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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君免谈陈寅恪

(2006-02-03 12:31:02)

劝君免谈陈寅恪

 

 

 

  不该热的热了起来

已故历史学家陈寅恪在辞世多年后忽然成了文化新闻的热点人物,似乎是一件没什么道理的事情。

史学不是显学,陈先生也不是文化明星、大众情人。没错,这些年文坛银屏上是有不少“历史”,而且上演得轰轰烈烈,风头十足,好像全国人民都有历史癖,也没患过健忘症似的。然而最走红的“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又是什么呢?《还珠格格》和《雍正王朝》。前者已自己坦言是“戏说”,后者则被史学界斥为“歪说”。历史在文艺作品中能不能“戏说”或“歪说”,这是另一个问题(比如《西游记》就是戏说,《三国演义》则是歪说,或不乏歪说成分)。但戏说、歪说不等于实说、正说,总归是一个事实。它们和陈先生以及陈先生所治之史八杆子打不着,也是一个事实。所以,历史小说和历史剧走红,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也会走红,也该走红,何况那历史小说和历史剧还是戏说和歪说?事实上历史学家无论生前身后多半都是很寂寞的。唐长孺先生曾自撰墓志铭曰:“生于吴,殁于楚,勤著述,终无补”,说的大抵是实话。一个历史学家可能会因其学术成就而成为文化名人,却很难因此而成为热点人物。如果成了,那就一定有别的原因,比如吴晗。

陈寅恪也不同于其他一些文化人。他不是金庸,不曾写过从政治家、科学家到“引车卖浆者流”都人见人爱的新派武侠小说,也没那么多门徒和拥趸。他的著作,选题既很专门,文字也很古奥,感兴趣的人不多,看得懂的人也不多,感兴趣又看得懂的更是凤毛麟角,哪里会弄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也不是余秋雨,不曾炮制过“香喷喷甜津津有点嚼头,完了还能吹个泡泡”的“文化口香糖”,亦不曾发表过声讨盗版集团的《告全国人民书》。他的著作才不会被盗版呢!没有哪个小女生或小男生会去买《元白诗笺证》或《柳如是别传》。柳如是?柳如是是谁?是王菲吗?还是田震?陈寅恪又是谁?是汪国真、赵忠祥吗?

陈寅恪还不同于吴晗、梁漱溟。他不曾被指控为“文艺黑帮”的头子,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上下口诛笔伐的对象。他也不曾在建国之初公然向伟大领袖叫板,以后又在“批林批孔”时公然对抗,宣称“只批林,不批孔”。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基本上是冷清寂寞默默无闻的。他甚至不同于钱钟书。钱先生和陈先生一样,也是学贯中西博通今古,也是淡泊名利不事张扬。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也没多少人看得懂。但钱先生毕竟写过《围城》呀!还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还拍得挺成功。这就举国皆知,人人趋之若鹜了。那么,陈先生可曾与大众传媒缔结过良缘呢?没有。

所以我赞同骆玉明教授的说法:“陈寅恪最不应该成为公众人物”。

然而“最不应该成为”的最终还是“成为”了。而且,还弄到了人人都拿他来附庸风雅,谁不说陈寅恪谁就狼心狗肺缺心眼儿的程度。至于这些说词究竟有多少符合历史事实,又有多少最得逝者之心,那就只有天晓得了。正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冷和热。最不该热的热了起来,就一定事出有因。 

  事出有因

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比如国内民众的关心,便多半带有好奇心理。的确,像陈寅恪这样可以公然不参加政治学习,不接受思想改造,不宗奉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在五六十年代还真没几个。然而陈先生不但做到了,还基本上安然无恙。他这颗“刺儿头”不但没被剃掉,反倒是中共高层还对他关怀备至,礼遇有加。就连饮食起居这类生活小事,也有劳身为“封疆大吏”的陶铸亲于过问,又是送牛奶,又是派护士。在那个就连陈毅元帅都吃不到苹果的“三年困难时期”,陈家居然“鸡鱼等肴馔甚美甚丰”,让前来探视的老友吴宓感慨不已。这才真是怪了!于是人们就很想知道,陈寅恪这“瞎老头”受此优待,究竟凭的是什么?

疑团很快就因史料的披露而冰释。原来这陈寅恪并非等闲人物。他的祖父陈宝箴,未出道时就为曾国藩所器重,后来官居湖南巡抚,是戊戍变法时推行新政的风云人物。父亲陈三立(散原先生),早年和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一起,号称“晚清四公子”,晚岁则以诗文著称,被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评价为鲁迅之前中国近代文学成就最高者。在一个重血缘,重门第,重承传,重渊源的国度里,这已经足够让人肃然起敬了。何况陈寅恪本人也十分了得。他十二岁时就东渡日本,以后又游历欧美十数年,回国后与赫赫有名的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而1925年吴宓举荐他任此教席时他才三十五岁。他学问大得吓人,据说外语就懂十几门(也有说二三十种的)。名气也大得吓人,据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还专门问起。英国女王也曾来电问其健康。这些都让人啧啧称奇,哎呀连声。如此之多的光环加之于身,被推介给大众也就不足为奇。

但这些显然不是我们关心的。

海外学人的关注则难免带有政治色彩。他们看到的是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生活的另一面:衰老病残,冷清寂寞,心情郁闷,晚景凄凉,最后被迫害致死,死不瞑目。对此,他们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极大的愤慨和深深的惋惜,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一样么!然而海外某些先生(如被李敖称之为“国民党同路人”的余英时),硬要有意无意地要把陈寅恪塑造成国民党政权的“前朝遗老”,认为他留居大陆后不久就后悔自己的选择,甚至对自己的“晚节”感到愧耻,为“没有投奔台湾而悔恨终身”,便未免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有些想当然甚至自作多情了。反倒是身为国民党台湾当局“国防部长”的俞大维,由于对陈寅恪知之甚深,其悼念文章便丝毫不从政治取向上着墨,因为原本不必“多此一举”么!

没错,陈寅恪在1949以后是不怎么积极合作,更不要说“靠拢组织”。他身为全国政协常委却从不进京,对思想改造之类的运动更是语多讥讽,能不理睬就一概不予理睬。但这只是他的“独立立场”所使然,与他对国共两党的爱憎好恶毫不相干。他要当真喜欢国民党,当初怎么不跟着到台湾去?事实上陈寅恪的心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不论哪一个政府我也没有关系,只要是能够继续让研究古物”。这话虽然是冼玉清说的,却很能代表陈寅恪的心声。早在谈到王国维之死时,陈寅恪即有“非所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的说法,他自己当然也不会囿于“一党之恩怨,一府之兴亡”。看来,准确的说法是:陈寅恪和国共两党都没有关系,也不想有什么关系。他只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人,进行自己独立的学术研究。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违背先生的心愿,把他扯进政治斗争中来。事实上正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陆键东所言,政治这个范畴,“已难以覆盖陈寅恪的文化意蕴,也无法盛得下陈寅恪的人文世界”。

那么学术呢?陈寅恪在学术上的意义又如何?他的学问、学识、学养、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无疑是顶尖级和超一流的,要不怎么被称作“教授中的教授”(郑天挺语),公认为史学大师、文化巨匠、旷世奇才?早在二十世纪中叶,陈寅恪便已“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其学术成就则涵盖了历史、宗教、语言、文化、文学诸领域,被视为一座丰富的文化矿藏。但学问大不等于成就大,成就大也不等于意义大。陈寅恪的学术意义究竟有多大,我可没有资格来妄说,而且也认为并不重要。因为陈先生的学术意义再大,也构不成他成为热点人物的原因。史学毕竟不是显学么!对柳如是、再生缘感兴趣的人想必也不会太多。这些课题,和我们又有什么相干,犯得着大家都来过问?

陈寅恪如果有意义,那意义一定是超学科甚至超学术的。上海学者夏中义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陈寅恪的意义不在具体的学问、学术,而在学统。所谓“学统”,也就是“一种把学术作为生命意义来追求的学人传统”。这玩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先天便很缺失,直到乾嘉学派那里才算有了点眉目,再到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时才算理清了思路。但“竖看百年中国学术史,从晚清、民国到共和国,能真正自觉地用生命去践履”,并“使自身化为学统之链所以历代未绝的悲怆一环者”,那真是舍陈寅恪而其谁(《九谒先哲书》)!也就是说,正是由于陈寅恪认准了这一条道儿走到黑,那个来之不易又命若游丝的“现代学统”,才总算没有断了香火。

这当然比只谈学问深刻多了,但仍然可疑。可疑之处就在于,如果那“学统”并无意义或失去了意义,还要不要坚持?如果我们有了意义更为重大的事情,这“学统”可不可以放弃?依我看,那个“学统”既然是乾嘉学派和梁启超他们搞出来的,又只有百把年历史,不坚持也罢,天塌不下来;而陈寅恪的一些弟子门生(比如汪籛)之所以和先生分手,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建设新中国,解放全人类,显然比坚持什么“学统”意义重大得多。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谈陈寅恪?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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