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62年——

这应该是中国自然灾害的第三个年头，许多人饿死了，许多人饿得半死不活，许多人饿得来卖儿卖女。只是谁买呢？大家都那么饿。

就在这饥饿的某一天，一只满载大米的巨轮正远远地驶入天津港，眼见着一些肚皮将得到拯救。而就在这时，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给这首巨轮的船长打了一个电话，让这首巨轮重新返回大海直接开往地拉拉。据说阿尔巴尼亚人民也快饿死了。

当然，这些都是我听说的。那一年8月，我才生下来，关于那之前的事情，我都是听说的——无论是听人说的，还是听书说的，反正我都只能是听说的。

我一直怀疑我是饿死鬼投胎。我外婆说打小我就非常能吃，一顿要吃三斤牛奶。我后来看过我那时的照片，我发现我虽然不瘦，也不像每顿吃过三斤牛奶的胖娃娃。当然后来不一样了。后来我一顿要吃三斤米饭，或者是我一顿想吃三斤饭。整个童年，我每天就想着两件事，那就是吃和睡，有时也包括荤睡。

当然属于乱想。

 

2、1966年——

我开始有了完整的记忆。

我的父母都是老实的工人，在武斗中自然是老产，就是产业工人战斗军团。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们被造反派打到了乡下。有一天——诗人乌青在讲述他的故事时，特别喜欢用“有一天”开始——我也是——其实这个世界并没有历史，只有有一天——我和我外婆去乡下看望我的父母，我们走了好长的路，那几乎是我童年时代走过的最多的路。

我记得我是在一个清真寺外见到了我的父母。他们有许多人，围坐在清真寺外面的空坝上，好像正在讨论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年幼多动，没有几分钟就跑进了清真寺里。就在这个清真寺，我第一次零距离看见了一具尸体，我甚至差一点坐在他的身上。

从那时我开始知道死亡。十六七年后，我为此写了一首名为《倾述与猜想》长诗，记述了这件事情，并表达了我对死亡的认识：那就是恐惧以及更大的恐惧。那是一首变态的诗，我现在想，它呈现的不是我1966年的感受，而是我1982年的世界观。

 

3、1973年——

我在我的短篇小说《出门看天》里所讲述的故事，就是1973年我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它差不多是真实的故事。那一年，我爱上了我的同班同学什么丽。这个丽在我今后的写作中常常出现，仿佛我永恒的女人。我承认，我这一生有过许多爱情，我甚至敢保证每一次我都是真的，但它们最后均成为了过去。而这个丽，她也许并不是那个丽，却永远都在。

我对女性的兴趣好像并不是女性的生殖器，而是女人的乳房，这一直让我迷惑，也一直让我比较自卑。有人说，那是因为我从小是吃牛奶长大的，缺少乳（母）爱。这肯定是一句错话，但我发觉它有道理。就像吉木狼格幽默的彝族朋友所说，说错了都有理。

早在1973年之前，我就对有乳房的女人无限向往，这自然使我对我的同龄女人没有感觉。我对她们有感觉，那应该是我们上中学之后。但丽不同。1973年她虽然才11岁，但她已经发育成熟。我天天都想着她。

细节我就不在这里描述了，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网上查看我的这篇小说，或者去看我的另一部长篇《向毛主席保证》。挺好的，它让我的少年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

去看吧，千万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4、1976年——

1976年是不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年，我不敢说，也说球不清楚。只是它对我而言却非常重要，也十分清楚。一月，国家总理周恩来逝世，引发了全国的诗歌轰动以及哭泣全集合。那几天，成都阴冷而小雨绵绵。我路过许多地方，均看见张贴着悼念的诗词。有些诗词写得还不错，有些写得还不如我。我这样认为。

我承认，我也是从那几天开始学着写诗填词。毛泽东诗词培养的诗歌修为，使我一提笔就胆大妄为。没有几天时间，我的一个笔记本里就写满了长短句。这些东西自然没有一点价值，甚至我也没有把它们留到秋天。只是这次诗歌的偷窥，却让我彻底沉迷于平仄之中。几个月后，我转学到了成都13中，认识了也喜欢写诗填词的魏国安，我的诗歌之路就真的开始了。只是那时是古诗词。1976年冬天，我和同学王镜、康华、魏国安一起在杜甫草堂成立了诗社。那是我的首次文学活动。

1976年除了诗歌之外，对我成长影响最大的是我的反叛性格的无限制疯长。它就像我的鸡巴一样，不仅有了子弹，而且有了太多太多的子弹。作为反潮流时代的学生，我最喜欢的就是反潮流。我和那个时代所谓的异己分子一样，自然把当时的国家主流意识和得意者当成潮流来反对。早在1975年，我就跟着我们街上的大操（cao）哥收听敌台，传说人民领袖的流言。特别是四五之后，我迅速的成了保邓派。

我不认为这是我的正确，我认为这只是表现了我性格的异端。几个月之后，当全国人民正在庆祝粉粹“四人帮”时，我却突然喜欢上伟大领袖的夫人。不是因为她长得不是我迷恋的那种样子，我也许会更加喜欢她。

不过即使如此，文革的许多思想在我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均有很大影响。10年之后，也就是1986年，我写了一篇文章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并把一句全国人民熟悉的语录作为我的一首诗的题词：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坚决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坚决反对。只是敌人是谁呢？我们又是谁？真复杂啊。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的敌人主要就是平庸、专制和文化传统，甚至包括人道主义精神。而到了九十年代，我们的敌人依然还是平庸、专制，只是我把文化传统和人道主义精神合二为一。到了本世纪，我们的敌人有了变化，它们是贫穷、新浪网友和新浪管理员。当然，这肯定不可能全面。如果全面地说，它就是语言。

只是这是我的敌人，而并不是我们的敌人。

 

5、1979年——

整整一年，我想女人都要想疯了。

1979年7月，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实际上我也没有想考大学。从春天开始，我就天天晚上爬在我的小桌子上，写我想象中的黄色小说。而到了白天，我在学校里，面对许多真实的女生我却感到孤独。现在回忆起来，那是我短暂的自闭时间。

8月之后，我年满17岁。作为一个胸怀文学大志的少年，我为自己设计了一套追求爱情的方案。我先找到一个比我年长三岁的姐姐，她在两年前还亲过我的脸，而我再找到她时她似乎对我已经不感兴趣。我很忧伤。

接着我开始执行第二计划，我分别给我的两个小学同学写信，相约她们出来见面。我算好时间，在信中安排好地点，自己直接按时按点去等候她们。

我第一个约会的是丽。她也许就是我的小说《向毛主席保证》里的李红，也许她就只是我的另一篇小说《出门看天》里的什么丽。我约她在哪里见面我已经记不得了，因为她那天压根就没有来。我很很忧伤。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我约的第二个人是小玉。这人是我童年和少年时生命中的主角，我的邻居和同学。关于我和她的故事，我的小说里已经写得很多了，这里就不再多说。

小玉其实应该是我随时随地都可以搞上的女人，在我们交往的漫长的少年时代，我们至少有20次改变人生的机会。她没有错，她毕竟是女人，应该被动和等待。只是她忘了我毕竟还小，属于那个年代典型的青钩子。在我的小说《向毛主席保证》里，我讲述的许多细节都是真实的。比如我把手悄悄地伸进她的裙子，摸着她的大腿，但是我最终却不敢再伸进去一点点。阴暗的路灯下，几个青钩子娃娃围坐在一起，直到我外婆把我喊回家。

我约了小玉，小玉也按时按点地出现在我的面前。这几乎是我第三次约会小玉。当她出现后，我突然不知道该说啥子。我记得，我其实每一次约会她，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但我从来就没有说出过这个主题。后来，我回忆起与小玉三次约会的失败，后悔得很，并写下了“白天为夜晚羞愧，夜晚为白天遗憾”的少年名句。

小玉是我的同学中最早发育的几个女生之一，而且她发育得非常突出。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她的胸脯对我有着了巨大的吸引力和更巨大的折磨能力。我多次对我的小马仔王贵和王贵的妹妹王凤说，我一定要摸小玉的奶奶。而1979年秋天，就在我们家后面的河边上，小玉的大奶奶离我的手只有一臂之远，我却没有敢摸。甚至想都没有往这方面想。我记得我那天给小玉谈的是文学和理想，到天黑完。

小玉想，我怎么遇到瓜娃子了。

又是有一天，我去了我的一个同学家，他是一个法院的子弟。我推开他的门，看见他一个人坐在屋里，正在喝一瓶洋酒。他说那是威士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真实的威士忌，我完全被这个酒瓶子掸晕了。当天我也喝了几杯，内心激动得不得了。晚上回到家，我写了我人生中的第一首新诗。从那之后，我爱上喝酒和写诗。诗，酒和乳房（以及它的上面和下面）是我这么多年的最爱，到现在我也还没有想改变的打算。

所以，我的写作应该从1979年算起。今年是2009年，在这三十年里，我总共写了有两千首左右的诗。有一点需要说明，我现在是我们那个年龄里依然还在写和还能写的几个极少数之一。至于酒，我没有精算过：从1979年到2009年，这中间我只认真戒过一个月的酒。只是我现在，啤酒喝得多点，白酒喝得少些。今后有了钱，我准备多喝点红酒。而乳房，我现在依然充满兴趣。

 

6、1980年——

这一年是我写诗的第一个丰收年，同时也是我爱情的第一年。

如果说我的性意思起于乳房，但我的第一次爱情却和乳房比较遥远。至少我所迷恋的这个女人，她和我幻想的性对象有较大的差别。

1980年春天的中午，成都银行干部学校的某间教室里，我和她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我们的座位几乎挨在一起，她在我的前面。当她回转身体后，我们其实就等于坐在一张桌子上。这样的春天的确安静，也应该安静。我们虽然各自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但我们却趴在同一张桌子上。差不多三十年之后，我回想这样的中午，我们的脑袋和脑袋几乎是开放在一支树干上的并蹄莲。

当时我正沉迷于徐志摩和闻一多的新月之中……哦，不对，应该是我先沉迷于徐志摩和闻一多的新月中，才有了这样的爱情。短短的夏天，我牵完了我这辈子的手，亲完了我这手辈子的吻，它让我之后的爱情显得下流、直接和混乱。当然，很多时候我要的就是这个乱字。如果不乱的话，我的世界不是平庸得和大家的世界一样了。

1980年，夏天还没有完全过去，我又爱上另一个女人。她也是我们银行干校的。培训完成后，我和她恰好分到一个办事处。几天之后，我们自然就好上了。

我曾经在我的文章中谈到过惠特曼，我称为几分钟的惠特曼。那是1979年，我在诗人骆耕野的家里，看到了他像武功秘籍一样收藏的《草叶集》。当时是中午，我坐在骆耕野家的小院子里，外面飘着回锅肉的香味，我被“带电的身体”搞得迷糊。

但是真正影响我的写作的还另有一人，我后来知道他就是金斯堡。1978年，我读高一。我的同学，就是我刚才说的法院的子弟，他为我拿（或为偷）了好多老书。其中有一本封面已经烂掉的杂志，可能是《中国青年》那类，我在上面看见一篇批判美国垮掉运动的文章。文章说了些什么，我也许就在当时也没有记住，但是他引用的一句诗，我却再也没有忘记。特别是当我也开始写诗时，这个句子就反复从记忆里跳出来，强迫我必须学习它、模仿它、接受它、完成它，直至搞大它的肚子——

我看见我三条腿在走路。

1980年不仅我写了好多诗，我的中学同学王镜、童柯、魏国安、铁蛋、康华和伍晓岐等也写了好多诗。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成立一个文学社，甚至办一本刊物。冬天，在我的家，我们就这样商定了。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泛滥，加缪是我们比较喜欢的作家，所以我们就取名《鼠疫》。

还是回到我1980年的爱情吧。

一个女人是勾引者，另一个女人是被勾引者。一个矮一点，一个高一点。我总是被矮的勾引，而又忍不住去勾引高一点的。在勾引者面前我永远是童子鸡，而在被勾引者面前，我就像一个流氓。被勾引者几乎天天和我在一起，她越来越经不起我的勾引，而勾引者仅仅由于见面不方便（主要是时间不够），勾引我的机会越来越少。一个下午，她勾引了我后，对我说：如果你不主动找我，我就不再来找你。

我没有说话，也没有主动地去找过她。但是我后来常常梦见她工作和居住的地方，以及我多次被她勾引的树林。在当时的成都，那个地方已经算是郊区。它有许多许多高大的桉树，我喜欢这些桉树。后来有诗为证。

1980年的最后几天，王镜在他工作的四川大学图书馆，为我拿了几本所谓的内部发行的白皮书回来，其中有一本就是格里耶的《窥视者》。这书震惊了我，改变了我，并让我从此和法国新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

 

7、1983年——

2005年，也就是22年之后，我住在北京天通苑，深居简出，准备大量资料，想写一本关于1983年的小说。对于我们那个时代的人，1983年真的不容易。严打，反自由化，反精污，从意识形态到生活行为，把1979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彻底翻了过去。

我总是有出走的冲动和愿望。1983年5月1日，劳动节，我准备了休假和费用，去了重庆。我原本打算，在重庆耍一天，然后坐船去武汉。而结果是我在重庆呆了一天一夜后，就灰溜溜地回了成都。我当时的女朋友看见我时，非常失望。她说，你连让我思念的时间也不给我一点。我觉得我好羞愧，把它视为我生命中最后悔的事件之一。

不过这次失败的远足，却成为我的诗歌写作的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前，我脑子里有一首诗不停地在冒，我意识到它和我以前的诗完全不一样，甚至和我读过的诗也不一样。我试着想把它拿出来，却又觉得总是缺点啥子。直到我独自在解放碑的太阳下漫无目的走了许久后，才突然明白了里面的奥妙。我之所以匆匆赶回家，就是要赶紧把它们写出来。在《灿烂》里我说过这事，但这句话我没有说。

我先写的是《中午》，但中途我又开始写《怪客》。《怪客》写完后，我才重新写《中午》。这两首加起来400行左右的诗，我写了三天。三天后，我明白我已经我上了一个台阶。这个台阶对于中国诗歌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我不知道。但对于我自己，我明白。

实际上从1982年开始，我的诗歌写作就暂时偏少。1982年，我主要是在读书，那是我非常知识分子的一年。如果说1982年以前我也读书，也读了一些书，但那是随便地读。比如最早是找到啥子读啥子，后来是偏好一些旁门左道的东西。而1982年不一样了。1982年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读书计划，开始怀着野心阅读。比如，我读梯利的《西方哲学史》，并按着他在书中编写的历史，找寻原著来折磨自己。

1982年我还在银行工作。作为一名出纳员，我主动申请去干清点成都公共汽车公司的存款工作。那是任何一个出纳员都不乐意从事的工作，每天埋头在堆积如山的一分两分五分和一毛两毛五毛的小钞中，其工作量应该是正常工作的十倍。我之所以愿意去干这个又苦又累的差事，完全是因为领导规定干完后可以马上回家。一般而言，这个工作要干六七个小时，从早晨八点开始，至少得下午两点才干完。虽然如此，我每天至少有小半个下午呆在家里，自由地看书写字。而且这个所谓艰难的工作，对于我而言简直轻松得不得了。因为我从来就懒得清理这些分分毛毛的烂小钞，我只是把它们整理好，盖上我的印鉴就完事。我每天有充沛的精力和更多的时间坐在我家的沙发上，漫游在柏拉图、毕达哥拉斯和叔本华这些西方死人的世界里。而与此同时，在我所供职的银行，常常有两分一把（两元）、甚至五毛一把（五十）的小钞里，出现长十张和短十张的巨大错误。我们领导被这样的错误吓得脸色惨白，而在我当然没有啥子问题。我早就想好了，即使五毛里短了十张，我不也就是赔五元而已嘛。用那么少的钱，买了那么多的时间，学了那么多的文化，我觉得我赚惨了。呵呵，当然那是过去的想法，如果是今天我自然不这样认为。

不仅是今天我不再这样认为，就是1982年刚过、1983年刚到，我也不会认为把这些宝贵的时间用在读书上是一件值得的事情，或者是一件值得张扬的事情。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那些狗男狗女、那些三级片、那些黑灯舞会，它们像一块块骨头吸引着饿狗一样吸引着我。我承认，由于我过早的恋爱并同居，这使我的生活非常的规矩和理性，让我晚了一些时候介入到这种混乱的生活中。当我某个同事已经同时在和两个女人做爱时，我却还在我的屋子里孤独地思考“为什么人不能同时涉过两条河”？

 

9、1985年——

1984年是我的个人史上比较重要的一年，我在我的《灿烂》里差不多都已讲过。而1985年，我的生活和我的精神均比较迷茫，这样的迷茫我差不多每五年一次。在当时的迷茫中，我甚至有过潜逃香港的冲动和行为。关于这件事，我最近在我的博客上贴了一篇文章记录它。现引一段放在这里，算是1985年的交代。

如下——

1985年的第一天，我心事重重的来到李涛的家，告诉他一个关于我自己的天大秘密，那就是我决定跑香港。我记得当时他问我什么时候跑，我说马上。他听了，仿佛也开始心事重重。对于我的决定，他没有表示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他只是说，我们去喝一杯。我现在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其实我在当时是这样的一个人，一方面非常天才，另一方面却又非常宝器。比如就在我决定潜逃香港时，我连四川都没有出过。当李涛告诉我去香港该怎么走后，我内心里已经害怕起来。只是我没有说，我也没有问李涛他是否看出来了。

当然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决定陪我去火车站。到了火车站后，他又说要陪我去绵阳。哦，这里我解释一下，根据李涛说，我当时去香港必须先北上郑州，再从郑州南下广州，然后从深圳跑。我记得他问我知道不知道深圳，我不好意思的说我不知道。我说了就低下头，李涛更加心事重重。这也许就是他陪我去绵阳的理由。

火车开了两三个小时才到绵阳，但是我却觉得它转眼就到了。李涛拍了拍我的肩膀，就下了火车。那天的火车特别的空，我一人坐在空荡荡的车里，趴在玻璃窗上看车外。天已经大黑，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过了一会儿，火车重新启动，我的心里空了一大半。

 

10、1986年——

好在一个人的生活并不是永远都这么糟糕，1986年对于我，似乎有了另一种开始。现在回忆它、言说它，现在是二十多年后的一个早晨，我点上一支烟，泡上一杯茶，仿佛还没有睡醒。其实我永远也没有睡醒。

我喜欢在梦中。

A，关于小安：

1985年冬天，我在重庆刘太亨的寝室里偶然地认识了他的同学安学蓉。经太亨介绍，我与她相恋并火速结婚。她就是后来才华横溢的诗人小安。

刘太亨是整体主义的干将，当时作为重庆西南医院的一名军人，肩负着重庆先锋诗歌的接待和传播工作。在公正地对待各路江湖朋友的同时，自然有意无意的更多更重地推介了整体的诗歌观念和写作风格。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重庆（四川）现象。作为当时轰动诗坛的史诗写作，它自然延续和发展的整体主义诗歌的确颇有影响。特别是天才的宋炜，他那些巨大的诗篇以及诗中弥漫的悠远的气味，无不影响和震骇着同代诗人和诗歌的初学者。这其中有成绩斐然的万夏（他的诗歌成就肯定是在《汉诗》时代而不是莽汉时代），当然更有许多本来有才华但却完全被引入迷途的诗歌羔羊。只是我现在重新言说这段历史时，我并没有认为这是遗憾（诗歌没有遗憾），反而感觉迷途地写作应该另有它的前世和今生和酒量。

只是小安的前世也许并不在整体里面，她的今生更有别于《大曰是》《枭王》这些现代大赋。在我刚认识她时，她的书桌上摊开着黑格尔的《美学》，而她的脑子里却连一首诗歌都没有。关键是我问她看《美学》干啥子？她回答我曰写诗——这让我觉得很惊讶，并可以肯定诗歌对她已经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了。即使她把这书看完，再把《逻辑学》看完，再把《精神现象学》看完，她也依然写不出《种烟叶的女人》。

小安后来的诗歌才华和成就是我们有目共睹的。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和一个时代算总账，也不是抬高自己在别人的成长中的巨大作用。我这样说，是想告诉后来者，1986年之前，口语写作在中国、或者在中国四川——这个所谓的中国诗歌革命重地——多么难。

 

B，非非

关于非非我说得太多，这里就不说了。

 

C，韩东与于坚

1985年我和万夏、赵野决定创办一本自己的刊物，以展示我们年青一代不同于另一些老娃娃的人生趣味与诗歌追求。我们用第三代为这个群体和这个刊物命名，而在之前这个名字已经被北望、赵野等四川大学生用过。我知道这不是一个理想的名字，它在今后的言说中必将带来许多麻烦，但也没有办法。因为在那一年，以及更之前，我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韩东和于坚，有好多天才的《他们》。

在这之前，我知道的只有莽汉。而李亚伟很偏远，马松忽隐忽现，胡东和万夏却正在放弃他们原来的写作——前者趣味日趋散漫，后者忽然接近宋炜、石光华，并在几年后为《汉诗》树立了又一个楷模。

后来万夏以《现代诗》主编的身份去了南京和上海，当然他还去了更多的地方，但是我只对南京和上海记忆深刻。在万夏带回的众多信息和资料中，我完全被一本叫《他们》的地下文学刊物迷住。诗人于坚和韩东，作家乃顾（也就是顾前），他们的名字瞬间被我挂在了我的嘴上。在这之后的《他们》里，我自然看见了更多的天才。小海，丁当，于小韦，我告诉万夏，我非常喜欢他们。

我是1986年分别在成都见到韩东和于坚的。与韩东的见面，我表现得特别的糟糕。他的突然出现，让我立马醉倒在酒桌子上。这件事让我想了好多年都没有想清楚，为什么一个让我心仪的诗人真实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除了把自己灌醉，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后来想，也许是因为他戴着眼镜，还带着另一个戴眼镜的小海——他们都不喝酒，让我万分自卑——我除了把自己灌醉，简直找不到另外的办法。

相比之下，我和于坚的见面却完全相反：我们差不多一见如故，就像我们的诗歌一样。关于这次见面，有于坚的大作《成都行》为证。那是一首言说诗人与诗人心情的绝妙之诗，多年之后，有人读到这样的诗篇，必将羡慕得不得了。

当然，重要的不是这些：无论我和韩东初见的尴尬，还是我和于坚初见的如意，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毕竟成了中国诗歌的同路人。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见证了中国诗歌的发展，也推动了这样地发展。特别是1999年，我们与伊沙、朱文、何小竹、吉木狼格和石光华等的眉州聚会，基本上改变了中国诗歌的道路。

 

D，《高处》

《高处》之前，我的诗歌写作必须遵循自己为自己制定的教条，这些教条也是我后来为他人设计的限定。到今天，我依然认为它们是必须的。我反对滥情，特别是以青春的名义滥情。年青人应该有纪律，讲规矩。

我是1983年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那一年，我的写作出现了“断裂”。以《怪客》《中午》为主体的诗歌，为我确定了我的写作的叙事性。当时有人批评为“假叙事”。而之后的《街景》《小镇》和《风向》等诗歌，又为我的写作确定了客观性。这两性合一，彻底粉碎了长久垄断诗歌写作的抒情风格和主观随意。

而1986年秋天，我写了《高处》。

那是一首纯粹的声音的作品，语言的声音，比任何声音更动听，也更能够被诗歌听见。这首诗的完成，实现了我对诗的最终理解，找到了我诗歌写作的理由。我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我找不到干一件事情的理由，我是不可能把一件事情干下去的。比如，我找不到超越死亡的方式，我一定不会老老实实地活下去。

诗从语言开始。

《高处》之后，我终结了我写作中的教条。一方面我认为我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些所谓的教条之中，另一方面我感觉到这些教条已经成为我的自由的一部分。有没有教条对我来说已经不存在，是不是教条对我来说更不是问题。所谓教条，并非教条，只是教了条而已。但是有过教条的人，却总是比没有过教条的人多了条教条。不仅如此，没有过教条的人，也同样不可能有完全的、真正的自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