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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教育学者熊丙奇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2011-08-01 10:06:18)
标签:

熊丙奇

中国

邵曳戎

利益

身家清白

教育

分类: 教育话题(原创)

 邵曳戎式“抗命”人物在中国缺少生长土壤
                   ——致教育学者熊丙奇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昨日看到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先生的雄文《教育发展需多一些邵曳戎式“抗命”》,感觉先生的赤诚之心跃然网上,本人心中敬佩不已,只是有些观点和文章相左,特撰此文,试与先生商讨之。

  熊先生声称:邵曳戎有高度的责任感,拒绝来自上级的指令,哪怕自己由此受到责罚。我国社会要发展,当下需要多一些邵曳戎式“抗命”。

  的确在7.23温州动车特大交通事故中,正是因为有了邵曳戎这样的抗命人物,一个鲜活的生命得以拯救。历史从而得到改变,尽管官方一再掩饰,但在网民心里,一切是非已是盖棺而定。
  熊丙奇先生同时联想到我们的教育界:如果教育领域出现这样的人物,应该多好。如果每个教育工作者都是如此的抗命,那教育就有救了。现在很多学校校长和教师明知行政部门瞎指挥,还盲目服从之。
  熊丙奇先生的想法符合正常的逻辑,从理论上我们说如果抗命完全可以改变中国目前的教育状况,问题是眼前的事实是很少出现抗命的人物。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我们要重点深思的。
  最近央视一套播出一部抗战电视剧《中国地》,第一集的一段故事引起了我的注意。
  李幼斌主演的赵老嘎率乡民挡住了不战而退的东北军,告诉他们既然不愿意抗战,就将他们的枪留下来。可东北军的团长不同意,说是奉上头的命令撤退,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此时有一个逃难的王姓知识分子挺身而出,当面告诉东北军团长,你有两个命令,一个是上级的命令,还有一个是你内心的良知要你保护中华民族的命令,你是愿意服从上级错误的命令,还是愿意服从你内心的良善命令,以民族责任为第一。最终团长将枪留下,愿意执行真正的良心命令。
  这种做法其实就是抗命,可是没有人会责备他,因为他以民族大义为己任。熊丙奇笔下的邵曳戎就是此类人物,上级的指令不愿意听,而愿意听自己良知的命令。
  但我们应该承认,在当代,这样的人物即使出现,数量也是极少,不能形成群体优势。而且就算抗命也应是在非常紧急的条件下,一般人是不会冒这个风险的。
  邵曳戎当时坚持救援,可能会有几点考虑,因为大量媒体在不停报道,坚持一下总不会是错误,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做一点应该的事情不会对自己造成很大的损失,也或者正如铁道部发言人所说,从来没有下过命令要求停止过救援,所以从种种情况看来,抗命论真伪还有待商榷。
  至于熊先生所提到的教育界,笔者以为大量出现此类人物是不可能的。诚然,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想为教育作出自己的贡献,可是在体制和组织面前,个人很虚弱的。
  熊先生强调,坚持抗命的校长和教师要敢于和教育行政化抗衡,笃定原则不要怕麻烦,不能忍让,更不要将个人的荣辱放在心上,领导在真理面前是始终要吃亏的,他们同样要承担风险,这是双向的。可是即使是双向的,很多校长和老师也不会愿意做的,抗命是真正需要毅力和勇气的,因为双向的结局可能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当然熊先生的意思是即使砸掉了饭碗,但抗命也会让领导出事,毕竟自己还是胜利了。但这是建立在自己的还有个好名声基础上的,物质利益丢失,还有精神利益。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搞不好自己因为抗命饭碗没有了,甚至还会名誉扫地,名声丢光,代价太大了,这又是为何?
  熊先生当明白,目前在教育界有些问题不是简简单单的抗命的问题,而是腐败问题,就是说抗命要受一些腐败因素的制约。对于一些教育行政化不合教育规律的做法,你就是想抗命,还要考虑一下自己干净否,杀敌一万自伤八千。
  要知道教育行业从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一个利益结合体。在一些地区,不同的学校级别不同形成的利益结构也是不同。在城区,教育局和名牌学校的利益就是一体化的,就是父子的关系。行政部门掌握着人财事等利益,一个教师倘若你想当个真正的好老师,一个校长倘若想做一个真正为民服务的好校长,那最好到乡村到山里去当校长当老师。如果在城里,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利益使然。
  教育者的利益在哪,很明确,我们国家对教师的工资标准和福利说得明白,就那么多钱,多一点就不是合法收入了。那么额外收入在哪,无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补课都是一项不菲的收入,尤其是大学的补习班。还有从家长身上获得一些灰色收入,这一点中小学相当多。因为教育收入一般只有两部分,一个是上级部门的财政拨款,一部分就是家长,不是从国家身上搞,就是从家长身上榨。(当然在大学里可能会有一些教授们出去搞生意,不用说会占用大量的教学时间。)这才会产生腐败,不然你只有一些死工资。
  中小学的老师和校长们要养家糊口,只有采取一些不当措施。想要高收入,只有非法做事。如果按照正常原则,那么学校就没有任何利益而言,校长和教师就不能做到真正团结,而这样的学校自然上面的支持较少,升学率就低,于是校长当不成教师也会流失。对于大学因为没有升学率制约,办学可能自由度高一点,但是学校也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功利化目标的,你想当好人,那么你就没有项目了。
  于是乎没有人会这么愚蠢,那么只有横下一条心去享受利益,但非法获得利益,这不失去了道德吗,就不合教育规律了,老师和校长也失去了做人的准则。你这时想抗命,你能抗命吗,你已同流合污,你自己也拿了吃了喝了,成了利益共同体一部分,自己身上有问题了,如果想抗命,别人同样也会指责你,搞不好会进监狱。
  于是大家在一起为什么要抗命呢,教育行政化,校长听命令,老师也是基层利益获得者,为什么要打破这个圈子呢,成为异类呢。
  我们国家的教师估计有几千万吧,这样抗命式的人物有几人呢?校长和名师们最不可能抗命,因为自己是既得利益获得者,抗命就是自杀,就算资格老有时说上几句良心话,但都是无关紧要之举。毕竟自己这一生也有些污点,当上校长和名师难道就这样不花一分钱就当上了吗?难道没有吃过家长一次饭,难道没有请过上级吃过一次饭,或者后面有更可怕的交易,所以指望校长和名师去抗命,是不可能的。年轻老师更不可能,工资少,地位低,一家子还要吃饭,不敢得罪人。而中间阶层的教师刚刚享受了这种体制的好处,才入道,为什么要抗命呢,那抗住了上级,自己也会让无情揭发,名和利都没有了,何必给自己找麻烦呢?
  所以熊先生我很赞成你的抗命论,是因为很多校长和老师不敢抗命才出现教育不规范的态势。问题是现在一些老师和校长们已经卷进去了,而且得到了一些利益,如果在清白之时抗命,可能胆子还壮点,如果在同流合污以后抗命,等于是自杀,因为自己也拿过吃过喝过了,甚至涉及犯罪,成为共同利益的一分子,如何有资格去抗命。
  我们也相信像方舟子和熊丙奇这样身家清白的学者很少,不怕检举别人,但是这个时代很多人不是神,是普通人,他们没有这种道德理念,即便有,也会一点一点让抹杀了,没有了底气,丧失了抗命的资格。没有资格,何谈去抗命呢?
  海瑞抗命,因为自己不是一般人,从不占公家和民众便宜,别人找他的麻烦都找不到,进了监狱里至少还有一个清名。包拯严格执法,之所以胆子大,就是身家清白,不怕出事,得罪权贵就是掉了脑袋,还会有一个“包青天”的名节。他们最终还是获得了自认为不错的利益:那就是传之后世的气节。

  而一个抗命的普通教育工作者,可能饭碗会没有,而且无人会拯救他,说不定因此得罪人遭遇反击,有些不当的污点会名利两空。而对于处于教育领域的上层工作者吗,不用说,是典型的既得利益获得者和教育规则制定者,哪个会去改革抗命砸自己的牌子呢,当然除非他良心发现,道德战胜了卑鄙,自己超越了自我,战胜了自己,这种可能性很小。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在当前的教育领域根本没有邵曳戎式“抗命”人物的生长土壤,没有强有力的外界力量的介入和教育体制的根本性粉碎,抗命谈何容易。

 

注:作者的水平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各位网友多多指教。

 

教育学者熊丙奇的博客教育发展需多一些邵曳戎式“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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