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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到珠海,遥远的小妹

(2008-12-09 18:41:42)
标签:

杂谈

分类: 散文·随笔

遥远的小妹

 

林平

 

    两年前,我还生活在豫南小城信阳。初夏的一个傍晚,我正在家里吃晚饭,忽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小妹打来的,她说她在信阳火车站,乘夜间九点半的火车去北京。我忙放下饭碗,骑上自行车往火车站奔去。

    小妹名叫兴娥,是二爹最小的孩子,也是父亲兄弟五人所有孩子中排行最小的女儿。以前,因为母亲和二妈之间有些龌龊,造成我们与二爹两家关系不睦,大人小孩见了面彼此都不说话,加上我上高中和大学常年在外,毕业后又在城里工作,对家事知之甚少,没见到兴娥更是有十几年了。

    我们两家的关系出现转机直至和好如初是在父亲临终之前。

    三年前,春末夏初,父亲因患癌症手术失败,于一个深夜从信阳被急送回村。二爹知晓情况后,不顾年老体弱、夜风沁骨,当即披衣下床来到我们家,商量后事。毕竟骨肉相连、血浓于水啊。三天后,父亲与我们永别了。我们一家在万分沉痛的悲伤中得到了二爹极大的安慰和帮助,我们心里都十分感激他。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两个月后,二爹也因患与父亲同样的病痛而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奄奄一息。临终前,二爹拉住我的手,讲述了有关兴娥的一些故事。我才惊悉,兴娥上到初中辍学,只因家里交不起只有五块钱的学费。随后,年少的兴娥跟村里人一块儿去珠海打工,一打就是九年……

    最后,二爹有气无力地说:“以后,兴娥就交给你了,你要多照顾她……”——我是父亲兄弟五人的孩子中惟一考上大学的人,在他们眼里,我们家族中自然数我最有出息,他们因此把自己实现不了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我身上。他们不知道,在不知比我们村子大多少倍的城市里,我人微言轻,是几乎连十块钱的事都办不成的——望着二爹瘦骨嶙峋的身体和混浊期待的目光,我不忍心让他失望,只好流着泪,艰难而又坚定地点了点头。

    对于我,兴娥是陌生的,遥远的,不可望,更不可及。在我发黄的印象中,兴娥还是那个扎着两只小羊角辫、长相清秀、无忧无虑、蹦蹦跳跳、一笑脸上就现出两个小酒窝的十一岁的小女孩。

    二爹去世一个月后,我回了趟农村老家,终于见到了从珠海回来的兴娥。十几年不见,兴娥长高了,长大了,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只是她小时候的轮廓还隐约可见。因为在特区久了,兴娥俨然一个城市姑娘,已过不惯农村那种吃苦受累、单调枯燥的生活了。然而,由于连续三次离厂,珠海她是回不去了,她只有另谋生路。

    不久,兴娥第一次来到了我在信阳的家,适逢我妻子分娩。为了照料我妻子,兴娥将刚买的准备带回老家的崭新的自行车停在产房外,不料半小时后,车子竟丢了。我颇愧疚,她却笑笑说:“没事的,只要你别告诉我妈——她会心痛死的。”

    凭我的力量,要在一无亲、二无故的信阳为兴娥寻到一份工作谈何容易。通过一个熟人,兴娥去到一家私人公司应聘。本来她是极为胜任那份工作的,遗憾的是,老板却以种种托词予以拒绝。兴娥黯然离去。这一去就是许多时日,我也没有她的音信……

  直至突然接到她的电话,且她即将登上去北京的列车!

    我汗流浃背地赶到火车站。兴娥正站在高高的台阶上四下张望。看到我,她便笑吟吟地朝我走来。

    那天,兴娥穿着白色的裙装,乌黑的秀发在脑后绾成一个髻,显得更加娴静美丽。透过她欢喜的外表,我似乎看得出深深隐藏着的忧郁和哀伤。她故作轻松地告诉我:她先去在北京开发廊的一个老乡那里帮忙,等有机会了再干别的。在这之前,她曾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能留在信阳,不求别的,暂时能找个工作,有个吃饭和睡觉的地方就行。我无言以对,只对她说:现在离上车还有一段时间,我带你去我的办公室看看吧。

    兴娥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穿过一片斑斓的霓虹和清爽的夜风,在一座亮丽的大楼前停下,乘电梯来到我的办公室。站在信阳最高的大厦上极目远眺,整个城市尽收眼底。望着绵延天边的闪烁的灯火和溢彩流光的街道,兴娥用十分艳羡的口吻说:“哥,你真幸福。”我心中只有苦涩。临别时,我将一卷旧报纸和两本稿纸塞到她手里,低声说:“带上,路上用;常写信。”兴娥点点头,没有言语。接着,我又将一册出版了很久的我的活页折叠诗集递给她,她看了看,由衷地说:“哥,你真了不起。”我心中充满了感伤。

    半个小时后,一声长长的列车笛声将兴娥白色的身影载入浓浓的夜色中。在空旷的广场上伫立良久,我才缓缓地别过身去。

    我一直没有收到兴娥的书信,却在一个月后接到了兴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电话里哧哧啦啦的,我能听见电话那端嘈杂的人声和过往的车辆,别人喊“林静”的声音,兴娥答应的声音。我心中暗想:兴娥改名了,这个名字于我好陌生,好遥远……

  兴娥说:“我暂住在发廊里,生活挺好。”

    我知道,兴娥是为了不让我牵挂才这样说的。挂断电话前,她不无自豪地说了最后一句话:“我一直把你的诗集带在身边,她们都羡慕我有一个写诗的哥哥。”我黯然神伤,心里自嘲道:“我不值得你骄傲,无法帮助的小妹。”

    又过了些时日,兴娥在电话里告诉我:她进了一家公司,月薪三百元。她说得很急,不待我问清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电话就断了。我愣愣地站了几分钟,垂头丧气地走了。

    那之后的一年多时间,我再没接到过兴娥的电话。

    不久,像兴娥当初一样,我也背起了行囊,只身流浪京城。本想兄妹能够团聚了,不料在我进京的两个月前,兴娥却在朋友的盛情邀约下,再次去了珠海。我终是没能与她相见。

    一天上午,我正在北京的办公室里编稿子,意外地接到兴娥打来的电话,她说她在珠海一家体育用品公司里做了收银员,月薪九百,经常上夜班。

    我颇感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好,半天才问:“苦吗?”

    “苦是苦点,但能生活在城市里,我心里满足。”兴娥轻松地说。

 2001.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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