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二的小资情调

第二章《水浒传》

 

一、【教学目标】

1.       明白《水浒传》的成书过程。

2.       掌握《水浒传》的版本特征。

3.       理解《水浒传》的主旨。

4.       掌握《水浒传》结构特点及人物形象的塑造。

二、【教学方法】

采用课外阅读与课堂讨论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学。

三、【教学时数】2学时。

四、【教学过程】 

《《七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白雪公主》

《七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八仙过海 》

《七个可爱男孩和一对年轻夫妻曲折的故事》 《葫芦娃》

英国《世界名著》《105个男人和3个女人的故事》

 

这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英雄传奇，也是后世长篇武侠小说的源头。在文学史是占有极高的地位，在世界文学中也是一部不朽的名著。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美国作家赛珍珠曾翻译成英语，书名更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但这部杰作可谓是命运多舛，明代一些文人曾于极高评价，但清代曾因诲盗遭禁。五四后始受重视，但研究者大都耽于考证版本作者和史实。解放后方进行文学、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为主流。文化革命因毛泽东的态度又受严厉批判。新时期研究的风气较正常。

一、《水浒传》的成书 

（一）历史事实

1、《宋史》中《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均有简略记载

2、南宋王偁《东都事略》等。

《宋史·徽宗本纪》：宣和三年（1121）二月，甲戌，降诏招抚方腊。癸巳……是月方腊陷处州。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宋史·张叔夜传》：（叔夜）以徽酋阁待制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缨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滨，劫巨舟十余，载掳获。（叔夜）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近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宋史·侯蒙传》：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东平府，未赴而卒。

南宋王偁《东都事略》载，宣和三年四月童贯擒获方腊之后，“五月丙申，宋江就擒”。

徐直之《忠义彦通方公传》载，宣和三年八月丙辰“腊被腰斩于市”后，宋江等“未几亦就擒”。

宋·洪迈《夷坚志》：宣和七年，……有梁山泺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据此认为宋江等人的结局是“杀降”。 

（二）、民间传说：

1、罗烨《醉翁谈录》录说话名目；

2、南宋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录36人姓名、绰号；

3、宋末元初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有“梁山泊聚义本末”。方水浒故事发展的概貌。《遗事》写的三十六人大部分便成了后来小说《水浒传》中的天罡星。这三十六人是分批上梁山的。《遗事》最后还写到朝廷让张叔夜招安义军，并遣宋江征取方腊，立功后封为节度使。

（三）、元代水浒戏

今存剧目20种，剧本全存4种。

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

康进之的《黑旋风负荆》；

李文尉的《燕青薄鱼》；

李志远的《还牢陌》；

只有名目而无剧本全存的：《征豹恩》、《黄花玉》、《五虎大劫牢》、《七虎闹同台》、《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双献功武松大报仇》，《折担儿武松打虎》。 

 

（四）、各种材料的拼凑、组装

1、王伦之事；

2、方腊、田虎、王庆起义的故事；

3、南宋初年的洞庭湖钟相、杨幺大起义。

（五）、李卓吾、金圣叹等人的加工、润色。

《水浒传》初期的本子文字简陋，缺乏文学性，而经过李、金等人的加工的本子，在艺术上更为成功，人物性格上则更为统一。应该说为《水浒传》的成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六）南北两派之不同

宋江起义的事迹在正史中没有过多的记录，但宋江起义中的英雄名字却逐渐在民间被广泛传颂，但由于自南宋起，中国南北两方长期存在着对峙的政权，南北关系是阻隔的，因而南北双方都各自产生了并演绎着自己的水浒故事。元统一之后也依然如此。

“北派”水浒故事主要在水浒戏中流传。明初以前北杂剧中的水浒戏共有四十本左右，留传焉的也有十三本。从这些杂剧中可以看出，水浒戏在金朝就已经有了。金朝及元早期的水浒戏中，没有宋江投降征讨方腊的内容。另外，这些北杂剧中的梁山英雄都是专为民除害的。义军的规模与《水浒传》中的描写已极为相似。“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万人马”，至迟在元初以前康进之的《李逵负荆》中已经有了“一百八个头领”之语。还有，在北杂剧中，晁盖是三打祝家庄身亡的，打曾头市的只是宋江。

 

南方水浒故事最早的记载是周密《癸ɡuǐ辛杂识续集》所记录的宋末元初画家龚开的《三十六人画赞》。在《画赞》及其序中可知，在南方民间水浒故事的口头传说已非常流行并引起了士大夫的注意。与北方水浒故事不同的是，龚开笔下的水浒人物都是以盗贼流氓的面目出现的，明显地表现出封建统治阶级的观点。在南方的水浒故事中，宋江义军也一直是和受招安征方腊相联系的。

 

南方说话中的水浒故事在《遗事》的基础上又不断丰富和发展。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中，越来越多的民间艺人与文人参加到水浒故事的创作中来，宋江、李逵、鲁智深、武松等人物及“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等故事也越讲越精采。

 

施耐庵、罗贯中正是在综合南、北水浒故事的基础上，加上作家的个人创造，成就了《水浒传》这部伟大的古典长篇小说。在作家的再创作过程中，水浒故事的思想和艺术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

               二、建国以来《水浒》研究的历程。

   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１、５２年出版了建国后的第一个本子，此后直到文化革命，研究的风气比较正常。大体上是认为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最重要的成果是冯雪峰的长文《回答〈水浒传〉的几个问题》，评价很高，认为这是农民起义的史诗，缺点是受招安和宋江形象。但与成就相比是第二位的。（《文艺报》５４．３～１１）

 

     受招安和宋江的形象一直是讨论的热点。受招安问题。或认为是反映了一般农民起义的缺点和弱点，或认为受招安体现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投降是没有出路的。并且结合作品探讨了接受招安的原因。有些分析很有深度。

 

    宋江形象问题。关于宋江形象。发表的成果很多，有许多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发表了见解，难以一一尽举。总的来看，可基本分成三种观点，一种认为他虽然存在种处弱点，但仍不愧是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如戴不凡、冯雪峰等。一种认为他是混入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异己分子。如李永先在《文史哲》６５．５上的文章。第三种看法认为宋江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形象，具有双重性，不能简单概括。聂绀弩、李希凡都是这种看法。如李希凡认为，他是农民起义胜利和失败的关键人物，这源于性格的两面性。真实地表现了农民革命中的局限性。

 

   这一段的讨论是心平气和的，科学的。其主要成果反映到了两部文学史中。

  ２、文化革命阶段。文化革命中，由于把以往的研究成果全部斥为封资修，所以各高校在招收工农兵学员之后，大都不敢开这门课。后来才开设。但都是先骂一通，然后再讲一点所谓的民主性精华。研究更是谈不上。７５年毛评后，大家一哄而上，而这是四人帮夺权的舆论准备。基本上没有学术讨论，众口一辞，都认为这是反农民起义，宣扬投降主义。文章大都是好人写的，当然也有一些政治投机者。对作品的实际都或多或少做了歪曲。回过头来看，是一场闹剧。这一段的文章最多，但是最没有价值。毛的几句话作为他个人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标志着义军性质的变化；对宋江征方腊的看法；肯定李逵、阮小二等反对投降，领袖不好；对金圣叹腰斩不满，认为这破坏了真实性，要求把第七十回前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等等，都是有价值的看法。但凡事就怕瞎起哄。

 

  ３、新时期以来的研究。在刚粉碎四人帮时，有人为了出气，故意反对毛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观点，和历史上的宋江是否真是投降派。这是抬杠。后来转入正常。总之，眼界较文革前更宽，从文学和美学角度的研究也更深入。但近来好象对小说外部研究人们更感兴趣。由于中青年学者的流失，整个古代文学的研究普遍不景气，这也多少影响到了《水浒传》的研究。

 

  总之，对《水浒》艺术性的分歧不大，主要是思想上。这部小说还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从建国以来的研究得到的经验有两点。一是不要把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混到一起，二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切不可见风使舵，更不可搞政治投机。

 

二、作者和版本

（一）关于作者，明代说法有四：

1、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间高儒《百川书志》、郎英《七修类稿》）

2、罗贯中作（见于万历间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王圻《稗史汇编》）

3、施耐庵作（见于万历间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4、施作罗续（见于明末清初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

也有人认为施耐庵乃《水浒传》作者的托名，胡适就认为施罗乃“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人物”。不过近代的学者多断定为施耐庵所作。门人罗贯中在施“的本”（即真本）基础上，作了一定的加工。

关于施耐庵的生平不详，历来传闻较多，不过迄今尚无可靠材料能证实其存在。

施耐庵这位《水浒传》作者对水浒故事的加工创造有：

首先，他不仅选择和保留了许多优秀的民间故事，而且对民间故事作了加工、提高，使英雄人物更加光彩夺目。反霸斗争是元杂剧的共同主题，从现存的剧目来看，多数只着眼于反对恶霸调戏妇女与淫妇通奸，没有更深刻的思想涵义，有的则成为庸俗的社会道德剧。《水浒传》描写高衙内调戏林冲妻子，表面上看与元代某些水浒戏的情节相似，但是作者把这件事与残酷的政治迫害，与林冲性格的发展联系起来，创造了林冲这个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典型。宋江杀惜在《宣和遗事》里，是因为阎婆惜与吴伟通奸而杀了她，在水浒戏里宋江“因带酒杀了娼妓阎婆惜”，“只因误杀了阎婆惜”；而《水浒传》把宋江杀惜与私放晁盖联系在一起，把争风吃醋的桃色事件变成了具有严肃政治斗争内容的故事。

其次，施耐庵把分散、零星的水浒故事改写成《水浒传》这部巨著时，在材料的选择、安排上表现了对封建社会生活的深刻理解。他把高俅发迹的故事放在全书开端来写，表明了“乱自上作”，提示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把英雄人物个人反抗放在前面写，然后逐步联合，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梁山义军，客观上反映了农民起义“星水燎原”的历史进程；保持梁山义军的悲剧结局，客观上说明了投降是没有出路的。《水浒传》成书过程决定了它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

首先是思想内容的复杂性。在它的漫长的成书过程中，既有说话艺人、戏曲作家的精心创造，又有封建文人染指其间；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也给它打上不同的烙印，整个成书过程充满了两种文化的激烈斗争。统治阶级力图磨灭它的革命锋芒，要把它改造为宣扬投降主义的作品。明初朱元璋的孙子朱有燉所写的两本水浒戏：《豹子和尚自还俗》、《黑旋风仗义疏财》就体现了这种倾向。《黑旋风仗义疏财》杂剧，写到张叔夜出榜招安时，李逵乐得手舞足蹈：“我这里听议论，喜色津津。便出城门，跋涉红尘，改过从新。到山寨劝大哥，情愿首做良民。”而且用了一半篇幅写宋江、李逵投降后征方腊。

其次，是思想艺术的不平衡性。《水浒传》是短篇水浒故事集合而成的，正如鲁迅指出的：“《水浒传》是集合许多口传，或小本水浒故事而成的，所以当然有不能一律处。”（《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水浒传》大体上由两类话本组成的。一类是以写人物为主的英雄小传。一类是以事件为中心的公案故事或战争故事。这些大多是经过千锤百炼而高度成熟的短篇话本，可是有的章节由于原先的基础不好，比较平庸，尤其是各个人物小传或各个故事之间的过渡性章节就更显得牵强薄弱。如在鲁智深传和林冲传之间的“水烧瓦官寺”，就是为了把鲁智深送入东京，把鲁智深传和林冲传联缀起来，这种过渡性篇章就是勉强凑合的毛病。

由于《水浒传》是由短篇话本联缀而成的，因而结构比较松散。一些情节安排不合理，也有的情节多有重复，如李逵每次下山都要约三件事，这在作家独立完成的作品中是不大会如此拙劣的。结构松散，为后来文人或书店老板大开方便之门，可以采取“插增”的办法，使《水浒传》内容不断增加。插增征田虎、王庆各十回，就是确切的证据。“征辽”十回是否是后来“插增”的也大可怀疑。这些插增部分，文笔大都平庸低劣。

但是，无论如何，就《水浒传》的艺术性、创造性而言，施耐庵亦为伟大的古典小说家。

 

 

（二）、《水浒传》的版本

施耐庵编撰的《水浒传》祖本，早已不存。明清以来出现的多种《水浒传》版本，一般可分为繁本和简本两个系统。繁、简之分，不在情节、人物本身而是指叙述、描写的文字有粗略和细腻之不同。目前多数学者认为：简本是繁本的节本，而不是由简本发展成为繁本的。简本现在一般只做为研究资料使用。

繁本系统

（1）百回本：

明正德、嘉靖年间坊刻残页本；

嘉靖年间刊印的《忠义水浒传》残本（8回）

万历十七年乙丑（1589）刊印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因卷首有署名“天都外臣”（汪道昆）的一篇序文，故称之为“天都外臣本”；

万历三十八年（1610）容与堂刊印的《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分为有序本和无序本两种。这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百回繁本；

明芥子园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李玄伯藏明刻本《忠义水浒传》、《钟敬伯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等。

现今所见的最早的百回本，是16世纪明嘉靖年间的郭勋本。仅存第十一卷，即五十一至五十五回（残本）；

（2）百二十回本：

明袁无涯刊本《新镌李氏藏本忠义水浒传》，增加了百回本所没有的宋江征讨田虎、王庆的情节。最早的百二十回本，是17世纪中叶的杨定见本。

明末袁无涯原刊的《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首有李贽序及杨定见小引。此本以百回繁本为基础，从简本中补上田王二传，成为水浒故事的大总汇。这是最为完整的繁本（百廿回本）。

（3）七十回本：金圣叹腰斩水浒传，砍掉七十二回以后的内容，又把第一回改为“楔子”，形成新的版本，即《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 清代最流行。

简本：现存较早而完整的简本是：万历年间双峰堂刊印《全像增添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有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56年影印。

    《水浒传》的版本最为复杂。它的原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现在所能看到的是明代的刊本，主要的有一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两种，且都不是原本。在《水浒传》的流传过程中，它的内容不断得到增删扩改。征辽与平田虎、王庆的内容是原本所没有的，征辽故事大概是郭勋的百回本插进去的，而平田虎、王庆在百回本中也还没有，在百二十回本中就出现了。金圣叹删去《水浒传》中宋江受招安发后的全部内容，使故事发展到“梁山英雄排座次”为止，而出现了七十回本，金圣叹的这个“腰斩本”在清代最为流行。

 

小说主题出现多元融合，与几种基本事实有关：

1、北宋末年宋江起义是农民起义，作品揭示了它的基本规律和客观意义。

2、水浒故事长期在都市流传，既有对市民生活的描写，又有市民阶层感情的渗透。

3、小说成书时经过封建文人加工改造，成书后又有不少修饰评点，所以儒家忠义思想贯穿全书并不奇怪。

 

三、《水浒传》思想内容

（一）、《水浒传》的内容（以百二十回本为例）：

小说主要描写梁山起义全过程。120回本可分三个部分：

一（1--71回）：起义的发生和发展，写108条好汉被逼上梁山的经过，主要是梁山好汉的个人英雄传奇故事。

二（72--82回）：义军同官军对抗、受招安的经过，写梁山好汉集体传奇故事。

三（83--90回），奉命征辽。

四（91--100回），征田虎。

五（101--110回）征王庆。

六（111--120回），征方腊及凄惨结局。

全书通过一系列地精心描绘，给我们展现了梁山起义的全过程。

 

（二）、《水浒传》的思想

 

其内容是描写北宋后期山东梁山地区宋江领导的一次农民起义。虽说都是在长期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由文人整理而成，但它的内容来源同《三国》不一样，后者有丰富的史料来源，是从历史到文学；而前者则是从传说到文学。故《三国》的结构统一，思想倾向也相对单纯。而《水浒》则保持着单篇连缀而成的较原始的面貌，思想倾向也异常复杂。

 

一、历史上的宋江起义。确有其事。《宋史》中多有记载。见于《徽宗本纪》、《侯蒙传》和《张叔夜传》中。宋江等三十六人于徽宗年间在河朔起事，横行十余郡，官军不敢阻挡，后被海州知州张叔夜招降，事在宣和三年（１１２１）。而洪迈《夷坚乙志》称，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罢知青州，不赴，归金陵，疽发于北而卒。其所亲王生死后复苏，谓己见蔡受冥谴，嘱其归告妻子，称现在阴间正揪住郓州一事不放。他的妻子恸哭道：“侍郎去年帅郓时，有梁山泺（同“泊”）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此书在四十三年之后是四十三年之后成书的，所说梁山好汉结局应不错，当然冥谴是靠不住的。看来民间艺人将宋江等人之事和梁山泊事揉合起来了。

 

对于全书的思想意义，从明代开始就一直是众说纷纭。明清时期提出的主要观点有：忠义说，为豪杰立传说、诲盗说。近世又有人提出：农民革命诗史说，忠奸斗争说，批判投降主义说。各有其理。有待同学们研判。须要注意的地方是：

1.    小说主题是多元融合，我们不能囿于其中一点。

2.    北宋末年宋江起义是农民起义，作品揭示了它的基本规律和客观意义。

3.    水浒故事长期在都市流传，既有对市民生活的描写，又有市民阶层感情的渗透。

4.    小说成书时经过许多文人加工改造，成书后又有不少修饰评点，所以儒家忠义思想贯穿全书并不奇怪。

 

二 《水浒传》的主题思想

忠义说：

 一、宋江与“忠义”

《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作者抱着对“奸逼民反”的黑暗现实深感不平，而发愤谱写了一曲“忠义”的悲歌。

最能体现作者这一编写主旨的是宋江这一形象。宋江作为小说中的第一主角，就是忠义的化身。他的性格在既矛盾又统一的忠和义的主导下曲折地发展。《水浒》作者以“忠义”为指导思想来塑造宋江，并描写民以宋江为首的一支“全仗忠义”、“替天行道”的武装队伍。又在歌颂宋江等梁山英雄“全仗忠义”的同时，深刻地揭露了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一批批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不忠不义”，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把整个社会弄得暗无天日，民不聊生。于是，一批忠义之士不得不“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从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并揭示了“奸逼民反”的道理。作者强调了这样一个悲剧：“全忠仗义”的英雄不能“在朝廷”、“在君侧”、“在干城心腹”，而反倒“在水浒”；“替天行道”的好汉改变不了悖谬现实，而最后还是被这个“不忠不义”的社会所吞噬。作者在以“忠义”为武器来批判这个无道的天下时，对传统的道德无力扭转这个颠倒的乾坤感到极大的痛苦和悲哀，以至对“忠义”这一批判武器自身也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迷惘。

 

二、“忠义”观的形成及其复杂性

 “忠”与“义”从来就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观念中的重要范畴，自宋元以来在社会上特别流行。“忠义”中有“为君”而符合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但也包含着“保境安民”、“杀尽贪官”等爱国精神和民本思想；对“义”字的强调，更反映着社会道德规范的变化。《水浒传》讴歌“仗义疏财，济危扶困”，不仅仅在一般意义上反映了下层群众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戮力相助”，而且更深刻地反映了由于城市居民、江湖游民等队伍的不断扩大，社会道德规范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总之，“忠义”的内涵本身就十分复杂，它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基础，但也融合着包括城市居民和江湖游民在内的广大百姓的愿望和意志。是使小说被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基本精神。

 

三、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与批判

《水浒传》是一部正面表现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伟大作品。它热情歌颂起义英雄，深刻地揭示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反映了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部过程。赞美和歌颂“大逆不道”的农民起义，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实质是“官逼民反”。作品通过宋江领导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全过程的描述，展现了北宋末年政治腐败、奸臣当道、鬼蜮横行、民不聊生的社会面貌。作品对社会的黑暗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具体刻画的高俅、蔡京、杨戬及童贯等官僚，都是贪赃枉法的奸臣，他们互相勾结，无恶不作。特别是开篇即写到的高俅的发迹史，更是对统治集团的暴露的鞭挞。揭示了“乱自上作”、“奸逼民反”的实质。

 

  农民起义说：路工在《〈水浒〉－－英雄的史诗》（《光明日报》１９５３．２．１）一文中认为，《水浒》是一部歌颂农民英雄的史诗。宋云彬梁山泊上成千上万地喽罗是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谈〈水浒〉》《文艺月报》１９５３．３）王利器认为《水浒》是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戴不凡、冯雪峰等。

解放后一直到现在，杨绍萱、王利器、冯雪峰、等学者先后提出“农民起义”说或“农民运动”、“农民革命”说。称《水浒传》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是“无数次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以文学形象为手段所作出的一个总结”；“雄伟的农民战争史诗”；“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小说”等。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郭豫衡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采纳了这种观点。但也有人不同意“农民起义”说（参明代文学研究）。

   投降说：这一派的观点认为《水浒》是歌颂投降主义行为的。毛泽东在７５年视力急剧下降，所以从北大抽调了一个名叫芦荻的女讲师去给他读书，念《水浒》时他发表了一些看法，本是随口说说，但四人帮为了攻击邓小平和周恩来，制造了丰庆轮事件，大揪投降派，所以大肆鼓吹，使这种观点一时甚嚣尘上。毛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人民日报》７５．９．４）李希凡在７５．１１．５《人民日报》上发表长文《〈水浒〉的忠义观念和宋江的叛徒形象》中说：“《水浒》颂扬投降主义，美化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叛徒形象，清楚地表明了这部小说的总的思想倾向。认真分析解剖《水浒》，对反修防修具有重要意义。”当时正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因此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所谓的投降派和反修防修的所指。这种观点由于是政治风气的产物，所以虽然一时很热闹，但在学术史上地位不高。

 

    忠奸说。刘烈茂认为，贯穿《水浒》全书的是所谓忠与奸的斗争。（《中山大学学报》７９．１《评〈水浒〉应该一分为二》）。侯民治认为作品通过使宋江等人参加到地主阶级内部的忠奸斗争中来，颂扬忠臣良将。（《湘潭大学学报》７９．１～２《论〈水浒〉的主题思想》）凌左义认为，高俅是奸佞的代表，宋江是忠义的典型，“宋江与高俅的矛盾性质及其不同形象，是判定《水浒》主题的主要依据。”（《水浒争鸣》２辑《论忠奸斗争是〈水浒〉描写的主线》）

金圣叹：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则是乱自上作也。

官逼民反，奸逼民反；真正的忠臣义士在“水浒”，而权奸却在“中央”，把持朝政，为所欲为；宋江是忠义的代表，高俅是奸佞的代表，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英雄与以高俅为代表的四大奸臣的斗争，贯串全书，是全书的主线；写农民起义意在借助钟馗打鬼，目的是揭露赃官奸臣害国误民，从而劝谕皇帝开张圣听，亲贤臣，远小人。

    市民精神说。伊永文说：“根据市民阶层的思想，着重表现了市民的反抗思想和行为。”（《天津师院学报》７５．４《〈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王开富也说为：“作品写的几乎都是城市人民的生活，不是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重庆师院学报》８０．３《〈水浒传〉是写农民起义的吗》）欧阳健、肖相恺则进一步认为作品中官逼民反的民，主要不是指农民，替天行道也并非化表农民利益的旗帜，梁山好汉发动的战争不是农民革命战争，而是展现了市民生活的场景，代表了市井细民的爱与憎。（《水浒新议》重庆出版社８３年版）

    理由之一：《水浒》中的主人公是大批非农民化的人物，起义军没有农民的生活方式，没有对土地的要求，作品中没有一处真正的农村景象。

理由之二：梁山英雄的价值观和个性，更多的反映着市民阶层的人生向往。例如“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盘分金银”，“图个一世快活”，“疏财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该出手时就出手”等等，都表现出市井细民的思想感情和价值观，人生观，是小说蒙上了一层特殊的江湖豪侠气息。

“发愤”说

《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竞，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是君相犹然处堂燕鹊，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李贽《忠义水浒传序》）

3、“诲盗”说

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其说始于《水浒传》一书（是书）不但邪说乱世，以做贼为无伤，而如何聚众树旗，如何破城劫狱，如何杀人放火，如何讲招安，明明开载，且预为逆贼策算矣。臣故曰：此贼书也。《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崇祯十五年四月十七日刑科给事中左懋第为陈情焚毁水浒传题本》，引自《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鲁迅论《水浒》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隶。（《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另外还有一些观点。如黄瑞云认为，作品前后两部分缺乏内在的联系，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不是统一的主题，前半部分是英雄传，后半部分是叛徒传。（《黄石师院学报》８１．１）王齐洲认为作品描写了地主阶级内部进步力量与腐朽力量，即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水浒争鸣》１辑）章皆淳认为作品的主题是反投降，因为它告诉人们，投降是死路一条。（《昭通师院学报》）汪远平认为，水浒的复仇思想内容是笼罩全书，成为一种鲜明的政治倾向。（《郑州大学学报》１９８７．１）

 

 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是一部研究中国历史规律的杰作。

       简写本叫《在历史的表象后边》，收于《走向未来》丛书。书中对中国历史上的二三百年一次的周而复始的循环现象作了深入的探讨。正是这本书在十年前为他带来了“中国四大思想家”的美誉。他以系统论分析了中国的传统社会，认为中国这个社会系统每隔二三百年原有的稳态就会破坏，出现一次剧烈的动荡，农民革命战争会起到改朝换代的作用，社会重新恢复稳定。

 

     《水浒》正是对这种农民起义进行细致描写最为出色的一部作品。篇幅最大，最有深度。其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可以概括成以下几点。

      （一）艺术地真实地描写了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这是历史学、社会学上的一个伟大贡献。我们不能一提农民起义就看作是农民扔下手里的锄头，揭竿而起。实际上，是否农民起义还是市民暴动，主要看其主要参加者的成分和起义的宗旨。以此来看，梁山英雄们的起义毫无疑问应算是农民起义。这就如同不能因为汉光武帝刘秀是大豪强就认为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是军阀混战，黄巾起义是宗教战争，李自成起义是工人暴动。《水浒》通过不同身分的人不约而同地走上反抗道路的详细描绘表现了官逼民反的真实情况，也就是说，作品是把贪官污吏作为冲突的一方，善良的下层民众作为对立的一方，在双方的矛盾冲突中来展示官逼而民不得不反的现实。仅就这一点来说，它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认识社会的历史任务。

  一）揭示了统治者的残酷压迫是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官逼民反。表现了冲突双方深刻的矛盾。

  １、冲突的反方。作者把高俅发迹作为开端，有良苦的用心。金圣叹说得好：“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一部大书先写高俅，有以也。”乱自上作，就是说起义是统治者逼出来的。他从第二回出场，一直活动到最后，是义军的死敌。他之受宠，是因为会踢球。这就不仅说明了他这个人的无赖本质，而且揭了皇帝的老底。他一上台并没有同义军作对，而是先后迫害了两位八十万禁军教头，意在说明他是个典型的阴险小人，完全是从个人的恩怨利害出发，置国家的大义而不顾，以权谋私，公报私仇。而他与义军的矛盾，也完全是因为有仇人在义军内，而且三度败在义军手下，顺此而受到徽宗的喝斥，内心不平衡。全书的情节开展，就是由他与英雄们的矛盾冲突推动的。作者并没有只写他一人是义军的对立面，而是以他作为中心，组成了一张巨大的统治网络，无所不在。书中写了与他气味相投的一大批统治者中的成员，上有童贯、蔡京，中有梁中书、张都监、蔡九知府、刘高、高廉、黄文炳，下有殷天锡、祝朝奉、蒋门神、董超、薛霸、西门庆、郑屠、毛太公，其中许多都有裙带关系，梁中书就是蔡京的女婿。他们上下勾结，对于人民形成强大的压力，使一切善良的人躲都躲不开，往往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失去了。不仅是下层民众，而且许多上层人物都是闭门家中坐，大祸从天降。柴进是宋代最大的贵族之一，但殷天锡仗着自己是高唐州知府高廉和小舅子，看上了他叔父家的花园，想要霸占，便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林冲是高级军官，但因高衙内看上了他的妻子，高俅便要除掉他。这就说明，书中描写的社会环境已经一塌糊涂，下层民众更是随时可能大祸临头。

２、冲突的另一方。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民如果不反就只能是死路一条。于是，作品难能可贵地把农民起义作为正面之事来写，因而在清代被作为诲盗的作品列为禁书。联想到中国历史上许多伟大的作家如杜甫、苏轼、罗贯中（三国）和曹雪芹对农民起义的态度，《水浒》这种态度就显得更为难得。作品把起义作为正面事件描写主要表现，就是把造反的人当作正面人物来描写。写出了他们在官逼之下不得不走上民反道路的真实过程。这不仅有统治集团之外的各阶层人士，而且包含统治集团内部的成员，有的还是非常重要的成员。

１）第一类人是生活沦入赤贫境地，已无法生存的农民或与农民社会角色相类之人的造反。这类人有李逵、三阮和解氏兄弟。其中以李逵为代表。

   李逵是个雇农，家里仅有个老娘，因人命逃到江州，当了个小牢头。老娘因思念他而哭瞎了双眼。沦落到社会最底层，已经一无所有。他的性格有三个层面。

 

   Ａ、彻底的反抗性是他性格的基调。长期受压迫残害的遭遇，使他对一切非正义的事物充满仇恨。他反抗的矛头首先对准的是最高统治者封建皇帝。在江州宋江题反诗被投入大牢，他知道后对戴宗说：“吟了反诗打甚么鸟紧，万千谋反的倒做了大官。”上梁山后宋江最忌讳人说造反，而他偏偏要说“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东京快活，强似在这里鸟水泊里”，“皇帝姓宋，我哥哥也性宋，为什么他做得我哥哥做不得。”在英雄大聚义时，当宋江说到只等朝廷招安，他借着酒醉，一脚踢翻桌子，“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宋江带他去东京走宋徽宗相好的妓女李师师的门路，“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而他却大打杨太尉，放火烧李师师家。陈太尉来山寨降诏招安，他从房顶跳下，扯碎了诏书。受招安后，他时刻想回梁山水泊。宋江因此对他最是放心不下，在喝了朝廷颁赐的毒酒后，还害怕他再造反，把他骗来同饮。他死后还要入徽宗的梦中，挥舞着两把板斧，把徽宗吓出了一身冷汗。他代表了义军队伍内部立场反封建统治最坚定的一派。他的绰号也概括了他的这个特点。像一阵平地卷过的旋风。他并没有什么城府，但是他从长期的痛苦经历中看出统治者的虚伪本质，所以显得格外清醒。

     因此其次，他对统治集团的成员不存在任何幻想。柴进被恶霸殷天锡迫害，几乎丢掉了命，但还是幻想通过丹书铁券来争得个是非曲直。他一听就反对，结果怒打殷天锡。所谓逼上梁山，在别人都有直接的诱因，而只有他是社会大环境所迫，没什么直接原因。他代表了封建社会被压迫者的最高觉悟，他曾撒谎说自己叫张大胆，这确实是他无法无天，敢于反对一切现存事物的写照。但是还没有达到怀疑封建制度合理性的高度。当时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越时代而具有这种认识。

Ｂ、正因他对统治者满怀彻底的仇恨，所以反过来，便把义军的事业看得高于一切。爱憎分明，对敌狠，对友亲。如下井救柴进。他对宋江是无条件的崇拜，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宋江叫他死，他都毫无怨言。宋江入江州狱，他早晚服侍，寸步不离，连须臾不可或离的酒都戒掉了。在救宋江时单人双斧，连命都不要，只顾一路杀去。但是一听说宋江强占民女，就大闹起来，甚至要为此杀掉宋江。可见他的价值序列中，社会正义，也即大众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而义军事业就是社会正义性的集中体现。

Ｃ、第三个层面是他的个性色彩。概括起来是坦诚、直率、乐观、粗鲁。坦诚是他任何时候都敞开心扉，连撒谎都不会。如他撒谎说自己叫张大胆，任何人一听都知道这是假的，谁都骗不了。赌钱时赖账也说明了这一点。直率是有什么话都不会放在心里，一定要直说出来，大家可能印象最深的细节中就有他经常在别人说正事时冒失地插嘴，受到宋江的训斥后又自己掌嘴。乐观是他打上梁山后总是乐呵呵的，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三打祝家庄时他功劳最大，但乱杀一气，连内应都杀掉了，所以功过相抵。他高兴地说，杀得快活。粗鲁诚然是缺乏绅士风度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一任天然，活得最轻松。因此李贽对此赞不绝口。现代人活得太累。

    但是我还是想多说一句，指出他的局限。一是没有摆脱皇权思想，二是对宋江盲目的义，三是狭隘的报复思想，太爱杀人。这也与作者的重民思想与人道理想有冲突。作者将这归于宿命的“天杀星”。这可能太苛求古人了。这是个著名的，为历代人所喜爱的文学典型。

  ２）第二类人的成分很复杂。包括不是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贫民和下层知识分子。鲁智深、武松和吴用是这类人的代表。

      鲁智深无家无业，无妻无子，行伍出身。虽说做了下层军官，但是由于多年的经历和所处的环境还是造成他嫉恶如仇，主动进攻，敢做敢为，无所顾忌的反抗精神。主要表现是好打抱不平，见义勇为，无拘无束，处处主动进攻。作品里最爱说他的有两段诗，一是禅杖打开不平路，戒刀杀尽不平人。二是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这就是他性格的基点。第一次出场是拳打镇关西。这与他本人完全无关。他与史进和李忠正吃饭时听说郑屠霸占金老的好儿，还要讹买身钱，马上怒不可遏，结果惹出了人命官司，从而改变了一生的道路，遁入佛门，这是对前一段诗的注解。而大闹野猪林则是为朋友两肋插刀，这又一次改变了他的命运。这是对后一段诗的注解。他的行侠仗义从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是个古道热肠的人。他对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善良人充满爱心。这种仁爱的精神，是各种优秀文化的精髓。除此之外，他对任何现存的观念和制度都嗤之以鼻，无法无天。他之投身佛门，不是基于信仰，而是迫不得已。所以才有大闹五台山，以至于无法呆下去。

   他的朴实坦率和鲁直，让人很容易想起李逵。但是人们不会把两人混起来，原因就在于他的阅历比李逵要丰富得多，具有与各种恶势力长期周旋的丰富经验，所以比李逵要干练老辣得多。他虽质朴但却不轻信，不轻易让感情左右，始终保持着自己清醒的判断力。他在投奔李忠、周通以后，发现他们行事吝惜，不是久处之人，于是趁他们下山，偷了金银器，从后山上滚下。吃了人家的不思报恩还要做这种事，如果李逵，就绝不会这样。鲁莽而不失干练。拳打镇关西，刻划入微。如先放金老父女走，又怕店小二去通风报信，所以拿条凳子坐下，直到估计金老出了城门，方才离开。李逵是没有这样细心的。反招安，他与李逵的立场一致，但是表现截然不同。李逵是大骂，出于本能的不信任感情，而他则是沉痛地说，不济事，就像我的这件皂布直缀，已成黑色，怎能染成白的，这是基于深刻清醒的认识。两人在这一点上，自有差别。

   这是他性格中最有光彩的一面。但在义军事业达到顶峰之后，他的消极遁世的一面反而逐渐凸现出来。这在征辽后，为读者所见。虽说他生擒方腊，为朝廷和宋江立下了最后一个大功，但是每个读者都能看出，他此时是在尽最后一点兄弟的义务，已无刚进义军时的那股勇锐之气。从作品所提供的实际来看，他性格的转化有这样两个原因。首先最明显的是宗教影响。智真长老已经为他的结局作了宿命论的规定。“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止。”“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因俗心未尽，杀生未了，还有正果。”再就是义军受招安的结果与现实黑暗的强烈反差超过了他心理的承受能力，使他觉得已经走入死路。这是他性格转变的社会原因。因为他已经清醒地看出，义军鼎盛之时，就是走向没落的开始，这不是由于别的，而是由于招安的必然。所以在生活中找不到出路，就必然求助于宿命论，他的坐化令人心碎。这种极早抽身，反映了义军许多人的共同心态。这是作者陷入自身矛盾无法解脱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