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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父亲,"两航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刘敬宜

(2009-06-25 16: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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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静宜

航空

回忆

历史

两航起义

分类: 生平
音容长在
-------怀念我的父亲,"两航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刘敬宜
刘道仲

"两航起义"发生在上个世纪中叶.1949年11月9日,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鼓舞下,由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周密策划,我的父亲,时任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的刘敬宜,与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先生率领十一架中航的飞机和一架央航的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佯装航班起飞,实施了震惊中外的"北飞行动"壮举,回到祖国怀抱.为新生的共和国献了一份厚礼.

毛泽东主席于同年11月12日亲笔致电刘敬宜,陈卓林和全体起义人员,祝贺并欢迎他们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周恩来总理也于同一天亲笔致信,欢迎之余,宣布两航为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任命刘敬宜为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为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并称"两航起义"的政治威力顶得上二十万大军.

日月匆匆,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父亲离开我们也有三十多年了,但是我十分怀念随同父亲一起生活的岁月,父亲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甚至出现在梦中.

爸爸回来啦
每当我处理完一天的事务,开车回到家中,我的小儿子刘自刚都会高兴地喊着,"爸爸回来啦!""爸爸回来啦!"从房间里迎出来.这也使我情不自禁联想起我的孩提时代.

打我记事起,印象中的父亲就非常忙,不仅早出晚归,还经常去外地外国执行公务,一连好多天都不见他的身影.所以,我每逢见到父亲,也像现在我的儿子刘自刚那样兴奋,欢呼着"爸爸回来啦!""爸爸回来啦!"去迎接他.

其中,我记忆最深的就是"两航起义"那一次.1949年11月9日,我父亲清晨五点钟就离开家,前往香港启徳机场,和其他参加起义的同志汇合.但我们子女和家人亲友都不知情,只有母亲从父亲异常严肃的举止中,预感到有什么大的变故将要发生.大约七点半钟,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当时,我还没起床,因为电话就在我的房间门外,距我最近,我急忙起身去接.电话里的声音很不礼貌,指名要找我父亲.我说,请稍候,就去找.可是父亲不在房间,只有母亲坐在床边,眼睛又红又肿,看来已哭了一早上.母亲说,父亲已经出去了.我问,去哪儿了?母亲没有回答,我也没再问,转身告诉来电话的人,父亲不在.对方更不耐烦了,连声追问去什么地方了.我说不知道.对方才悻悻地说,他回来后,让他立即打电话到台湾交通部,有急事找他.

吃早饭时,母亲也没有出来.我们草草吃了早餐,就由家里的司机送去上学.路上,司机告诉我们有两辆可疑的汽车一直在跟踪.那时我们年幼不懂事,觉得挺好玩,像是电影里演的一样.车先把我们男孩子送到位于九龙的拔翠男书院,再送姐姐去女校.跟踪的车一部留在我们男校门口,另一辆跟着去了女校.

下午放学时,香港的中英文报刊纷纷登出号外,报道了"两航起义".这一来,我们家里也乱了套,一连几天电话响个不停,有的是报馆的询问,要来采访;有的打电话表示支持;也有在电话里恶毒咒骂的.妈妈要我们所有的电话都不要接,我说要是亲戚朋友来的电话怎么办,妈妈说,在目前的情况,还是一概不接为好.

父亲北飞后,我们好久都没有他的丝毫消息.学校里,有的同学讥笑我们,老师们虽然没人说什么,但能看出有的对"两航起义"不赞成,使我们感到很大压力.中国航空公司的一些高级职员,虽然经常向我们表示他们的关心,但他们也不十分了解父亲的具体情况.

十二月初的一天,香港的一家早报报道,我的父亲和陈卓林以及几位航空公司的要员在乘机前往兰州途中,由于飞机失事,连同机组人员全部身亡.得知这个消息,母亲和我们全家都非常悲痛,随即打电话到中国航空公司驻香港办事处,他们也无法证实这一消息的真伪.而北京的电话也根本打不通,我们全家一直在痛苦中煎熬着.直到几天之后,我们家的一位好友来电话,告诉母亲不用担心,是台湾方面造谣,父亲在北京一切都很好,并托他转告家人放心,很快就会回香港和家人团聚一次,我们这才安下心来.

后来,中国航空公司派在该公司工作的,我们叫他"胖表叔"的一位远亲到我们家当门房,加上家里的一只大狼狗,我们这才感到安全多了.

1950年2月初的一天晚上,我们全家正在吃晚饭.忽然大门的门铃响起来了.胖表叔带着狼狗一面问是谁一面向大门走去,我也放下饭碗跟着走了出去.门外的人回答说,是我,快开门.尽管声音很轻,我还是听出是爸爸的声音.胖表叔打开门上一扇观察用的小门,确认是我的父亲以后,连忙开了大门,我看到身穿大衣,头戴帽子的父亲,脸上还留起了胡子,高兴地一面喊着"爸爸回来啦!""爸爸回来啦!"一面向爸爸跑去,扑在爸爸的怀里面.听到我的喊声,妈妈和我的姐弟们也一起跑了出来.我们把爸爸围在中间,尽管爸爸没有像往常那样给我们带礼物,但我们比以往任何一次见到爸爸更高兴……

1999年11月9日,我和太太,儿子去北京, 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 "两航起义"50周年座谈会.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出席会议并题词:"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再创民航辉煌".晚上,我们住在京瑞大厦.大约半夜时分,父亲走到我的跟前,他的面容和生前一样,温情地对我说:"他们都好吗?他们都好吧."我正要和父亲说话,父亲却一闪身不见了.我惊醒过来,原来是在梦中.我知道父亲是关心"两航起义"人员和他们的亲属,而问现在他们都好吗?

今年五月,我去北京,几位当年参加"两航起义"的老前辈,老先生约我晚上到"东来顺"吃涮羊肉.席间,我们如同家人一般亲密.他们谈起当年的起义和刘敬宜的为人,不由得感慨万分,好几位都流下了眼泪.他们说真想再和我父亲聚一聚,遗憾的是我父亲走的早,不过见到我一样很高兴.当晚,又是半夜时分,父亲又出现了,脸上带着微笑,没有讲话,只是点了一点头,就不见了.我想,父亲是确定当年跟随他的老同志,现在的生活都提高了,稳定了,政府和民航系统都会善待他们,儿女也都长大了,他可以放心了.

父亲在澳大利亚的晚年岁月

由于建国后百废待兴,加上朝鲜战争的爆发,国家没有把民航事业放在应有的位置.失望之余,父亲只能和我们全家滞留在香港.当时的香港,国民党的势力很活跃,我们全家人的生活,学习也时时受到威胁.

为了防止台湾特务加害于子女,1953年初的一天,父亲召集我们五个子女,商讨送我们出国留学的事.后来,通过朋友介绍找到曾在新加坡担任警察局长而已在澳洲定居的英国人安德鲁夫妇(Mr and Mrs Andrews ) 作监护人,我们姐弟五人得以到澳大利亚留学.我们先后读完中学和大学,并进入当地的公司工作.

起初,我在一家钢铁公司任工程师,收入不错.我把钱攒起来,1963年,在悉尼北区的ROSEVILLE买了一块地,并亲手设计建造了房子,准备接父母来居住.但是他们舍不得在香港的亲友,不愿离开已经熟悉的热土.1970年12月,我回香港探亲,再次邀请父母来澳洲.这时,父亲已经两次中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十分需要子女在身边照料.在我的一再动员下,父亲终于同意移居澳洲.

1971年4月5日,父母亲乘坐的轮船抵达悉尼港.我从码头把父母接到ROSEVILLE的家,他们看到优美的环境和漂亮,舒适的住房,都十分喜欢和满意,我也为自己尽了一份孝心而欣慰.

父母亲在悉尼的生活非常愉快,悠闲.当时,我们五个子女分处各地,大姐刘道玲定居在加拿大,一年只能来澳洲一次探望父母.三个弟弟:大弟道年在坎培拉工作,晚上还要上课,也只能一个月来一次悉尼,二弟道川在新加坡的一家航空公司当飞行员,小弟道珑身体不好,正住院治疗.我住在公司附近的BOWRAL,距悉尼有两小时的车程.,只能周末和父母团聚,帮他们打理花园草坪.处理一些事务.尽管每个周末我都要奔波在两地之间,但也乐此不疲.父亲还申请了驾驶执照,以便平日我不在时,他可以驾车和亲友走动.最开心的还是祖籍俄罗斯的母亲,因为她又可以吃自己所喜欢的西餐,回归到她打童年起就熟悉的西式生活了.而且,父母亲有时还能和孙辈相聚,享受天伦之乐,生活乐融融的.

1972年六,七月间,刘道川回悉尼探亲,和父亲谈及航空业的发展前景,提议组建一家航空运输公司,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觉得很有兴趣,便于同年十月,与刘道川一起到美国,加拿大和欧洲,考察那里的航空运输业发展和货机价格的情况,准备购买飞机,筹建航运公司,交给刘道川管理.

一个月后,父亲考察归来,深为世界航空业的迅猛发展而震撼.但是,更让父亲牵挂的还是他曾经为之献身的祖国航空事业.他和我商量,想尽快带我及我的大儿子刘自欣,三代人一起回中国,一是拜见周总理,谈谈他对发展祖国航空事业的看法,并打算将自己多年来收集的世界各大航空港及各种客机的技术参考资料献给中国民航;二是探望多年未见的亲友,特别是参加当年"两航起义"的老同志,还要回河南老家看看.

父亲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在香港的老朋友.消息传到北京后,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因为此前他曾几次邀请我父亲回北京访问,都因父亲的身体状况不好未能成行.现在,父亲主动提议回去,周总理自然非常高兴,当即指示有关方面精心准备安排.经过联系,父亲计划在1973年3月,待春暖花开后回祖国旅行.

遗憾的是,就在成行之前的三月上旬,我的母亲刘朵霞突然病逝,父亲遭受到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非常的伤心.处理完母亲的后事,我提议父亲到我在BOWRAL的家小住,以免在家中睹物伤情.我为父亲在我家客厅里照了一张像,这也是父亲在世照的最后一张像.父亲的情绪依旧不好,他向我要来纸笔,写下了"在霞妻去世后周日于仲儿家照相有感: 几度岁月几断肠\孙辈儿女聚成行\最是须发显明处\雨淋霜打白无常"这首诗.写完后,父亲把自己关在洗手间里伤心恸哭,我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心想也许让父亲哭一阵,心里会舒畅些.过了一阵子,在我的劝慰下,父亲才渐渐平复了.他又向我讲了很多有关"两航起义"的事.我还问了很多问题,父亲也一一作了回答.

我把父亲送回ROSEVILLE后仅仅几天,一个早上,我突然接到家中的电话,说父亲病了.我连忙电告我在悉尼的两个医生朋友,请他们立即去父亲处照看,自己也急忙赶回悉尼.见到父亲,他神智虽还清楚,但已不能说话.先我赶到的潘医生告诉我,父亲是脑溢血,已通知救护车.话音未落,救护车到了.我们把父亲送到附近的一家私立医院.
医生检查后,诊断父亲脑溢血的情况非常严重,已无完全复原的可能,三天内如无大的恶化,方可脱离危险.几天后,父亲的状况未见好转.医生通知我们要准备后事.我们非常的吃惊和失望.我们见西医无望,又千方百计找中医治疗,并从香港买来中药让父亲服用.中药虽然未能挽救父亲的生命,但却使他的生命延长了两个月.

我把父亲的病况告诉他在香港的老朋友,对方说,中央已派专机并备有医护人员在广州等候,我说父亲的病短期内痊愈无望,还是先请专机返回吧等父亲病情有好转再说.

1973年5月10日,父亲不幸与世长辞.周恩来总理,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民航总局发来了唁电.父亲的葬礼之后,我想,自己一定要完成父亲的遗愿.经与中国驻澳大使馆联系,1975年12月18日,我终于踏上了阔别多年的故土.

可以告慰父亲的是,打那以后,我几乎每年都要去中国,甚至一年几次.并从1981年起,与中国建立了商贸关系且续有发展,与河南老家以及父亲的亲朋好友保持了密切联系.

愿我敬爱的父亲在九泉之下瞑目. ( 李普 执笔 )


编辑阁下:
刘敬宜,河南开封人,早年留学美国,是中国民航事业的开拓者之一,直至逝世前,一直是全国政协委员.今年是"两航起义"55周年,作为刘敬宜先生的长公子,我的妹夫刘道仲的心情自然非常激动,然他移居澳洲已逾五十年,不擅中文写作.所以由他口述,我整理草成了这篇文章.如蒙发表,实为刘氏家人与我之荣幸,还请惠寄一至二份给我,由我转交刘道仲,我们将永世珍藏.谢谢.

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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