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与今年高考毫无关系，万勿对号联想，自我误导）
  

    地球越来越暖，春色似乎也越来越多，春光满面的现代人，好像也越来越善于说话和善于写作了。
    21世纪降临不久，中国便有一千多位少年文曲星加入了作协。在各种作文、征文比赛中，美文、妙文层出不穷。少年男女上谈宇宙、下论苍蝇，左批圣贤、右骂文盲，或长歌当哭，哀转久绝，或嬉笑怒骂，睥睨千古。老师、家长、记者、闲汉，特别是出版商，都一片巴嘴咂舌，赞叹不已。然而发过奖状发过言，发过文章发过钱，大家也就渐渐忘了那些妙文写的都是些啥，忘了那位双腿瘫痪的小作者从轮椅跃上主席台领奖的矫健身影，忘了那位苦命孤儿的父母合不拢嘴的幸福笑容。没人有闲情逸致追究这些花絮，因为那文章写得好坏真假，跟大家的生活都八竿子打不着。有个古人胡诌过：“百无一用是书生”，这话太片面，应该说，百无一用是作文。国家往往是书生领导的，可是谁见过哪位领导、老板，哪位律师、医生，哪位司机、警察，遇到疑难问题，就去翻翻《最新作文精品选》的？
    少年人如此写作其实也情有可原，写着玩呗，至少在高考中还有点用。问题是成年人也开始这么干了。一个公司的项目策划案，写得博大精深，印得金光灿烂，篇幅直追《红楼梦》；一个区政府的工作报告，六大方面十八个小项七十二个要点，图文并茂，辞藻华赡，客观务实，滴水不漏；一个台灯说明书，密密麻麻写了9页蝇头魏碑体共计两千余字外加示意图1－7。然而可惜，买台灯者可能当场就把说明书扔了，他不担心台灯是否会爆炸或是否必须先煮沸3分钟才能使用的道理。审查政府报告的人大代表可能对报告热烈赞扬，然后给政府提出一大堆激烈的意见，而那些意见所涉及的问题本来在报告中都有详细的阐述。跟公司打交道的客户，可能一见策划案就臆断这是个骗局，客客气气告辞回家就把材料卖了废品。我们的信息社会，信息着实太丰富了。然而有专家指出，信息过量，社会机制反而会愚钝乃至瘫痪。整装待发的战士，如果连每个敌方官兵的二舅妈年青时喜欢使用什么化妆品都了如指掌的话，那个仗也就没法打了。我们听说读写得越来越多，我们炮制的文章越来越长，我们每天都被别人劝说、诱惑，同时也劝说、诱惑别人。但我们彼此越来越小心提防，不相信广告里瞪着纯真大眼睛作秀的那些美女，不相信满口民主正义的那些总统和将军，不相信生日贺卡上情意绵绵信誓旦旦的那些祝福，直至不相信自己刚刚写下的文字。已故当代诗人顾城说：语言就像钞票，在使用中越来越破旧。这个比喻很贴切，为了生活，我们必须写文章，如同我们必须使用钞票。钞票一旦失去信用，连手纸也不如——太脏。文章如果不能被人相信，写得越长，岂不是越发暴露出作者的迂腐无能么？
    文章是给人看的——这个普通的道理经常被我们忽视了。即使我们看自己的文章时，也是假装另一个自我在欣赏这一个自我。所谓“沾沾自喜”，所谓“自我陶醉”，在心理学的意义上，其实都必须依靠暂时的“自我分裂”才能成立。古人写文章为什么要摇头晃脑地自我吟哦？——他假装是读者在欣赏一篇天地奇文呢。我们自己写文章时，也常常下意识地幻想亲友师长阅读时的反应。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个人语言”是不存在的，即一个人不可能产生语言。所谓“自言自语”，是把自己分裂成说者和听者两个人。说话是要向别人传输信息，写作是要让别人有所感、有所动。旧时写信常有这样的话：“阿蛮吾儿见字如面”，明明没有见面，为什么要说“见字如面”呢？企图打动孩子么。毛泽东有一首《临江仙》赞美作家丁玲道：“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丁玲的文章抵得上三千人马。原来文章都是有用的啊。
    没错，文章从其产生的那天起，就是有用的。不过用处有大有小、有宽有窄，见效有快有慢，有显有隐。用处太小太窄、见效太慢太隐的文章，社会价值就低。李白发牢骚说：“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不过李白知道什么文章是有用的，更知道如何写好这类文章。你看他的《与韩荆州书》，有用没有用？近年来很多大学生研究生求职时，不惜重金，打造一份精美的个人简历，甚至包括一张自己的写真光盘。我觉得他们不如多读几遍人家李白同学的这份“求职书”。这篇《与韩荆州书》倘若翻译成白话文，不免有几分肉麻。但凡是好文章，好就好在不能翻译。朗诵一遍原文，抑扬顿挫，金声玉振，真是神清目爽啊，你是韩荆州的话，你能忍心拒绝他吗？从世俗的角度看来，该文通篇就一个字：吹——吹捧、吹嘘、吹牛。可如此大吹特吹的文章居然是文学史上的名篇。这就值得咱们琢磨琢磨了。假如你给我写封自荐信，想考我的研究生，开头就说：“生不用当总书记，但愿一识孔老师。”我肯定说你人品不正：“去，一边凉快着吧。”为什么？不符合事实嘛。同样的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李白说的为什么就中听？符合事实嘛。其实赞美别人和赞美自己，包括带有夸张的赞美，不一定就是我们今天批评的溜须拍马和自吹自擂，关键在于是否真实和是否真诚。李白说的“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这是当年尽人皆知的实情。他说的“十五好剑术”、“三十成文章”，“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这是他充满自信的、禁得起查考和检验的实力。他说的“倘急难有用，敢效微躯”，“恐雕虫小技，不合大人”，则充分表达了他建功立业的真诚。李白是终生想干一番大事业的，他写的“日照香炉生紫烟”，可不是闲着没事修身养性的，他是憋着要“飞流直下三千尺”呢。可惜上苍没给他机遇，空发了一辈子牢骚。牢骚发得精彩，发出了千万怀才不遇者的共同心声，人家便成了一代诗仙。
    广义地说，所有的文字都是“应用文”，连“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也是有用的。随着历史的发展，文章的分门别类越来越细，我们就把专门用于某种实用目的的文章叫做“应用文”，比如奏折、碑铭、报告、书信、演讲稿、起诉书等。应用文在写作手法上不拘一格，可以记叙、说明、抒情、议论。用戏词儿说，既可“诉一诉衷肠”，也可“表一表家园”。我们一辈子所写的大部分文字都是“应用文”，请假条啊，求爱信啊，个人鉴定啊，会议通知啊。每种行业每项工作都有自己特定的应用文体，我们不需要一一进行练习。只要掌握基本的写作手法，熟悉一些常见的应用文体，就可以见招拆招，随时适应并写好你生活和工作中要写的文章了。
    人要活得“有用”，那就要“有为”。要写好应用文，首先要做个“有为之人”。有为的最高境界，叫做“为国为民”。毛泽东对青年人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其实中国的文化传统一直是鼓励年青人关心国计民生的。在古代，以文章参政的最高表现形式是“进谏”、“上疏”。这种文体今天似乎消亡了，其实不然。企业员工给领导写的意见书，学生会给校长写的批评信，地方政府致中央政府的建议报告，普通党员向政治局献计献策，其中无不包含着谏疏的意味和谏疏的形式。而中国古代的谏疏文，量丰质优，蔚成大观。由于作者大多具有明确的实用目的，虔诚的写作态度——有时要冒生命危险，为了打动最高统治者，字斟句酌，煞费苦心，所以代有名篇，佳作如林。学习一点优秀的谏疏文，实用价值是颇大的。
    主父偃的《谏伐匈奴书》和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是此类文章的名篇。由于目的是给君王提建议、讲道理，所以此类文章多属议论文体——也有写个寓言或哭哭啼啼以情动人的。但这种议论文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最大的特点是——作者要保持与拟想读者（上级）高度的一致性。立场一致、利益一致，共存共荣，一损俱损，这样才会取得君主的信任。《三国演义》里有个情节，曹操大军南下，东吴大臣一片投降言论，而吴主孙权为什么最后听取了鲁肃的主战意见呢。因为鲁肃跟孙权说，投降之后，大家仍然可以高官厚禄，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可是您老人家干什么呢？孙权一听，对啊，这帮狗日的立场跟我不一致嘛，他们这是卖我求荣嘛，于是乃决定联合刘备，协力抗曹。
    可见，如果上下级立场根本不一致，那就谈不到什么进谏，你或者骂街，或者干脆造反算了。如今有个别上访群众，本来确有冤情，有理有据，可是一气之下把信访干部打了，得，这下双方立场不一致了，先解决打人问题吧，那冤情就没人管了。看看主父偃是怎么解决立场问题的吧：“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这话说得多漂亮，多高明，这里边有多么大的学问哪！先拿一“明主”的肉包子给皇上闻，意思好像说您是明主，但又没说死，根据上下文，您要耐心听我唠叨，那才是明主。而明主必须有“忠臣”相配，您得拿我当忠臣，那您的明主系数就更高了，所以咱俩利益一致，是促膝连蛋的关系。既然穿一条裤子了，那丑话说在头里，我的话可不好听，但有个好听的名目，叫“切谏”、“直谏”，您要听了生气而“重诛”我，那就是压制民主，残害忠臣，那“明主”的包子您就吃不着了。一句话里边下了多少套？这主父偃不是个省油的灯吧？其实古代那些“进谏专业户”都会这一套，连号称最耿直方介的魏征也要说些“人君当神器之重”，“凡百元首，承天景命”的官话，这些话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谏疏文章里的“规定动作”。有了这类话，文章才有立论的基础。向统治者提出批评建议而不表明自己跟统治者的隶属关系，那就不叫谏疏而叫大字报或者公开信；如果表明的是跟统治者对立的关系，那就叫檄文，统治者则称之为“惑众妖言”。
    谏疏类文章的第二个特点是，有的放矢，切忌空论。为什么科举文章难得进入文学史呢？如同高考作文，为什么即使得了满分也被看作不过是一通漂亮的废话呢？关键在于考场文章的性质天生就是空对空的，命题者并不担负借此征求民意的任务，考试者也没有表现自己真知灼见的使命。主考官要考查的是“写作能力”，考生要表现的是“生花妙笔”。传说晚清有个主考官出了个紧扣时事的题目：“项羽拿破仑论”。许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考生根本不晓得“拿破仑”是个什么东西，于是便出现了如此妙文：“项羽乃西楚霸王，神威无敌，勇冠三军，力拔山兮气盖世，举千钧之鼎若等闲，何况拿一破仑乎！”这样的文章起承转合得再精致，又有何用？其实严肃想想，我们今天的大部分考试作文，不都是“项羽拿破仑论”么？应用文的价值就在于经世致用，再好的政论、社论、文论、人论，其观点如果不能被采用，那就还不如一篇普普通通的生活小常识，正如辛弃疾所感叹的：“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其实精彩的平戎策，用不了“万字”，《谏伐匈奴书》和《谏太宗十思疏》的原文，连千字都不到。动人春色不须多，“万绿丛中一点红”足矣。
    应用文的第三个特点是，最忌讳冗长。即使你每一段每一句都能写得令人叫绝，也以短为上。花团锦簇，万紫千红，其实比不上“一枝红杏出墙来”。主父偃用“明主”把皇帝套牢后，就直奔主题，陈利害，列史实，刀刀见血地分析了伐匈奴的不利。主父偃并非迂腐乡愿的“和平主义者”，而是从国家的利益包括君主的利益出发，阐述了现在征伐匈奴欠妥的道理。他没有讲什么“我中华民族一向爱好和平”之类的废话，也没有说对匈奴的挑衅就听之任之，永不反击了。他只抓住“得失”、“安危”、“存亡”这条线，重笔一扫，那位“陛下”先生就不可能不为所动，不可能不“孰计之而加察焉”了。（待续）

本期博客思考题：

1、你觉得两会的报告，篇幅如何？
2、高考作文应该最看重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