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暴：以丁成命名的时代（上）

□ 孙 曙

     时代依然是晦暗重叠冥冥未明，便总有一代接一代的盘古跃然而出，开辟出天地光明；有时挺身而出的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滑稽中悲喜交集，创造、神勇、智慧、圣德与疯癫、虚妄、荒唐、无聊纠葛不清。时代独独钟情于盘古和堂吉诃德的家族，他们是时代的长子，是时代的开路者、吞噬者、命名者，获取了时代的伟力与纪念碑，他们屹立于时间旷野。这些巨人的纪念碑，人们视之为历史。

    八零后诗歌运动，旗帜性的人物是丁成。他是八零诗歌运动的先知，是发起人、召集人、领导人、辩护人、掘墓人、守灵人。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尾声，在八零诗歌运动的落幕声中，在而立之年的隆隆迫近声中，丁成长驱直入，加速度挺进历史，连年不断进入各种诗歌年选，中外出版的各种1978/2008三十年中国诗歌选，不约而同的相率以丁成煞尾，似乎是新诗已气息奄奄，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养老院的病床上，老泪纵横地一再抓住丁成的手，明确其为嫡派正朔的传承人。

    丁成的巨人传，已经开了篇。丁成说过，“我不要历史过几年才来找我，我要历史现在就找我。”他已经如愿以偿。巨人已经开始生出光环，金粉已髹上面来。丁成迟早会成为神殿里的一尊，“万万年，万万年之后”“我在雕像群中站得太久了”（《我梦见父亲》），但至少眼下我们还能看得清他的肉体凡胎。当他成为神，他与这个时代已一起死去，死得一干二净，彻彻底底，了无意义，就像他在同一首诗中写的，“自己像一尊雕塑一样/向着黑暗无底的生活，砰——地一声灰飞烟灭，不着痕迹”。而现在，他正在意义分明，显山显水，而且更重要的是，你可以看住对宰制对伟大野心勃勃的他，提防住他还有时光删节篡改自己，作为一个共时者揭发出他的本来面目。

自觉的异端：抵抗，癫狂，强暴

    阶级的重生  我们这个时代的怪异，依然是延续着屈辱与抵抗的主题，近一百七十年前起，一个封建的自足的农业国，被俯首系颈押解进工业化现代化的世界进程，这种屈辱与抵抗以及认同、追随纠缠至今，在早期，是国家和文化的抵抗，而后夹进了阶级的抵抗、人的抵抗。在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光谱是如此广阔而混杂，小农经济、工业化、重商主义、权贵资本主义、信息社会、全球一体化市场的混合体，投射在文学的棱镜上，你可以看到原始宗教、专制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平均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生态主义等等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意识的杂萃，这种杂萃更混乱的是可以共居于同一人，秦始皇、义和拳、西门庆、辜鸿民、胡适、鲁迅、希特勒、萨特、红卫兵等等叠压在一张脸上。时代在每一个枝节上都引发抵抗，因为抵抗，这段历史及其文学都有了革命的气质。即以近三十年的诗歌发展而言，以北岛的《回答》为标志的朦胧诗，分明是对专制的政治抗议，到第三代，到“回到语言”，到口语诗，到下半身，是纵深进了文化抗议，而到80后的丁成郑小琼，他们的出现，带来了一种阶级抗议的复活，将抵抗的主体地位与阶级归属落实，激活文学的老根。他们重新回到农民、回到工人，面对工业化城市化给人和自然带来的越来越重的枷锁，挑明阶级对立，立足阶级性，发起新的抵抗。 

“对面，我的对面是一位硬汉

典型的来自高山丛林间的硬汉

他痛苦地抱着裹着纱布的右手

      

‘是工伤，是他妈的玻璃划的

唉吆，就是今天下午三点多钟划的

在北京咱这种工人去不起医院

趁早回老家去治。’

 

汉子在钢铁的律动中睡着了

捧着他的右手

像是回到了几十年前的

温暖的摇篮

 

车窗外巨大的黑暗

黑暗中有汉子的疼痛

有一种疼痛

来自疼痛之外。”

 

这是丁成写于2001年的《L481次列车上》，他刚二十岁。打工者的疼痛，是他心底的疼痛，一种同类的疼痛，一种阶级弟兄的感同身受。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贫富悬殊，卷入劳动力市场的底层劳动者，命如飘蓬，利益与生活无从保障，在强大的机器和资本面前，他们的地位一直在失落，被奴役，受压迫。丁成郑小琼们都是农民之后，80后伴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而成长，在资本主义的照耀下，人民主人的虚名轻烟散尽，而阶级的属性却越发坚硬若磐，他们体验到的是四重屈辱，在城市化中乡村的屈辱，在工业化中人的屈辱，在资本市场化中劳动力（“打工”）的屈辱，在全球化中中国的屈辱，不甘于异化为沉默的机器，不甘于奴役，他们在钢铁和金钱的专制面前，站在他们阶级弟兄的行列，唱起人的歌，悲歌一曲。在《流浪汉》中，一个雨中的流浪汉，在臭水泛滥的街角挪动着他的家当，丁成说：水中的流浪汉啊，水中的同胞或亲人。在《她们的图腾》中，农村的女人们拼命地喂养自家的狗，把包装好的狗屎装车，运往城市，城里等着吃狗屎大餐的贵妇人们排队抢购。这样在语言中对城市和权贵的肆意凌辱，正是一个屈辱的阶级的幻象，仇恨的白日梦。在他的幻觉中，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他们给世界带了绿帽子/他们集体强奸了城市”（《工地》），这是一种何等的妄想啊，屈辱生狂，世界颠倒，梦想实现。

    在丁成的诗中，软弱无力的道义和同情被踩到脚底，仇恨喷薄，这种仇恨指向一切，指向阶级的敌人，指向同类，指向自己。而城市，自然首先遭到充满敌意的恶毒攻击，“颧骨日渐高耸的上海/营养不良、消化不良的上海/掀起裙角的荡妇/正在勾引被物质兑换的人们”，“上海，上海/四通八达的阴沟暗河/被盖上现代、文明、繁荣的阴井盖”（《上海，上海》）；“灯火辉煌的城市/从内部腐烂/从人心开始腐烂”（《霓虹》）。在他的诸多诗篇中，都市（上海）的喻像是淫荡的女性“物质的娼妇”，“东方巴黎，那些蜿蜒的灯火/像一个少妇轻盈搅动的舌尖”（《上海的街道》），“淋病，梅毒甚至爱滋/瞧，这些多么时尚多么现代的词/像魔咒一样如影随形/坐上高速的磁悬浮列车/前进，前进，进”（《上海，上海》），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深受魅惑，又望尘莫及，倍受屈辱，他恶毒攻击，四处造谣，他肆意贬低其为自己不屑的胯下之物。这也是一种抵抗，在他的跳踉唾骂声中，都市的裘皮大衣应声而落，包裹的烂疮臭气的垃圾场一一呈现。在《昨夜西风昨夜雨》中，建筑工地上，一位年轻新婚的农民工被抓土机压死，仅获得1000元丧葬费，他的妻子在痛哭，激怒于这不公平，愤慨于这些农民工对自己命运的被动服从，他仇恨一切，几近恶毒地写道：今天，工地上送来1000块安葬费/你决定用它来准备下一个婚礼/你不是那个命薄的民工/你认得那1000块/你不能没有替代民工的男人/你的私处是这个时代的阴道/你需要民工来充实/昨夜西风昨夜雨/另一个民工已经撅起几吧/等着应聘进城/走近你年轻的乳房和空荡的阴道/塞满你，塞满城市，塞满时代。在《盐》中，一面同情“骑三轮车的兄弟”，“你的身上湿透了/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毛主席/老要强调阶级感情”，“你越骑越快，我看着你后背的深蓝越氲越大”，但当三轮车夫还没到地点就把他扔下，他还是要叫骂，“或许上海也该像奥尔良一样/得提前准备足够的裹尸布”。恶毒乎？恶毒，他那么恶毒，他就那么恶毒，这是时代给他的造化，他是时代的肖子，蛇与蝎，一只又黑又大的毒蜘蛛挺身在语言中、在祖国的诗歌中，这种激烈而几乎疯狂的仇恨，仇恨一切，既是显豁了当下的紧张，是一个时代的压力的释放，也是一个阶级屈辱的代偿。这种乖张，这种舛谬，往往被说成是时代病。这是与现代化同步的反现代性，以科学、进步、繁荣、发展、富裕为号召的现代性，佛头着粪，漏出破绽，当然，这种恶毒，这种抵抗，本身即是现代性的题中之义，从反面拓展了支撑了现代性，现代性的肌理获得更为曲折而细腻的展开。

    压迫存在，抵抗就存在；奴役存在，抵抗就存在。新世纪前后中国文学中勃兴的“底层叙事”，就是抵抗的文学。这种抵抗的阶级意识，在80后的写作中是明确的，只要对比一下沈浩波写于2000年的《乞婆》，就可看出80后与他们的前辈“下半身”的区别：趴在地上/蜷成一团/屁股撅着/脑袋藏到/脖子下面/只有一摊头发/暴露了/她是个母的//真是好玩/这狗一样的东西/居然也是人。80后诗歌中的阶级意识，提示了底层阶级的共同困境和阶级抵抗，但和政党的阶级意识相背，他们并不以阶级的类来取消阶级中的个人，即用阶级利益阶级品格取消个体利益个体人格，相反，在这种对一切的仇恨中，阶级的个体得到声张，从而是整个阶级的声张。但80后的丁成郑小琼等的这种阶级立场，也是不自觉的，不坚定的，因而是动摇的，漂移的。其激烈与平淡，与其生活境遇的艰难和发达一一相应。按马克思所言，统治阶级的思想从来都是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消费主义的财富梦想照耀着每一个人。丁成的诗中有用贫穷来为这个世界赎罪，认领贫穷为自己的阶级，“悲剧不再是贫穷、饥饿、寒冷和无家可归。‘富裕人群里的恶性菌种正在扩散！’/‘不得不提防’，相反，在我们的这个时代，贫穷是一种财富”，“让贫穷的黑暗降临在每一个人身上，那是永久光明的图景”（《我是那我是》），但毕竟在现实的生活中，他还是向着财富狂奔，“无论个人还是家庭，生活都能保持在小康水准，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为之努力并乐意见到的”（《丁成：“诗歌印证我的命”》），在《推杆进洞的愿景与现实》一文中，丁成用富人打高尔夫球的梦想“推杆进洞”，来激励80后的诗人们成为优秀诗人。这样的喻体，本身也昭示了对财富的信仰与艳羡。这种不确定性，消蚀性，拼贴化，也正是后现代的典型特征。

    抵抗资本主义，抵抗奴役，是近代已降工人阶级的使命，与资本主义相始终，几经中断，特别是在人民的名义人民专政的名义下，被悬空搁置取消，当资本主义汹涌而至再次振兴，抵抗也重新崛起，虽仍遭到围堵与消蚀，动摇不定，然而终究是抵抗，所谓盛世，所谓进步，因为响起了惊声尖叫而漏洞百出，因为听到了恶毒诅咒而惊慌失色，映现出当下的黑暗与困境。抵死不从于奴役，绝不妥协，一意于反叛，“我裂变着，扩散着/我是一颗微笑的癌细胞//我要把这个疼痛的世界/慢慢地折磨到老/从日历上一天一天消灭掉”（《癌细胞》），“战马奔腾的年代已经过去若干年了/反叛的嘴唇安置到我们身上”（《廊道或者一代人》），“而锋芒则不同，它不因为‘敌人’而存在，如果硬要给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很简单：因为存在所以锋芒，或者因为锋芒所以存在。优秀的诗歌锋芒永远不会消失，它具有永恒性”（《诗歌的动力学启示》），因为异端所以锋芒，或者因为锋芒所以异端，哪怕是为了反叛而反叛，总是坚持了抵抗，重燃了现代文学的生命之火。

    人类的绝望与抵抗。“陷阱朝着我们，朝着一代人/张开了充斥着繁华的、文明假象的大嘴/我们被物质的力量挤着、推着拥上广场/此刻，我们清醒地意识到/面对广场，面对时代/我们都已无药可医”，（《广场》）在丁成的诗歌中，我们应该熟悉这样的绝望，这样的指控。“美丽的夜晚，美丽从内部腐烂/善良的人们，善良从内心腐烂/婴儿从母亲的子宫开始腐烂/在霓虹的光晕里兴奋不安的年代/人类的保质期开始腐烂”（《霓虹》）他抨击人类文明发展成物欲横流，他是一个已经看见末日的杞人，发疯一样嚎叫、撕咬，试图阻止这个世界的下坠。 “物质的力量像砂轮一样/先是把我们打磨得非常锋利/然后是锋利着/并悄悄的损耗”（《广场》），“城市就是物质的涡流”（《工地》），“上海，上海/你这物质的娼妇”（《上海，上海》），这不由得令人想起蒙克的名画《呐喊》，眼眼看到末日，被末日惊骇、追逐，无可逃遁，恐惧，绝望，绝望于末日，绝望于众人皆昏睡不醒，于是发狂，狂人呐喊于铁屋。因为世界充满了恶意，所以他对世界充满恶意。

    “我的全部写作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反面教材，换句话说，人类文明是我全部写作最合适的反面教材！”这是丁成的札记中的话。他在怀疑文明的进程是违反人性的。这倒也不耸人耳目，他也不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从老子、庄子起，文明就出现了异己者抵抗者，丁成是卢梭、波德莱尔、尼采、梭罗、卡夫卡等文明的攻击者抗议者呐喊者的后继人。在八0一代的诗歌中，丁成的忧愤深广确实是超出同辈的，他有着超越个体、民族、国家，作为人类整体的视野，因而，他的诗歌也有了世界性。他从一个阶级的困境中，看到人类的困境，文明的困境，人性的困境。这大概正如导师们所说的，只有无产阶级，因其一无所有才有世界性，才和人类的根本利益一致。①写于2004年的组诗《我的头版头条》，最为观念化地体现这些。

 

我们从史前生物开始进化

我们进化成猿

我们努力使自己更像一个人

我们进化历史和文明

我们把社会进化成阶级

我们把河流进化成下水道

我们把山峰进化成秃子

我们把健康进化成疾病

我们进化成不同种族

我们把动物进化成珍稀动物

我们把木材进化成名贵木材

我们把石头进化成钢铁

我们把钢铁进化成刀子和子弹

最终子弹和刀子把我们进化掉

现在，你们进化了我们的家族史

现在，你们净化了你们的家族史

（附记：4月7日是卢旺达种族大屠杀10周年纪念日。10年前的4月7日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在短短100天里，先后有100万人被杀，湖水被鲜血染红河道被尸体堵塞，成为20世纪的人类悲剧。）

——丁成《家族史》（2004）

   人类的进化，进化成了反人类，一直到将人类“进化掉”。在《人类园》《火星人如是说》中，人类的前景是成了濒危物种，让毁灭了自己毁灭了星球的火星人同病相怜。在《弃婴》《人道主义》《善良》中，他对人性大声指斥，逼视所谓的人道所谓的善良，逼现其虚伪软弱。当然这一组诗由于宣泄直白，空洞浅显。在《猫，猫》中，愈来愈驯化的猫，象征了文明对天然人性（兽性）的戕害：“从小就已行动迟缓的猫/在富人云集的高档场所/和贵夫人行影不离/就像看着一座座游动的墓碑/随着浮华糜烂的现代生活/慢慢葬送着生命最后的贞操/你们的生殖体系/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慢慢开始改变着/贫富悬殊割裂着你们的家族/那些温顺漂亮的整日依附于主人的猫/慢慢地上交了自由交配权/你们看着主人的脸色/决定发情期何时到来”。而《谶言》，将个人的流离失所险象环生凶兆重重，与“911”的人类厄运缠杂一起，一个分崩离析惶惶终日的人世与人生，焦虑不安惊恐万分地等着谶言与末日，整首诗充满鬼魅鬼祟恶兆恶意，“九月，我开始做噩梦/凌晨三点被自己惊醒/连续地彻夜难眠/911的晚上/我的门牙被自己拔掉/血喷如注”，夜里，老鼠惊醒了他，他和老鼠展开战斗，他恐惧而忧郁，凌晨，房东带来电话，要房子为其猝死的父亲作丧事，他只好流落在大雨之中，“九月，我成了亡灵”，“九月，这个充满隐喻和谶言的秋天/我使整个小区的人终日惶惶/而我，同样会在夜深人静的黑暗中/听着自己节奏紊乱的心跳辗转难眠”。而给其带来广泛声誉的《2004悼词》，则表明了其诗歌就是世界的悼词。在《我是那我是》《蟑螂的微笑》《四重奏》等长诗中，充斥的不是“死前死”就是“死后死”。而其最新的长诗《黑太阳》，干脆将整个未来交给了没有阴囊的男巫，没有轮回，没有救赎，只有死亡，这是何等的毒咒。“我们合在一起是诅咒！对一切的一切的诅咒”（《黑太阳》）。

     在丁成的诗歌中，由于其主体思想是对人类文明进程的不信任，是揭开文明的画皮，是末日预言，“这里的一切/让我感到恐慌，感到末日世纪的悲凉”（《七月原惑》），“人们早已被震碎的自由/缓慢地渗出皮肤/它们像疱疹一样浮现在黑暗的虚空/形成仅供瞻仰的/末日幻像”（《桥殇》），“我看不见的未来，被阴霾清洗/我看不见的绝望被空虚埋葬”（《6月6日》），“我书写着凶猛和寒冷，我书写着绝望”（《生命的回光》），他作为一个王，他要当的诗歌王、哲学王、人世王，不过是宣判而已。所以死亡意象成了诗歌中的核心，这些死亡意象一集中为黑色意象，照耀着他全部诗歌的黑色意象，“披着黑风衣的影子”，“猝死的房东，漆黑漆黑的影子”，“世界的漆黑”，“漆黑的光芒，漆黑的太阳”“黑甲虫”“黑，是一种深重的意识形态”，等等，他讲过“黑暗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本质的属性，也是人性深处的本质属性”（《再答唐不遇》）；二是溃烂的性器意象，那些诗歌中纷飞的尖锐湿疣，那些红肿的私处，只有活塞运动只有汁液渗析的性交，绝望而无聊的机械运动，剥除快乐，没有生机。

    沮丧，绝望，疯狂的激情席卷着丁成的诗歌。这绝望，不是丁成一个人的，是人类的，丁成在诗歌中一以贯之的惊叫与呐喊，正是对其最决绝的抵抗。“对立是必须的！和世界对立，这或许是一种宿命，但更是一线希望！”（《真理的走狗——丁成宋传营对话录》）“处身于上海这样一座物质极度发达的现代城市，让我在精神上始终处于一种和现实世界形成对峙的这样一种角色”（《丁成访谈：一个人的战争》）。悲愤，痛楚，他的触角伸进人类社会的每个危机每处腐烂，他是911中的灰飞烟灭，是东南亚海啸中泡肿的浮尸，是在伊拉克被绞死烧成木炭的美国大兵，是杀人犯杨佳，是被暗杀的贝·布托，是黑砖窑里的幽灵，是被野狗啃噬的弃婴，是汶川大地震中的亡灵，是城市煽诱而染上尖锐湿疣的穷诗人，是天生没有阴囊的男巫，是被污染窒息的鸟群，是被血口撕咬的最后一条大鱼。天哪，他惊恐万状，他嚎叫不已。他没有自刭，没有避世，没有与时俯仰的“与时俱进”，他主动攻击，恶毒攻击，撕咬文明，他表达了对末日的不归顺，表达了对人性异化的不协同，反抗末日，反抗异化，坚持人，从而坚持人类，“丁成诗歌中表现出来的伦理浮出和震撼力不仅表现在一般道义的层面上，同时还表现为波德莱尔式的‘现代性’形态——对‘时代’的与生俱来的背弃和没来由的抨击，对文明的异化和人性之沦丧的绝望与忧患。他的作品是‘关于人类文明的抒情诗’，是一种寓言性的或者预言性的大悲剧的叙事。这是我们时代所缺少的，它是对那种光明、胜利、成功、进步的盲目乐观的权力叙事的有力矫正，这就是诗人的责任与诗歌伦理。这里，伦理已不再只是简单的记录生活，诗人以隐喻的形式向既有的存在处境发出质疑。所有的意象都有了极其深刻的象征内涵。拯救了伦理意识，也许也就拯救了诗歌。”②

    癫狂。 基于阶级立场的仇恨诅咒，基于文明异化的末日哀嚎，基于人世不祥的鬼魅谵语，基于自我撕裂的血腥酷烈，基于青春野心的狂躁不安，基于与生俱来的激情反叛，丁成诗歌的癫狂气质熊熊燃起。不但是诗歌中呈现的人类疯狂景象，连绵无际的灾异和毒咒，阴影阴魂的层现错出，疯言乱语的狂乱节律迷狂气氛；丁成的癫狂，还表现在诗歌中在诗歌生活中，他蓄意营造的抒情主体的“超人”形象，“我捧着不为人知的花朵，使劲洒向你们/于是，天空中开满了你们难以企及的煞白”（《二义书》），“万世万万世之后，若能想起我/就能想起我永恒的诅咒和祝福”（《八月：献给世人》），“端起扣动扳机的手势/我们没有枪/但我们要干掉你们”（《血迹》），“我看着阴晴不定的天色/缩进自己的内心/一遍又一遍顶着压力/无声地呼喊/丁成万岁！丁成万岁！”（《中国红》），他四处扬言自己的先知先觉，他从不掩饰自己就是神，他蔑视众人，驱遣众生为走狗，他荒谬不经洋洋自得，他自决于人群，他以孤独为傲，在《黑太阳》中，他干脆自封为黑太阳，自封为觉罗王，不但宣判这个世界的罪恶与灭亡，也恶毒地宣判自己与家族的罪恶与灭亡。

    这样疯癫的天才和艺术，正是人类文明中毒文明疯癫的症候，其宣泄也就是净化，正是我们文明的解毒剂。拜弗洛伊德与福柯所赐，谵妄、狂乱对于艺术生成、对于遏制理性主义的作用得到正面揭示，疯癫既是权力和社会压制所生成，又是对其的抵抗，看见无人看见，说出不可能说出，疯癫是智慧，是抗争，是真理，更接近自由，是自由的幻象，甚至是解放者，我们对疯癫多了肯定与体认，疯癫的深邃、启示性、迷幻、悲剧、痛苦、强烈、张力、狂放不羁等都成了引人着迷的因素。福柯认为：“疯癫打断了世界的时间，艺术作品便显示了一个虚空，一个沉默的片刻以及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它造成一个不可弥合的缺口，迫使世界对自己提出质疑。艺术作品中必然出现的亵渎成分重新出现，而在那种陷入疯癫的作品中的时间里，世界被迫意识到自己的罪孽。从此，通过疯癫的中介，在艺术作品的范围内，世界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有罪者。”③丁成的癫狂也就得到了更多的宽容，其诗歌也得到更多的认同甚至追捧。

    “他们已经活过了一生，可我还没有/所以他们不一定是最好的”（《大师》），“来吧！来吧！攻击我！/以前辈的名义，以敌人的名义/……但，我们请不要忘记，我是我，/你们是你们/‘苍天已死 黄天当立’”（《前辈》），“我是一块尺寸明确的布片，升到哪里，哪里就是我的王国”（《王说》），“难道，我真的有光？有热？/这些用来照明的诗篇/真的，像你们想象的那么伟大？”（《疑惑不解》），“世界上可能有过影响我的人物，但都不足挂齿。我只觉得我会去影响别人，而不是别人影响我，这是因为我选择了俯视人间，而不是仰视圣贤”（《回答十个问题》），在《我是那我是》中，干脆窃取耶和华的声腔来自比上帝。焚心似火，亦癫亦狂，挑衅，狂妄，蔑视，嚣张，狂吠不已，就像当年新诗的老祖郭沫若自喻的天狗，把日来吞了把月来吞了把一切的一切吞了。他不停自我膜拜，横冲直撞，蓄意激怒一切，搅动狗屎，让臭气更浓烈，执子之手、相互贴金、温柔起舞、圈圈不已、人人大师、首首经典的诗坛因而人人反目，怨气冲天，厮打一团。诗坛过剩的生产力和阉鸡样的慵懒以及相互加冕的臭不要脸（“撒娇”本是反讽，反而弄假成真），真需要致命打击来振奋一下了，而丁成的疯狂冲锋成功地营销了自己，癫狂是他的策略。

    对于丁成，癫狂还是一种创作方式。“我爱上疯狂，甚至爱上在疯狂中反复去死”（《猎人》），在熟知梵高、普拉斯、特拉克尔、顾城等等疯狂天才的生平之后，他由衷地爱上了疯癫，特别是那个书写梦幻经验出名的特拉克尔，他甚至模仿特拉克尔戴上小红帽，目光迷乱，并拍照留念，时时自赏（其实，他最应该做的是熟读特拉克尔的诗，能成为中国的特拉克尔）。他训练自己灵魂出窍，“我端坐在黑暗中/感觉自己像是在打量一个人/又仿佛这个人在打量着我/或者，还有另一个人/在打量着/上下五千年和芸芸众生”（《眼界》），他期待自己能自动写作，为此，在2008年，他坚持做强化训练，一夜写四十首诗，一月写一千首诗。这也是二十一世纪初中国文学的奇观，并不可笑，相反，严肃之至，是为了文学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我们的文学越来越缺少这样创作上的刻苦与拼命。要说的是，即使是他一夜写的四十首，每一首也是某些写了一辈子的诗人达不到的高度。诗歌的创作能够自动写作，不需要再绞尽脑汁，也无须依赖激情与灵感的高潮，外媒轻轻一点，诗句一一列显，即使真的做到了，丧失了难度，丧失了创作思维的高峰体验，扶额便得，其利弊还真不好说，但写作的强化训练，对于丁成来说，至少语言的掌控能力强化了，非理性的激情状态得到节制，泥沙俱下的洪峰沉缓，诗性水落石出，诗歌也越来越澄明简洁了。举其一首短诗《你》为例：“试一试泪水/它正适合你的眼眶/试一试灰烬/它正适合你的绝望/试一试人世/它正适合你不断弹跳/发出琴弦骨裂的微响”。杂碎、枝蔓与混浊不见了，恰到好处的智慧、调侃、跳转与匀称，不多也不少，圆熟与精致，轻捷地跃然纸上。

    丁成的导师，除了一系列疯天才，还有“达达主义”。当他通过《达达：一部反叛的历史》、《超现实主义者们的生活》等书，接触到“达达主义”，他找到一生的准则和目标。1916年2月8日，一战中拒服兵役的一群年轻人，在苏黎世，靠一把裁纸刀，挑出了一本词典中两个毫无意义的词“达达”，一个以“达达”命名的国际团体、及其发动的达达运动诞生，掀起了对西方文明的反叛和抗拒之风。达达选择否定和怀疑，达达就是反叛，就是破坏，就是不同意，就是不统一，荒谬、相对、无序、自发，成为无原则的原则。丁成视“达达主义”为一次伟大的解放和重生，他窃喜于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为“达达主义”准备的精神废墟，二十世纪的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为他准备好了，他应运而生。达达的拼贴与自动写作、自毁失礼“献丑”于大庭广众的招摇搅局等，都可在丁成的诗歌和生活中看到；《我是那我是》的主体，即是上千行近万句的各色人等各种对白独白的拼贴；“我必须说出来，告诉你们，关于写作，‘我’是一场煞有介事的骗局”（《给诗人朋友的十封信》）是达达主义式的搅局；《为了活塞》中的这几句“我们需要意见，需要异见，需要争吵，需要诅咒，甚至需要一切来自内部打碎、瓦解、取消和反抗的力量”，“我们必须首先在自己的观念中干掉诗歌、干掉文学、干掉美术、干掉一切狗娘养的让我们感到拥挤和狭窄的甚至是没有后门的小巷道！我们的出现首先是与艺术的身躯并列同宽的，与思想的高度并排等高的，与反叛的姿态相濡以沫的身影。”分明是达达主义的内部动员和宣言。“达达主义”是其最硬的腰眼和保障。“达达主义”是创造，也是资本主义文明总体死亡的前奏，是死亡前的虚妄，是人类整体文明死亡的一部分，是现代性死亡的一部分，丁成的诗歌也正是这样的死亡号角。（但是，“达达主义”除了运动，除了杜尚、布勒东差可，还真没出什么人，是不是其取消一切的游戏规则以及运动化的短暂宿命所致？）

    “我们迫切需要解放想象力，像疯子一样去思考一切”，“我迫切地需要一种像吸食大剂量可卡因之后的幸福的幻觉或死亡。内心的热焰和思想的火山都需要喷发”（《为了活塞》）。所以，丁成癫狂，狂不胜狂。

    强暴而起。丁成以强暴的姿态登上诗坛，发起进攻。一个暴徒，一个迫害狂，一个异端，开始兴盛，风生水起。一颗核弹头，谁也不敢靠近，谁都感到危险。这样的一种异质因素，如此尖锐放纵，锋芒毕露，肆无忌惮，势不可挡。一个时代因丁成而命名，强暴，就是这个80后的时代得到的命名。强暴而起，一扫诗歌下行的颓势，诗歌获得一种昂扬向上的姿态，争回对文化的领导与哺育意义与地位。

    但是，正如其参与的民刊《活塞》刊名所喻示的，强暴本身也预示悖谬的两极。活塞是暴徒和目标对象的双重身份，“我们无一例外的都是暴徒和目标对象的双重身份”（《诗歌的动力学启示》），活塞喻示着反抗与屈从。强暴也是喻示着被强暴与强暴，是受虐与施虐的一体，一个双头的怪人，这是文明与专制的压抑奴役的创伤，强暴因而是基于屈辱的强暴，强暴也显出撕裂与悖谬的巨大的悲剧力量。生活中不停地受虐，压力转化为精神上的施虐。受虐的意象在丁成的诗歌中是多见的：“穿心钉是固定的。它构成漫无止境的轨道/找到心脏的几何中心。刺穿。……/我躺在漫无止境的轨道上。自从我被刺穿的那一刻起/就再也停不下来”（《轨道》），“我回来了，带着灵魂的馈赠：长钉！刑具！铁刺头套！”（《王者归来》）“烈焰在人们的瞳孔里点燃/烧穿我的皮，肉，骨头/烧穿我的心，肝，脾脏和胃/烧穿阳具和睾丸”（《尖锐湿疣》），“然而，然而，去你妈的命运，我看到一个陌生男人正在擎着猥小、丑陋、黝黑的阳具/对着我，对着我最后的爱，最后的祈求，不顾一切的戮杀！”（《第二章 一泻如注》）受虐，在受虐中得到快乐，主动寻求召唤虐击，即使视之为耶稣的受难来圣化，依然是个受虐狂。这是现实中的奴役形成的奴隶的内化，是奴隶灵魂上的烙印。丁成曾经在郑小琼的诗歌中找到“欲望书写”的偏好，找到“经血”的女权意象，在丁成的诗歌中也有着对应的互文的阳器意象，这个阳器是权力（男权），是占有，是抗击，是施虐，“重火器分布在/神经末梢/海绵体充血”（《赌徒》），“我成为一根纯粹的动脉/跳跃着，充血/暴突”（《偏好》），“我慢慢地/把自己从濡湿的人群中/拔出来/光头上分泌着天才的汁液/唐纳说/这个世界/已被我的光头狠狠操烂”（《南昌行》），“最终，我们挺着阳具/收复了所有的城池和失地”（《暧昧》），“我像一根/已经被磨烂的阳具”“用一万根阳具把你抽得阴道开花/把你抽得阴精射尽，抽死你，抽死你”（《厌恶》），“强奸！！！！我用阳具敲断你的舌头/……/我用包皮做了你永生的窗帘”（《尖锐湿疣》）。阳具是他所有的力量，所有的尊严，所有的精神，所有的权力梦想：“标枪，是的，肉质的标枪，充血的铁器，带着海绵体的弹性，一次次地插向你/……/我反复抚摸着这具可怜的肉身，反复抚摸着这根陌生的阳具/快要凌晨三点钟了，我不能再这样软绵绵地拖沓下去”（《第一章 杀心取血》）。他所不能占有的，让他屈抑的，背叛了他的，全成了婊子，“时间像个阴道松弛的婊子”（《赌徒》），“上海再见，上海再见/初来之时你还是个风韵诱人的少妇/离去之时你已是千枝百结的婊子”（《上海，再见》），滕王阁“陈年的阴户/洞开在江滩上”（《南昌行》）。扭曲的自由意志，就成了施虐。软-硬转换的阳具，中国文化中的阳具本来就是生-死的复合体，丁成诗歌中的阳器，也是受虐-施虐的双头怪物，既是他羡慕的渴望得到的权力与尊严、自由的象征，他以此自比，来补偿自己的屈抑，满足自己的征服欲；在他的诗歌中，阳器又是糜烂的，是尖锐湿疣，是梅毒，是他和死亡与罪恶的交媾，是他的屈辱，是他的憎恨。在阳器这喻象上，也显示出人类与文明的悖谬与撕裂。他站在0点，被正负极撕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