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觉悟网高远访谈录

本站记者（以下简称记）：请问您怎样看待我国高校的音乐艺术教育？

    高远（以下简称高）：我们现在的艺术教育，涉及面比以前更加宽广了，但是有不足的地方，就是孩子们变得更为浮躁。当然这个也不能埋怨孩子们，我们当今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超女就带动了千家万户的孩子们，现在已经很少说谁能“十年寒窗苦”去做一件什么事情。不做了，也没有了。

    但是我个人以为，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坚持住，无论是艺术还是艺术教育，各个领域，方方面面，要不为时代的浮躁所干扰。不管是你出去留学还是教书，各种事情都得有真实的本领才行。上学是挺幸福的，可是社会是残酷的。不管是搞音乐教育、美术教育，还是其他门类，首先得加强个人的修养和文化的积淀，这一点特别重要。

记：您是从天津音乐学院毕业的，您对我国现阶段的专业艺术院校发展怎么看呢？

    高：现在专业艺术院校招的生确实太多了。我记得有人问京剧大家李少春先生，说怎么现在出不了像您这样的京剧大家了呢？李少春先生说：“以前是九个老师教我一个，现在是我一个人要教九个学生，效果怎么能一样呢？”现在，我想一个老师得教九十个了吧（笑）。

    这就是不同，所以说不管各种专业院校还是别的院校的学生，一定要真正懂得自己的行业，一定要钻到书本里好好读书，一定要先磨刀，把刀磨的亮亮的，然后咱们再出去露锋芒。也不要说我们找工作多么不好找，加强我们的自身能力是必须的。

记：咱们南开大学也开设了一些艺术课程，比如说西方音乐史，钢琴艺术鉴赏，您怎么看呢？

    高：我感觉开设这种课程是特别有必要的。但是我觉得开设一些中国的，比如京剧、昆曲这些民族音乐是不是更有意义？大家也都知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咱们光了解别人的文化其实是不够的，更应该先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传统，连自己的文化都不了解，他怎么能够深刻地去了解别人呢？

    很多搞艺术的、出国的、有些成就的朋友们，他们在国内学的也是纯西洋的东西，出国也是怀抱着一颗去学人家的技术、技巧和观念的心思的。但是他们都是学了几年之后发现，真正好的东西是在中国。他们任何一个人的作品里面，都有中国的题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算你学的是“西”的东西，但是你没有中国的底蕴，是根本起不来的。同样，作为学“中”的这些人，不了解外面的文化，闭关自守，同样也会举步维艰。

    记：谭盾先生最近创作了一部歌剧《秦始皇》，就是中西结合，现在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高：这部歌剧我没有看，没有看就没有发言权。我学的专业是西洋打击乐，从我的角度我感觉他的作品有很多不错，但也有一些比较一般。可能每一个作曲家都有高潮期和低潮期。电影音乐里，以我自己来看，我感觉他写的《藏龙卧虎》的音乐就很好。

记：那么现在的年轻人，比如说“郎朗热”？

    高：我在博客上写了篇文章，叫《是什么让郎朗成名》，他以前确实是一个非常能吃苦的、有前程的孩子。可是在商业利益之下，一切都是为商而行。有一年春节晚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郎朗弹的是储望华先生的《翻身的日子》，哪怕就是在一两分钟之内，《翻身的日子》也没必要这样匆匆忙忙、跟追火车式的去弹吧，很浮躁。这首曲子满可以把它的轻重缓急处理得很好，有更好的意境，乐表其心，他的心里已经没有这些了。我感觉郎朗就像商业牢笼里的小白鼠，按搞专业的话来说，他就是音乐行里的杂技演员。

记：在这么多的音乐家、作曲家当中，您为什么选择了贝多芬并写了一部《贝多芬传》呢？

    高：选择贝多芬是这样的，当时台湾的三民书局准备出一个系列丛书，包括贝多芬、莫扎特、达芬奇、凡高等人物，他们给我发了一个提纲，专门是美术和音乐的，向我约稿，让我选择一个。我想了想写贝多芬吧，我感觉到咱们真正了解的贝多芬还比较少，只是知道他耳聋和他的苦难，其实不仅仅是这些。这本书是专门写给台湾的青少年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写贝多芬传。

记：您有没有非常欣赏的艺术家？

    高：古典的，贝多芬、莫扎特。一个被比作杜甫，一个被比作李白。其实很多艺术家都特别棒，老柴（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我也非常喜爱，我和余华聊天时，他说也特别喜欢老柴。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不需要听，它是自动往你心里流淌的。

记：柴可夫斯基也是民族风。

    高：（笑），对，对。

记：那么您对我们现在的艺术教育有怎样的希望和想法呢？傅聪先生曾经说过，“若干年后，中国会诞生一批光彩的手指……”

   高：会的会的。现在我们中国有数百万的琴童，不管是搞传统音乐还是古典音乐，一拨接一拨，后浪推前浪，我深信中国音乐艺术的未来必定会是一方崭新的天空。

记者/文字整理：张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