我还是打算自己独立发行，当然销售方式上要做一定调整。

感谢你的访问，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让你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