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隋炀帝统治的大业年间，如果以“大国民”自许，大约会常常概叹：“厉害了，我们的朝廷；英明啊，我们的皇帝。”

　　隋炀帝很善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他调集数百万民力，凿通了一条运河，确是工程宏伟。不过，正如秦始皇在统一前各诸侯国长城的基础上修补连通，终成秦长城，这条运河也是在前人诸多水利工程的基础上延伸整合，并非全是新凿。且我们今日的大运河，实际主要是元朝时的京杭大运河的遗存。后者与隋炀帝时期的运河之间，大半河道并不重叠。

　　隋炀帝“北却匈奴”，拓地数千里。又三征高句丽，高句丽王是明明白白地遣使请降了的。

　　在隋炀帝看来，洛阳城经汉魏兴亡而残破，于是他重新选址，打造洛阳新城。他老人家的炯炯目光穿越了时光，直望向千年万年以后。

　　为了展示我天朝上国的繁荣富庶，为了促进与西域各国间的贸易往来，他举办盛大宴会，宴请各国使者与客商，为亚洲大陆一体化事业殚精竭虑，堪为后世全球化的先声……

　　然而，后世却公论：隋炀帝并不是一个好皇帝。

　　古往今来，对于统治者、政治家的评判标准，终归会集中在：在他们统治、主政的时间段内，民众的日子过得好不好。

    　隋炀帝统治的时间段内，民众的日子过得非常不好，甚至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

　　隋炀帝过度消耗了社会资源，远远超过了当时社会的承载能力。

　　尽管当时的生产力低下，但隋帝国结束了中国几百年的分裂局面，依然是很富足的。《隋书》中说：“地广三代，威振八纮”“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内；红腐之粟，委积于塞下”。其中的“赤仄”，指铜钱。但隋炀帝“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开支过巨，钱就不够花了，于是“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税种本来就多，税率不低，吏治也不好，借收税名义勒索抢夺，民众在经济上不堪重负。更何况徭役繁重，家难以为家。而长年征战不休，多少“无定河边骨”，皆是“春闺梦里人”。

　　一个国家存在，总难免有民生、水利工程要建造。纵然为了交通需要，大运河是不得不修的，却不能作为隋炀帝累次浩浩荡荡沿河巡游、穷奢极欲的理由。

    　一个国家存在，不能不留意于国防安全。因此而积极防御，因此而主动出击，都可以理解，但必须有节制，不能没完没了地为了征战而征战。以所谓高句丽王“不遵臣礼”为由，连续发起规模巨大的战争，就是为了征战而征战。特别是第一次战争中，出师30万，归来2700，那是何等惨痛的失败。

 　  一个国家存在，总要实现商业繁荣。却不能以此为理由，挥霍浪费，大搞面子工程。如邀请西域部落酋长到首都来，搭周长5000步的国家戏台，组织18000人吹吹打打，一搞半个月，发兴了还宣布：这样的活动，每年都要搞一次。又暗暗安排，但凡胡商去酒店里吃饭，任其消费，不取分文，并声明：“中原富庶，下馆子从来不用付钱。”有胡商看不下去了，直说道：我发现你们的树都用丝绸包住了，然而中原也有穷人，衣不蔽体，为什么不用这些丝绸给他们做衣服，却要用来包树呢？

   　 一个败家子存心败家，也能持续一段时间的大鱼大肉、赌且黄，何况帝皇败国，那是一定能败出一定时间段内的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各族各国纷纷唱着赞歌来骗钱的。然而，再厚实的家，再富足的国，也经不起几回败。

 　   拓地数千里，很快就连本带利地还给了人家；遣使请降，原来是被别人逗着玩。民穷财尽、民不聊生却日甚一日，终于天下大乱、身死国灭。

　    无论古今中外，长治久安总以民众的生活随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提升、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好为前提。正因为此，无论社会经济怎样发展，为政者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轻税负以藏富于民，规范财政支出以最大限度地量公共财政之力于民生。国民真诚地说好，才是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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