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内矿区黑恶势力的调查,已难以公开发表,那以一篇手记,作为对这些消失了的声音的纪念吧)傅剑锋
郴州、唐山的黑恶势力前后多次引起过国内媒体的报道热浪.但这样的情况绝非个例，黑恶势力在全国各地矿区的泛滥已成亟需面对的现实。
矿区黑恶势力之现状
黑龙江著名的“三于”黑恶势力勾结警察介入矿业，河南三门峡的许翔等黑恶分子控制产销链条，河南林州矿主雇佣工黑恶势力多次发生严重暴力冲突（曾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警匪勾结），湖南娄底康建国暴力霸占煤矿等等。云贵和广西这些盛产有色金属的地区，也有不类似情况。
而从投诉情况与公开报道看，山西当属矿区黑恶势力泛滥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山西某些知名矿区，黑恶势力强行低价买下其他矿主的煤矿开采权，也有直接私挖乱采无人赶干涉，遭到重大事故也常常不被追究。造成了环境破坏，当地村民如作举报，黑势力团伙就对这些居民疯狂报复，很多人被砍死砍伤。在运输方面与当地的煤监、公路部门勾结，索要过路费和送车费。曾有只要挂着“王老五”三字就可在公路上通行无阻否则就要被刁难的黑恶势力，今年初被山西忻州警方端掉。但多数类似黑恶势力仍难受惩治，受难者们只能忍气吞声。
黑龙江著名的“三于”黑恶势力勾结警察介入矿业，河南三门峡的许翔等黑恶分子控制产销链条，河南林州矿主雇佣工黑恶势力多次发生严重暴力冲突（曾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警匪勾结），湖南娄底康建国暴力霸占煤矿等等。云贵和广西这些盛产有色金属的地区，也有不类似情况。
而从投诉情况与公开报道看，山西当属矿区黑恶势力泛滥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山西某些知名矿区，黑恶势力强行低价买下其他矿主的煤矿开采权，也有直接私挖乱采无人赶干涉，遭到重大事故也常常不被追究。造成了环境破坏，当地村民如作举报，黑势力团伙就对这些居民疯狂报复，很多人被砍死砍伤。在运输方面与当地的煤监、公路部门勾结，索要过路费和送车费。曾有只要挂着“王老五”三字就可在公路上通行无阻否则就要被刁难的黑恶势力，今年初被山西忻州警方端掉。但多数类似黑恶势力仍难受惩治，受难者们只能忍气吞声。
矿区黑恶势力之简史
矿区的黑恶势力何以如此泛滥？这些黑恶势力的演化过程有哪些基本特征？
我在调查中发现，那些操控黑恶势力的头子在介入矿业前往往只是小商小贩甚至普通农民。像郴州黑恶势力黄生福与刘光洪在八十年中后期还只是个体户，唐山黑恶势力杨树宽在八十年代只是街头练摊人，四川雅安黑恶势力卜国全在八十年代还是贫困的农民，而被称为“康阎王”的娄底黑恶势力康建国在八十年代只是个见人就笑的卖货郎。
他们完成原始积累的过程多数与国企改制、银行贷款等机遇相关。刘光洪与黄生福均通过行贿低价购得部分国企起步，杨树宽则多次通过低价购买部分改制国企，包装与作假后骗取银行贷款数亿，另有一些人则开办乡镇企业，当然也有部分一开始就是以地痞流氓的方式完成初期积累。他们一方面积累了原始资本，另一方面编织官场人脉，这为以后的官煤勾结作了准备。
随着近年煤矿、有色金属等利润暴涨，这些人开始大规模介入矿业。由于不少基层政府对矿业管理漏洞百出，他们发现，一方面要利用行贿获得矿权或非法开矿，另一方面要用暴力打压竞争者与其它的利益受损人，演化到后来就直接暴力抢矿。由于暴利的支撑，他们既有钱不断地行贿官员保障非法利益，也有钱壮大自已的“护矿队”等黑恶势力。
同时，黑恶势力为了更有效地维护自身利益，他们还想方设法地捞取政治资本，甚至通过交结身居要职的官员操纵官场。如郴州黑恶势力XXX是省市两级人大代表，曾通地郴州市纪委迫使县政法委书记刘以成下台。现已被抓的唐山黑恶势力杨树宽和公安部A级通缉的郴州黑恶势力周龙斌，均是市政协委员，娄底黑恶势力康建国不但是全国劳动模范，还获得了政法主任与安监员的公职。
结果矿主们发现了一个矿区潜规则，越黑越坏的矿主反而可以活得越好，越想正规经营则越易受欺。这样的潜规规使矿区上下陷入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整个矿区的黑恶化倾向日益加重。
而那些从官矿中获利甚巨的官员，例如郴州原纪委书记曾锦春，也希望借助黑社会之手保障利益，直接用黑恶手段打压举报者。如此，不法矿主、黑恶势力、受贿官员之间凝聚成利益共同体，演变成以商养黑，以黑护商，商黑养官，官护商黑的复杂局面。
打击官煤变得难上加难，并且危害性全面地毒害矿区城市的方方面面。早在一年多前，学者孙立平就担忧，官煤勾结的另一面，就是带来矿区的西西里化，这是由官煤的内在逻辑演化决定的。
矿区的黑恶势力何以如此泛滥？这些黑恶势力的演化过程有哪些基本特征？
我在调查中发现，那些操控黑恶势力的头子在介入矿业前往往只是小商小贩甚至普通农民。像郴州黑恶势力黄生福与刘光洪在八十年中后期还只是个体户，唐山黑恶势力杨树宽在八十年代只是街头练摊人，四川雅安黑恶势力卜国全在八十年代还是贫困的农民，而被称为“康阎王”的娄底黑恶势力康建国在八十年代只是个见人就笑的卖货郎。
他们完成原始积累的过程多数与国企改制、银行贷款等机遇相关。刘光洪与黄生福均通过行贿低价购得部分国企起步，杨树宽则多次通过低价购买部分改制国企，包装与作假后骗取银行贷款数亿，另有一些人则开办乡镇企业，当然也有部分一开始就是以地痞流氓的方式完成初期积累。他们一方面积累了原始资本，另一方面编织官场人脉，这为以后的官煤勾结作了准备。
随着近年煤矿、有色金属等利润暴涨，这些人开始大规模介入矿业。由于不少基层政府对矿业管理漏洞百出，他们发现，一方面要利用行贿获得矿权或非法开矿，另一方面要用暴力打压竞争者与其它的利益受损人，演化到后来就直接暴力抢矿。由于暴利的支撑，他们既有钱不断地行贿官员保障非法利益，也有钱壮大自已的“护矿队”等黑恶势力。
同时，黑恶势力为了更有效地维护自身利益，他们还想方设法地捞取政治资本，甚至通过交结身居要职的官员操纵官场。如郴州黑恶势力XXX是省市两级人大代表，曾通地郴州市纪委迫使县政法委书记刘以成下台。现已被抓的唐山黑恶势力杨树宽和公安部A级通缉的郴州黑恶势力周龙斌，均是市政协委员，娄底黑恶势力康建国不但是全国劳动模范，还获得了政法主任与安监员的公职。
结果矿主们发现了一个矿区潜规则，越黑越坏的矿主反而可以活得越好，越想正规经营则越易受欺。这样的潜规规使矿区上下陷入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整个矿区的黑恶化倾向日益加重。
而那些从官矿中获利甚巨的官员，例如郴州原纪委书记曾锦春，也希望借助黑社会之手保障利益，直接用黑恶手段打压举报者。如此，不法矿主、黑恶势力、受贿官员之间凝聚成利益共同体，演变成以商养黑，以黑护商，商黑养官，官护商黑的复杂局面。
打击官煤变得难上加难，并且危害性全面地毒害矿区城市的方方面面。早在一年多前，学者孙立平就担忧，官煤勾结的另一面，就是带来矿区的西西里化，这是由官煤的内在逻辑演化决定的。
矿区黑恶势力之根治方略
这种状况对当地民众利益到价值观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对正常经济秩序的伤害亦是不言而喻的。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变化还在威胁着国家的公共安全。如拥有装甲车与多支制式枪支的黑恶势力杨树宽，处在离北京只有两小时车程的唐山，直接对首都安全构成隐患。这些矿区黑恶势力多数拥有枪支与TNT炸药，1999年郴州市宜章县政府门口和宜章县检察院门口相继发生恶性爆炸案，共炸死数十人，至今未破案。近几年又分别在郴州的法院内、宾馆门口等地发生爆炸案。由于他们拥有武器与足够的资金，一旦社会矛盾激化，他们是最有能力进行反社会活动的群体，极需警惕。
所以，打击矿区黑恶势力是治矿的需要，更是社会公共治理与国家安全的需要。
从以上分析亦可见，治矿和打黑归结到一点都是要治官，它们都是从腐败土壤中生发出来的。而治官，从郴州目前的现状看，尽管中央严厉打击了郴州的官场腐败，但实际腐败状况仍未有结构性改变。所以，在治官方面若要有结构性的进展，须有政府体制之转变，尤其是监督制度的变革，可能才是治本之策。
这种状况对当地民众利益到价值观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对正常经济秩序的伤害亦是不言而喻的。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变化还在威胁着国家的公共安全。如拥有装甲车与多支制式枪支的黑恶势力杨树宽，处在离北京只有两小时车程的唐山，直接对首都安全构成隐患。这些矿区黑恶势力多数拥有枪支与TNT炸药，1999年郴州市宜章县政府门口和宜章县检察院门口相继发生恶性爆炸案，共炸死数十人，至今未破案。近几年又分别在郴州的法院内、宾馆门口等地发生爆炸案。由于他们拥有武器与足够的资金，一旦社会矛盾激化，他们是最有能力进行反社会活动的群体，极需警惕。
所以，打击矿区黑恶势力是治矿的需要，更是社会公共治理与国家安全的需要。
从以上分析亦可见，治矿和打黑归结到一点都是要治官，它们都是从腐败土壤中生发出来的。而治官，从郴州目前的现状看，尽管中央严厉打击了郴州的官场腐败，但实际腐败状况仍未有结构性改变。所以，在治官方面若要有结构性的进展，须有政府体制之转变，尤其是监督制度的变革，可能才是治本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