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到如今，谁要是拿现在的老百姓生活跟三十年前比贫富，这人肯定是个偏执狂；可谁要拿现在的国民道德水平跟三十年前比优劣，估计大多数人都会作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唉！世风不古，每况愈下啊。

     “上梁不正下梁歪”是几千年的古训，也是老百姓论古评今的俗话。可盖房子的人要把摆正上梁作为房子坚固耐用的头等大事，那就大错特错了。腐败在各种制度下都有，可是因为腐败使全民道德失范的国家，放眼望去似乎并不多。看看中纪委这些年抓大放小的反腐路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舍本求末、咎由自取、自食其果。

     纪检、监察、监督、执法、执纪部门把查处大案要案作为绩效的指数，算来至少有二十个年头了。千锤百炼的政治家们一方面堪称道德古今楷模，一面也得在政治伊甸园里摘下一颗颗烂苹果。浅薄而又尴尬的名记们驾轻就熟，还在把大贪官大昏官作为针砭政风人事的刻度盘。谁也没有去感受那弥漫在空气当中的腐味-------专制的、封建的、资本的、海盗式的种种恶习歪风，正悄悄地侵蚀着我们民族的灵魂。

     上面的规则能被潜规则，下面的规矩就会被乱方寸，道德迷失和道德焦虑考验着每个公民的忍耐力。就在前不久，在努尔哈赤一族的成事之地吉林松原，再次上演大金得胜碑后的满清科举罪恶大剧，国家的公信力和控制力在人们的信念中一片片坍塌。只要不是车羁苑困的高层人物，有点眼力的人都知道，宵小群舞的这一天早晚要来。为此，多少古君子一般的官家人在道德焦虑中苦思艰行。  

     看着一份份闭门臆造出来的各种官文和报告，我就想起了克拉玛依纪委一位睿智的维吾尔族老领导，他目光炯炯盯着下属的神态，显示了一个信仰者的认真和执著。那一年，他拿着我写的第一篇纪委会议报告问我：“查处大案要案？不对吧，中纪委三项工作格局是这样提的嘛？”身边的部门领导言之凿凿，多少年都是这么说的，绝对没问题！

     几乎每一个办案人员都坚信字字九鼎，我甩开办公室多年积累的本部门材料，为这个刚履职的书记找到中央的原文：“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违法违纪案件、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可是纠正了文字上的一个措辞有什么用呢？抓大贪官、破经济大案、处理突发事件责任人，已经被我们的执政机构奉为要义。身居各职的人物只要不撞这个霉头，就可以数年如一日的懈政、怠政、乱政、失职、渎职、戏职、违纪、违规、违事、缺心、缺位、缺德。  

     其实挖出那些大案要案只是表明执政党清理内部腐败的立场，根本不能成为常规型的工作格局。道理很简单：大案要案和恶性案件是明显悖于全民道德和国家纲纪，只能隐形操作和冒天下之大不韪。它像艾滋病一样，只在特殊人群中发展，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构架根本形不成什么致命的冲击。就眼前，台湾陈水扁入狱、英国议长辞职、韩国总统卢武铉自杀，谁也不会放在政体危机和道德失范的层面上去说事。

     而那些天天在官员和老百姓身边发生的潜规则、乱规矩、不作为、不自爱，才会像HN1流感一样瞬间摧毁社会政治的防线 ，在一夜之间蔓延的不可收拾。“小腐败”的示范作用好比打喷嚏，星星沫沫蔓延无痕：书记市长可以违背公德良心用不称职的人，局长处长就可以受人之托搞一个无效工程，科长主任就可以心领神会通过一个无原则的预决算，职员干事就可以按自己的需要蹭点实惠，普通老百姓在心生怨恨的同时，各尽所能肢解无所不在的社会公德和社会良知，以更大的摧毁力放大“蚁穴”的作用。

     不要归咎于让中国人民强大和富足起来的改革开放。那时候，人民对财富和文明的巨大创造力被妖政压抑了很久，人们对物质的合理追求被伪君子们妖魔化。小平先生给社会经济生活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也是时势之大为。老先生从来没有容忍形成什么利益集团，也没有懈怠自己的政治使命。

     在国外一些现代制度下的社会，公职人员就是接受了几百元的不义之财都可能会失去供职的资格，政治家更是无时不在地处于媒体的道德评判中。在我们这样一个民主发展阶段，要做到让腐败的毒素不侵害社会土壤，就更应该在日常道德行为操守上严管重责。   

     制度的精细设计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一个和一代设计师就能完成的。就跟反腐败“抓小”比“抓大”重要一样，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实际上不存在总设计师之说，而是一代代设计师锲而不舍发扬的理念和操守。 

      提一个问题：贪了1000元的人和贪了1000万的人在违背公职道德操守的性质上有什么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