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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道德无关

(2017-08-31 10: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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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元丰七年(1084)七月,宋神宗命令黄州团练副使苏轼移往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苏轼上表谢恩,同时请求在有自家田产的常州居住。得到批准后,已自称东坡居士的苏轼便从黄州顺江而下,在前往常州的途中路过金陵。

  听说苏轼来了,王安石十分高兴,穿着便服骑着毛驴前往码头见他。东坡也不戴帽子出船迎接,笑着说:



  王安石并不正面回答,只是请他同游蒋山。这一游就是好几天,两人谈古论今,说诗参禅。事后,王安石叹息着对其他人说:



  这是实话。

  而且,苏轼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又何尝不是。




  现在看来,从仁宗到神宗,真是群星璀璨的时代,这三人则是群星中的巨星。司马光有《资治通鉴》传世,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更是以其在文学和艺术各个领域中的卓越成就,成为两宋文明的骄傲、标志和象征。


○ 司马光手书《资治通鉴》残稿。该残卷是司马光唯一传世的《资治通鉴》手稿,为一份提纲,上面有司马光修改的痕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 王安石千古绝唱《桂枝香·金陵怀古》

○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墨迹素笺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是苏轼在被贬黄州的第三年寒食节时作,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 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


  更难得的是,他们不但才华横溢,而且人品极佳。元祐元年(1086)四月初六,王安石病逝江宁。当朝宰相司马光重病在床不能上朝,便写信给副宰相吕公著说:



  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接受了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苏轼则利用执笔起草制书之便,给他的这位老对手兼老朋友,以极高的评价:



  有如此朋友和政敌,王安石可以含笑于九泉。

  耐人寻味的是,死后赢得司马光和苏轼如此敬重和好评的王安石,得势时对他们俩却极尽排挤之能事,甚至视司马光为害群之马,苏轼为乱政之人。比如熙宁二年八月神宗问起对苏轼兄弟的看法,王安石的回答便是:



  王安石为什么会这样?嫉贤妒能吗?

  不,政治挂帅


  的确,在王安石那里,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和政治路线是第一位的,甚至可以决定对一个人的道德判断。

  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则可以按照“中国式逻辑”来推定——


  这道理看起来很顺,可惜反过来也一样——


  总之,怎么判断都是小人。请大家想想,这种逻辑,是不是很荒唐?

  岂止荒唐,还会制造冤案

  王安石正是这样做的。变法之前他就对神宗说,尧舜之所以是尧舜,就因为能够识别小人与君子,并将那些凶贼统统诛杀。结果怎么样呢?被指控为凶贼的竟是忠诚而友善的富弼,司马光、韩琦和苏轼等人则被指控为流俗。

  这种手法,王安石可以用,反对派也可以。



  比如御史中丞李定,几乎一开始就被定性为小人,证据是他居然不为母亲仇氏披麻戴孝。然而实际情况是,李定并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仇氏所生,岂敢服丧?没错,此人在乌台诗案中的表现堪称邪恶,却不等于他可以或应该被冤枉。



  还有章惇。此人是跟吕惠卿等一起被《宋史》列入奸臣传的,证据之一是“从不以官职私授所亲”。他的四个儿子进士及第,三个都交给吏部公事公办,打发到州县任职,只有老四安排在京做了小官。如此“不近人情”,当然是奸。



  呵呵,这样不以权谋私的奸臣,还真没见过。

  御史中丞刘挚的弹劾状也很可笑。他说,章惇明明知道免役法祸国殃民却坚持己见,无非是怕以后见了王安石不好意思,因此宁可辜负朝廷。好嘛,吕惠卿反目为仇,你们说他奸;章惇始终如一,也说他奸。那么请问,如果想做一个忠臣,又该怎么对待王安石呢?装作不认识吗?



  诸如此类,实在不值一驳。



  不过,最疯狂的还不是章惇,而是蔡京。此人堪称大名鼎鼎,读过《水浒传》的都会说他是奸臣,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原本是司马光的党羽。元祐元年(1086)二月,司马光下令五天之内恢复差役法,人人都说时间太紧,只有开封知府蔡京如期完成任务。司马光大喜过望说:



  然而怎么样呢?蔡京翻脸比翻书还快。

  我们知道,北宋倒数第二个皇帝徽宗,跟哥哥哲宗一样也是反对元祐年间之政策的。他甚至发明了“元祐奸党”的称呼,将反对新法恢复旧章的人统统列入黑名单,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写出来,刻成石碑,叫元祐党籍碑。上了榜单的人全都受到迫害,某些人如苏轼的著作还被焚毁。



  这份黑名单,便很可能是蔡京炮制的。后来,他又利用职权将人数扩大了两三倍,位居榜首的就是司马光。  


  这当然足以证明蔡京之奸,却也同时证明道德其实与政治无关。政治讲的是立场,道德讲的是品质。品质好的可以有不同立场,比如王安石和司马光。那些立场坚定的人尽管会被骂作奸臣,却其实大多没有道德问题,比如章惇。可见除见风使舵者外,立场的选择其实无关乎道德。

  改革也一样。改革与政治有关,与经济有关,甚至与技术有关,唯独与道德无关。比如司马光认为,国民经济是个常量,理财就是与民争利。王安石却认为财富是变量,理财是要把蛋糕做大。那么,究竟是常量还是变量呢?这当然是学术问题,跟道德风马牛不相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又比如,苏轼认为,免役和差役各有利弊。差役法的问题是,农民和市民要到官府服劳役,势必影响生产。免役法用劳役货币化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却给了官吏横征暴敛的机会,害得民众没有钱用。前一个问题是根本性的,后面这个是技术性的,因此苏轼不建议废免役、行差役。

  显然,这是科学的分析。解决办法则是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商量讨论,实事求是地进行修正和改良。司马光却偏要做道德判断,还执迷不悟,便只能坐失良机,让人扼腕。



  泛道德论和唯道德论,是不是很害人?

  实际上,改革有稳健和鲁莽,聪明和失策,也有得力和懈怠,因此有成功和失败,却没有道德不道德。为改革措施贴上道德标签,只会断了听取意见进行调整的后路。

  这也是给我们现代人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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