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分野”之三

一 学者与学人

要说清楚何为学人，先得弄清楚何为学者。一般地说，学者，就是“做学问的”。学人当然也是。但，这仍是“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还得得刨根问底，即：我们为什么要有学者，要有学术研究，要有人“做学问”？

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人是“文化的存在物”。因此，知识要传授，文明要传承，文化要传播，所有的人都要学习。这就要有人专门从事这类工作。此为“学”。第二，人类社会，总会有问题。有“人与自然”的问题，有“人与社会”的问题，还有“人与人”的问题。有问题，就得有人来研究，来解决。这才有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此为“问”。前者关乎知识，后者关乎思想。合起来，就叫“学问”。

学与问，哪个更重要？问。传授、传承、传播、学习，一般学者，甚至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都能做。但，他们在做这些工作时，未必都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更未必都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做到这四条的，是学人，也只能是学人。

这，大约就是学人与学者的区别。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有诚实的态度，坚实的基础，足够的知识，能够“传道、授业、解惑”，哪怕一辈子都出不了成果，也是学者。学人却原则上必须有成果，至少得有问题。当然，问题可以有大小，成果可以有多寡。比如古籍整理、版本校勘，也许只是弄清楚了一个字，一处断句，也是成果。发表的方式，也未必一定得是论文和专著。比如注释，比如札记，比如散论，比如随笔，均无不可。他甚至可以藏之名山，不予刊布。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更不能“以方式论是否”。

何况对于学人而言，问题又远比成果重要，因为他们首先是“问题中人”，甚至是因问题而生的。因此，凡学人，必有“问题意识”。他们总是能察觉到，哪儿有问题；正如诗人总是能感觉到，哪里不对劲。故诗人敏感，学人敏锐。我们甚至可以极而言之，一个人，只要能发现问题，哪怕不能解决，没有成果，也是学人。

也因此，真正的学人，一定是想问题的。他们还一定是真有问题，才去做研究；真正有所得，才去写论文。为了评职称、混饭吃，或者完成任务，不惜制造“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的，不但不是学人，连学者或学匠都不是。这一类，跟“为文造情”的，没什么两样，只能算作学术界的“辞人”，或曰“伪学者”。而且，由于此类人物往往既无才气，也无才情，只会写八卦文章和官样文章，还不如文人。

不过这样说，也有麻烦，因为文人也琢磨问题。他们不但爱“提问题”，还喜欢“惹事端”，甚至不惜搅得风生水起。那么，学人与文人的分野，又在哪里？

二 真问题与伪问题

学人的标准有四个：真问题，实证据，无成见，有逻辑。

前面说过，学术研究的前提，是要有问题。发现了问题，提出来，再加以分析，或者解决，或者存疑，这就是研究。因此，问题是关键，而且是关键的关键。

据此，我们可以把学者分为三类：学人型的，文人型的，匠人型的。学人的问题，都是真问题。文人的，是伪问题。匠人提不出问题，只能重复别人的。好一点的，重复学人的真问题；差一点的，重复文人的伪问题。

什么叫“伪”？就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有两种。一种是能够解决问题。或者能解决现实问题，或者能解决理论问题，都算。另一种，是虽不能解决问题，却能够活跃思维，启迪智慧，也有价值和意义。这两种，都是“真问题”。

可见问题的真假，与是否能够得出结论无关。更不能要求这结论，大家都接受，成为公认的真理。比如人性是善还是恶，就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永远得不出结论。但，孟子从“人性向善”出发，呼吁呵护善；荀子从“人性有恶”出发，主张防范恶；韩非认为“人性本恶”，得出“制度比人可靠”的结论。这三种意见，都有积极意义。他们的辩论，也能帮助我们思考问题。所以，人性善恶，是“真问题”。

伪问题也不是怪问题。比如“天会不会塌下来”，在不明白宇宙结构之前，是可以思考，也应该思考的。所以，杞人忧天并不可笑。英国甚至设立了“搞笑诺贝尔奖”。其宗旨，是“表彰那些不能也不应该被重复的科学研究”；其意义，则在于让人们“先是大笑，然后开始思考”。结果，俄裔荷籍物理学家安德烈•海姆，在2000年获此“奖项”。十年后，又获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伪问题，则一点价值都没有。比如“曹雪芹的祖先是不是曹操”，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芹圃确为魏武之后，《红楼梦》就可以看作《三国演义》，宝玉就是阿瞒搞“穿越”？

不过，做这种研究的，好歹还是学者。因为他们的态度十分认真，论证也极为严谨，只不过因为“考据癖”，不慎或不幸把伪问题当成了真问题。换言之，此案是“伪问题，真方法”，故至少可以看作“学术训练”，或“操作示范”，只是学费高了点。

三 从“扯淡”到“脑残”

如果说某些学者，是在“认真的扯淡”；那么，文人则多半是“扯淡的认真”。区别何在？前者问题是假，证据却是真；后者则问题和证据都假，甚至没有证据，不是问题，但听起来头头是道，说起来振振有词，所以叫“扯淡的认真”。

比如质疑，在学术研究和公共事务中，原本都是很正常的事。然而现在，只要有人提出质疑，就马上有人追问动机。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质疑者的怀疑，是否合理；证据，是否属实。是则是，不是则不是，与动机何干？就算质疑者“动机不纯”，难道有道理就成了没道理，有证据就成了没证据？反过来，如果质疑者态度很好，被质疑的就一定有错误，有问题？都未必。既然未必，问他做甚？

何况质疑者的动机，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你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就算你料事如神，未卜先知，请问又如何求证？使用测谎仪吗？

诸如此类，既没有意义，又不能证明，就是伪问题。但，文人的伪问题，是不需要证据的，因为反正是扯淡，是搅局，是转移视线，是胡搅蛮缠。因此，道听途说，街谈巷议，或者“听圈内朋友在餐桌上讲”，都可以算是“证据”。只要讲得绘声绘色，有鼻子有眼，就行。这是典型的“文人思维”。

学人则相反。没有证据的话，是不敢说的。证据不足，也不敢妄下结论。使用“孤证”，在学术界是犯忌的。证据不全，断章取义，割裂上下文，也犯忌。指鹿为马，更不可以。这就是所谓“实证据”。做不到这三个字，就不是真学人，或者是“文人型学者”。

不讲证据的，多半也不讲逻辑。学人说话，虽未必都对，但逻辑上总能“自洽”，起码“自圆其说”。文人则不管这一套。要讲，也是“中国逻辑”。比如张三质疑李四，王五有不同意见，则王五必定是帮李四的。可笑！王五为什么一定得帮谁？他就不能就事论事吗？

又比如有人说，中国和西方，应该互相学习。现在西方并不学中国，所以主张向西方学习的，都是“汉奸”。还有人说，中国有中国的问题，西方有西方的问题。你如果只批评中国，不批评西方，也是“汉奸”。

这是很带欺骗性的说法。因为“相互学习”和“都有问题”并不错。但，人家学不学，是人家的事，我们为什么要管？你管得着吗？还有，自家人感冒了，我当然要着急，为什么要先管人家拉不拉肚子？你说你是“爱国者”，请问你爱的是哪一国？

很明显，文人的这套“逻辑”，虽然都不堪一击，却颇能蛊惑人心，甚至批量地生产“脑残”，因此非予以批判和揭露不可。

四 泾渭分明

文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正如刘勰所云，他们的特点，是“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文心雕龙•情采》）。夸夸其谈，自然不要证据；沽名钓誉，自然不讲逻辑。

这也正是其本性所使然。因为所谓“文人”，原本就是帮腔和帮闲，充当喉舌或打手的的。帮腔说官话，帮闲说闲话，喉舌唸稿子，打手听命令，哪里用得着去管问题的真假，证据的虚实，以及逻辑的严密？当然也不可能“无成见”。相反，他们的说法，都是结论在先、主题先行的。也就是说，预设一个前提或结论，然后去“论证”，还得“貌似正确”。这就只能牵强附会，不讲证据；强词夺理，不讲逻辑。

学人正好相反。他们做研究，是因为自己发现了问题，又需要明白真相。这就不能预设立场，也不能带成见和偏见。这当然很难。尤其是对自己长期研究的对象，日久生情，难免偏爱和溢美。这是所有做学问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必须高度警惕的。

但，真正的学人，必须对所有的研究对象，都一视同仁地既“无罪推定”，也“无功推定”。然后，再根据事实和逻辑，是其是，非其非，问其故，存其疑。宁肯没有结论，也不妄言是非。因此，如果说学人有立场，那也只能是客观、公正、理性，坚持科学精神。

什么是“科学精神”？就是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分析精神和实证精神的总和。文人是没有这些精神的，虽然看起来好像也有。但，他们的怀疑，其实是疑神疑鬼；他们的批判，其实是上纲上线；他们的分析，其实是胡搅蛮缠；他们的实证，其实是捕风捉影。总之，文人夸大其词，学人实事求是；文人信口开河，学人深思熟虑。

故，凡学人，必严谨。严谨不是没有硬伤，不犯错误，而是有账必认，有错必纠。严谨也不是呆板。学人的文章，也可以写得风趣俏皮、神采飞扬，但必有内在逻辑和充分证据支持。他们的结论也未必正确，但定能发人深省、引人深思、令人回味。如果辩论，则不但尊重事实，尊重逻辑，还尊重对手，绝不会搞人身攻击，更不会扯到私德上去。也因此，真正的学人，只有学派，没有帮派。道不同，亦可与谋；道相同，也不腻在一起。

文人则相反。他们也读书，也有学问，否则无以为文。但没有或缺少“学养”。有学无养，说话便不靠谱。文人也讨论问题。但他们的问题，多为“谈资”。故文人对“伪问题”最有兴趣，因为可以扯淡。文人当然也有圈子。但他们的圈子，多为拉帮结派。其特点，是党同伐异，再加互相吹捧；其表现，则是亲密无间，又非常容易反目为仇。因为文人都是“爱憎分明”的，而他们的爱憎，又往往因于一己之私利，或一时之情绪。

学人与文人，岂非泾渭分明？

不过，更重要的是，学人和诗人，骨子里都是士人。因此，只有弄明白了什么是士人，文化人的分野，才能彻底弄清。

刊载于2012年6月5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刘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