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大师贝聿铭在香港替父圆梦
罗会祥
贝聿铭的建筑仿佛现代世界中一条奇妙的丝绸之路；它与金钱、权力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仍然令人流连忘返。－－纽约市艺术协会会长肯特·巴威克
贝聿铭有着与生俱来的商业性世界观，只不过他已经上升到这种观念的最高成就而已。－－《纽约时报》保罗·戈尔登伯格
贝聿铭
香港中银大厦
提起香港中银大厦，还有着一段鲜为人知而又精彩异常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贝聿铭和他的父亲贝祖诒。
贝家是苏州的名门望族，贝聿铭的祖父贝礼泰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始人之一，就在贝聿铭降生的那一年，他又在苏州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办了分行，自任经理。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排行第三，1911年大学毕业，23岁进入金融界，在北平的中国银行会计部供职，后来奉调到广州分行。
1917年4月26日，贝聿铭在广州出生了，被家里人称之为“广东宝宝”。
贝祖诒一到广州，时逢孙中山建立护法军政府，将广东省长公署的警卫军20营交由陈炯明统率，组建粤军，作为“护法北伐之师”。护法军政府经费拮据，遂向各实业机构募捐，以筹集资金帮助护法军北上，中国银行广州分行也被列为募损对象。分行经理是一个害怕革命的胆小鬼，闻风而逃，行前将经理一职卸给了贝祖诒。贝祖诒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也不识时务，拒绝向孙中山政府提供资助。这一下，可把护法军政府激怒了，粤军欲将他作为对抗革命的顽固分子严办。贝祖诒吓得不敢久留，带上妻儿迅速逃离广州，出境时，他装扮成一名欧洲女士，才侥幸蒙混过关。
1918年，拖家带眷逃到香港的贝祖诒惊魂甫定，便着手创立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中国银行的前身是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创立的“户部银行”，1908年改为“大清银行”。辛亥革命后，经过清理，大清银行于1912年2月重组为中国银行，系官商合办性质。总行设在北京，名为总管理处，在各口岸设立分行。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是贝祖诒一手重建的，为中国金融事业架起了一座通向世界的桥梁。
香港是一个高度自由的金融市场，老牌银行林立，新银行很难立足。但风险与机遇并存，有志者终能成其大事。初创之时，中国银行总部拨给香港分行的资本少得可怜，这让贝祖诒陷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他只有通过赚取汇率的地区差价来筹集资金，以求得滚动发展。贝祖诒以诚为本，以信求达，苦心经营，巧妙运作，在货币交易市场上很快赢得了良好信誉，这为他带来了无形的资产。
贝氏家族具有良好的商业经营的遗传基因，贝祖诒在商场上善于以屈求伸，在各大银行之间寻求自己的发展捷径。一次，汇丰银行香港分行的经理斯蒂芬盛气凌人地质问贝祖诒：“听说你想和我竞争，是这样吗？”贝祖诒连忙搪塞：“岂敢，岂敢，你伸出一根手指头也比我的腰粗，我怎么能与您竞争呢。”这种话，财大气粗的斯蒂芬听起来舒心，在他眼里，贝祖诒不过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男孩，见他在自己面前毕恭毕敬，便对他产生了好感。
从此，贝祖诒就成了斯蒂芬的好朋友，背靠大树好乘凉，年轻的银行家由此交上了好运。他借助于资金雄厚的汇丰银行，在货币交易上得心应手，营业额与日俱增，分行的实力也在一天天壮大。贝祖诒在被外国资本主宰的地盘上杀出一条生路，维护了中国银行的利益，这不能不让大陆的金融家刮目相看。随着香港分行声誉雀起，贝祖诒的大名在中国金融界越来越响。1927年，国民政府承诺，不再通缉贝祖诒，并有消息透露，希望他回大陆为振兴政府的金融事业助一臂之力。
在获得政府的人生安全保证之后，贝祖诒重返大陆定居于上海，接手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管理事务。在上海，贝祖诒进入了以政客宋子文为核心的官僚资本家的圈子。重组后的中国银行，将总管理处由北平迁至上海，被国民党政府指定为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成为中国四大官僚资本银行之一。政府有意摆脱殖民主义的影响，渴望在国际事务中提升自身地位，与各国建立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因而寄希望于金融体系的改革。这一重任历史地落在了贝祖诒的肩上。
为了建立新的金融体系，贝祖诒专程前往金融帝国英美等国考察，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回来后，贝祖诒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举动，在所有的商业港口开办外汇交易业务，在世界各地开设了18家中国银行分行。最引人注目的是，以他为主起草了一项货币改革政策，于1935年11月4日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联合发行一种新的纸币－－法币，以禁止银元的流通。无奈国民党政府的政局已出现日落西山的颓势，修修补补的金融改革怎能弥补经济政治上的崩溃？
在8年抗战之后，国民党大势已去，贝祖诒却在1946年荣任中国银行行长。“金圆券”于1948年出笼取代法币，标志着贝祖诒等一批银行家“金融救国”的美梦彻底破灭。1949年春，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土崩瓦解，贝祖诒亡命海外，先后在香港和纽约的一些银行和保险公司担任顾问。晚年的贝祖诒随长子贝聿铭生活，于1982年病逝于纽约，时年89岁。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了中国银行，没收了其中的官僚资本，改组了董监事会，将总管理处迁返北京。中国银行为国务院直属的专营外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在国内外设立了多家分行，其中，香港分行一直是我国与世界各国金融交易的桥梁。
1982年，就在贝祖诒去世的前夕，中国银行的官员就聘请他的长子贝聿铭设计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大厦一事，设法与他取得了联系，希望他能玉成此事。据贝聿铭后来透露，当时，他父亲的态度是，既不想介入此事，又认为这对贝聿铭来说是一项重要的设计。贝聿铭自有自己的选择标准，他豪不犹豫地接受了来自中国大陆的非同小可的建筑设计项目。
贝聿铭在赴美40年之后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是在1974年，他是作为一个职业访华代表团的成员来的。当时，贝聿铭已在世界建筑界取得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是享誉全球的世界级现代建筑艺术大师。这一次回国，他是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了，没有在他的故乡留下任何反响。但是，他在世界建筑界所创造的成就和享有的盛誉，已经引起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
1978年，中国已扬起改革开放的风帆，经过文革摧残后的中国，百废待兴。应中国政府之邀，贝聿铭专程访问大陆，接受有关发展和城市规划的咨询。此次来访，贝聿铭向中国领导人承诺，愿意与中方合作，在建筑领域发展业务。第二年，贝聿铭就为北京设计了香山饭店，并获得了建筑界颇富盛名的普利茨克奖。他将10万美元奖金捐献出来，设立了奖学金，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但有一个严格的条件，学成之后，必须返回大陆报效祖国。
继香山饭店建成之后，贝聿铭接受了香港中银大厦的设计任务。正如贝祖诒所说，这项设计对贝聿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浅层次看，33年前，中国共产党接管了贝祖诒的包括香港分行在内的中国银行，33年后，中国政府聘请贝聿铭设计香港中银大厦，真有点儿戏剧性的历史意味。再往深层次看，中国大陆与蒋介石政府的中国银行行长的公子美籍华人贝聿铭合作，似乎在向世界表明中国政府改革开放的姿态和信心，同时也请香港各种性质的资本拥有者放心，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后，将更加繁荣昌盛。外电评论说，这次合作表现了一种乐观、和解的氛围。
然而，设计中银大厦，贝聿铭并不轻松。在波利维亚海湾，已经密密麻麻林立着一片四五十层高的摩天大厦，而中国银行所占有的地皮十分狭小，四周已被高架公路框死。贝聿铭所得到的预算资金也仅仅只有1．3亿美元，而与之毗邻的汇丰银行大厦造价是10亿美元。如果是一般的建筑师，在那样的地段，用那点不足的预算资金，充其量造起一幢钢筋混泥土的“盒子”。贝聿铭偏偏就有在螺丝壳里做道场的雄才大略，他试图尝试用经济实惠的纵向空间框架取代造价昂贵的“I”型组合，每隔13层进行横向加固。这种构思不仅在结构上是高层建筑的创新之作，而且外部造型的大胆突破在美学上产生了惊人的魅力。
经过工程师的妙手，贝聿铭的设计化作一座别具匠心风格独特的模型。谁知，中银大厦的建筑却遭到了来自官方和民间两个方面的非难。
先说官方的障碍。
中方负责人看过贝聿铭的技术图纸，立即给贝氏发去电报，表示对建筑物正面显示出来的众多“X”型框架存有疑义。贝聿铭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百思之后，终于明白了官方这一疑义的出处。原来，中国在处置死刑犯的时候，都要在犯人的脖子后面插上一块木牌，写上犯人的名字，然后用红笔打上叉。那个叉不正是有点儿像“X”吗？中国银行官员并不迷信这一套，问题是中国大厦建在香港，香港是世界上出了名的最迷信风水的城市，许多建筑因风水先生的挑战而不得不改变设计。在香港，风水先生与律师具有一样的社会威望。假如香港市民对中银大厦正面的那些“X”望而生畏，那么，就极有可能影响到储户和房客的积极性，进而对自身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事关重大，贝聿铭只好用心琢磨，如何处理那些犯忌而又万万不可废除的“X”。结果，他在内部用横衍巧妙地遮掩了“X”，又在外部把“X”装饰成一系列相互交叉的宝石。中国人视宝石为大吉大利的象征，中方负责人一看就通过了，“X”问题迎刃而解。
再说民间的挑战。
贝聿铭深知香港风水先生的厉害。他说：“在香港，风水是一种大生意，那里的风水先生好比美国的律师，无处不在，任何一个建筑师若不去征得他们的同意，要在香港地面上新造或改建任何建筑，都将寸步难行。”贝聿铭不信风水，但为了避免可能会遇到的麻烦，他把一本关于风水的书就交给助手，叮嘱他，要根据风水规则来评估设计他们的图纸。就这也不行，麻烦还是如期而至。1985年，中银大厦破土，以每4天一层楼的速度在波利维亚海湾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当它的风貌渐渐显露在香港市民面前的时候，风水先生开始发难了，他们通过媒体，对贝聿铭设计的中银大厦发表评论。一位风水先生说：贝聿铭把中银大厦比喻为充满希望的春笋，那是扰乱视听，其实，那是一柄寒光四射的三角尖刀，它将损坏人间的阴阳平衡，放出地狱的恶鬼，给香港带来灾难。还说，中银大厦的任何一个屋角指向谁，它就是插在谁心中的一把尖刀。这一舆论见报后，周围的香港市民惶惶不安，纷纷在自家门口挂出镜子（按中国风俗，镜子可以照妖）。就连总督府也被舆论煽动得行动起来，在面对中银大厦的尖角方向栽了两棵柳树，以驱鬼避邪。现在看来，风水先生的挑战不能说没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好在谣言总是不攻自破的。
1988年8月8日，70层中银大厦的封顶典礼正式举行。市民终于看清楚了，这是一幢为香港增辉，为中国人争光的旷世建筑，它既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又是一种美好的象征，象征着中国和香港的前景将如春笋一般蓬勃向上，充满生机。尤其让香港市民感到欣慰的是，封顶的日子选得是再好不过了，因为这一天是整个20世纪最最吉利的日子。贝聿铭始终记着父亲的话：“银行必须显得很安全”，在香港中银大厦的建筑上，他把这一点表现得相当充分。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楼小。站在中银大厦的顶部，环视周围那一幢幢摩天大厦，都变成了可怜兮兮的侏儒，就连往日出尽了风头的汇丰银行大厦也黯然失色。中银大厦后来居上，令洋人瞩目，令华人叫绝。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到祖国怀抱，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本文版权所有 若有意转载 必须征得作者同意）
本博文章均为原创，拒绝不经作者同意的转载和使用。
欢迎咨询！欢迎约稿！联系方式如下：
MSN:ABL536@MSN.COM
QQ:175820473
mail:axiang0188@163.com
博文推荐：（点击标题即可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