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尹瑞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这是一个事实,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现在有一个说法是奥运会后经济有一个减缓。首先我澄清一个概念,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奥运与中国经济减缓之间有关系,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基数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国家,它跟希腊等国家是无法同日而语的。所以说,奥运跟经济减缓有关系,但是它不是非常大的关系,是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关系造成的,比如有通胀的关系等等。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就是说经济放缓是一个现象,是一个事实。从我们的角度去关注哪些呢?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就是这三架马车——进口出口、国内消费,还有投资,怎么样让这三架马车重新启动起来,并且保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增长趋势?我个人认为,像放宽资金等等,这些都是一把双刃剑,相对来讲财政手段是比较温和的手段,所以最近经常关注财政方面出台的措施。其中有一个点就是税制的改革,减税、税制的改革,就是通过财政税收手段去刺激整个经济,这是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发展方式。
孟
尹瑞丰:我觉得减税的呼声其实由来已久,大概在94年的时候,当时的税制改革,基调就是增加财政收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其实当时已经开始了。那么,这几年我们分析整个数据来看,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的增速,远远高于GDP的增速,人均收入的增速。从这个比例上来讲,国家越来越富了,就是相对值来讲,但老百姓和企业越来越穷,这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也就是说,中国的税制进入2000年以后,减税的呼声此起彼伏。在04年、05年的时候,包括出口退税从17%降到14%,新的增值税出来以后,从33%降到25%,包括原来很多的项目不能够放到成本里面等等。其实减税一直是这七八年来一种持续的呼声,只不过是在这个时间点,从个人到企业都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大家一哄而上了,把这个问题一下子捧起来了。对个人来讲,猪肉贵了,从原来的几块钱,到现在的价格。对企业来讲,企业各种生产资料成本的增加,还有通胀因素,包括人民币升值,出口困难,他们也会把税收的东西拿出来,也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困难,这个问题就炒起来了。其实这个问题的由来是2000年以后就一直有这样的呼声,只不过是现在爆发出来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有它的历史必然性,这是我的理解,为什么现在呼声这么强烈。
赵
尹瑞丰:这是用一个常态的眼光看问题,政府也是具有虚拟人格的组织,所以是不会做赔本生意的,这是长远看。但我觉得有一个观点就是,其实从短期的效益来看,从1500亿这个绝对数量上看,我觉得它对经济的作用比较温和,温和的同时也就意味着给财政所带来的刺激相对来讲不是太有利。比方说我们以个税来讲,个税如果起征点再提高的话——其实整个个税也就占到所得税收入里面的7%,你就把它全减掉,又能刺激多少的消费呢?
孟
尹瑞丰:我觉得正向影响这是肯定的,问题是这个度有多大。对于这个度有多大其实我也没有太多的关注,因为主要看这1500亿怎么去分。其实经济就是此因素导致彼因素的一个过程,那么就是说把这1500亿放在哪个点上,能够起最大的杠杆作用和撬动作用?这是很关键的。虽然我现在对结构这块还没看那么多,但是至少我看到的目前有这么几个点:一个是个税,个税的起征点上调,对个人来讲,尤其对社会中收入水平介于起征和免征之间这样一个群体肯定是获益的。但就它的绝对值来讲,它只有7%,占到全国所得税的7%,全免交也没有多少资金。第二个是利息税,利息税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现在是负税率——整个利率收益也就4个点,而CPI增长大约是7个点,其实这个赋税再征也不合适,不过这个绝对值也不是特别大,对整个消费的刺激也不会很大。那么,第三个是红利税。相对来讲红利税推波助澜的作用会大一点。因为红利税整个算下来对股市大约有200亿的增量,相当于净增量是200亿。这个会有一个放大效益。那1500亿中其他的部分可能会体现在两个方面,最重要的一个可能会体现在现在呼声比较高的增值税的改动,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可能就这块来讲,如果将1500亿划一块大饼在这块,那我觉得这个作用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的固定资产的设备,以前是不能按照生产型的增值税来讲,现在按照消费税来讲,它就计算进去了。我刚才也在想个问题,东莞大批企业死掉,其中一部分大的企业已经完成了转型的,就是从完全的劳动密集型转化成技术密集型的,他们可以扛过来,而且越扛越大。他们就像沙子,小企业就像水泼到沙子上,很快就被沙子吸收掉,这是一类企业。第二类就是死掉的小企业。还有第三类企业是不尴不尬的企业,那么这类企业在通胀、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将死不死的时候,如果你这1500亿能够放在它这块,让它缓一口气,让它感觉到将死未死的时候,让它做一下挣扎,就像在水里救人一样,你再拖它一把,那可能就会有一大批中间的企业生存下来。那么,他们生存下来了,对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有非常大的作用。也就是这1500亿里面,怎么划饼?饼块划出来以后,比较大的饼块放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
孟
尹瑞丰:对!
孟
尹瑞丰:对!我觉得是这样,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把中国的经济环境整体分为经济的细胞来讲,应该把这1500亿去做强做大哪些细胞?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一个是将1500亿切成比较大的块;第二是比较大的要放在增值税改革这一块;第三的话,增值税改革要面向中小企业,尤其是一些拥有比较好品牌、资质、技术的这些高新技术企业,应该放在他们身上,要有区别对待。因为只有1500亿,你这么洒出去,那一点水都没有了。应该是伴随着整个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质量的提高,跟这个共同来考虑问题,就是要分而治之。不能够随便放一个地方,1500亿就不知道洒到哪里去了,那样就太宏观了。虽然是一个宏观的思维,但是具体每一个层面的省市领导去做工作的时候,也要有相应的配套政策。
赵
尹瑞丰:我觉得这个大趋势跟您说的一样,肯定是减税这个大趋势。刚才您提到救灾这些东西,其实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国家的财政支出还是挺大的。那天看到一个大的菜单,全是国家要上的项目,包括京沪高铁等等。
赵
尹瑞丰:我的意思是说财政支出肯定未来三到五年是比较大的。
赵
尹瑞丰:资源型的、环境型的。
赵
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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