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毅飞
瓮安事件最动人的情节，可能就是贵州省委书记三次向百姓道歉了。尤其是在深入调查后，他得出结论：“瓮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黑恶势力气焰嚣张，城乡人民不得安宁。我们不敢出重拳，让黑恶势力尘嚣其上。公安局不作为，党委政府不作为，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多了，老百姓就不会有好日子过。”然后，他大声问当地的人大代表：“这样的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该不该下课啊？”随后，就是瓮安公安局长、县长和县委书记的乌纱帽相继落地。（7月5日新华网）
这是应该击掌叫好的，太痛快了！试想，当一个县的公安局长、县长、县委书记都是“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时，这个县发生公安局和县委大院被烧毁的事，就再正常不过了。如事件定性所说，虽有“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但更有“大规模人群聚集围堵政府部门”。如果没有“大规模的人群”参与，纵有少数不法分子作乱，也不可能发展到烧毁公安局、县委大院的地步。同样用该省委书记的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再加上对刑事犯罪活动打击不力，群众普遍感到没有安全感……
好了，反正问题一查一大把，简而言之，严重到了公安局长、县长、县委书记都要统统一撸到底；但更严峻的问题是，如果事情不发展到公安局、县委大院被人烧毁，瓮安不安到如此地步，上面怎么就会毫不知情呢？在现在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哪里都不可能再是“天高皇帝远”。瓮安的“杀人凶犯有钱就能买出来”，有组织的帮派还有5、6个，有影响的重点信访案件就有20多起，大量积案和积怨导致了党群干群警民关系紧张，甚至出现了仇官、仇警、仇富心理……这怎么可能一点也不向上反映呢？瓮安是个县，县里有自己的报道组；县政府和县委有专人负责舆情搜集，负责信息上报；一年到头会有记者频频来访，会有领导前来考察工作；更不用说，至少还有20多起上访案件，这些上访者肯定会执着地反映着瓮安不安的问题……这又怎么会弄到公安局、县委大院被人烧毁了，才发现瓮安不安？瓮安上面有市，市的上面有省，而怎么就能都浑然不知？
略作推测，不外有如下的诸多情况：一是当地的新闻报喜不报忧；二是舆情上报滤掉了负面信息；三是来访的记者除非献媚奉承，否则见不了报；四是领导考察被人牵着鼻子走，只挑好的看，只拣好的听；五是群众呼声没有反映渠道，即使有了上访，也只忙着堵截，就算上访意见传到了领导耳中，也未必会被视为真情……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瓮安的公安局长、县长和县委书记肯定知情，但他们或者没有解决的决心，或者没有解决的能力，于是，就会面临着说还是不说的选择，但他们只要不说“不好”，就什么都“好”，向下可以粉饰，向上可以掩饰。尤其是在一些领导的眼里，只要经济上去了，就一了百了，纵然不说，也往往什么事都没有……上级有新闻机构，有信息渠道，也常常听汇报，作考察，按说是眼不花，耳不聋，头不昏的，结果，却往往熟视无睹，充耳不闻，浑然无知了。
所有这些问题，对瓮安来说，绝非一时才有；对其它地方而言，绝非瓮安仅有。这肯定该算是体制性、机制性、制度性的问题。首先，政绩认定的内容有问题，“一个中心”蜕变成了“一俊遮百丑”；其次，政绩认定的方式有问题，看上级脸色办事必然会演变成只对上级负责。最根本的一条，该干些什么，该由谁来干，干得好不好，能不能继续干，群众说了都不算，难怪瓮安的公安局长、县长、县委书记宁可负群众，绝不负领导。省委书记来了，马上就能一撸到底；瓮安的百姓怨恨了多年，该干不该干的，都能照样干。这样的问题，同样不是一时才有，也不是瓮安仅有。这才是瓮安事件，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是拿在口头讲讲，主席台上唱高调，要落实在行动上。”这是贵州省委书记的肺腑之言，其实，更该是整个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的当务之急。如果瓮安事件只让贵州的省委书记感到震憾，瓮安不安的问题，只有到了火烧县委大院的时候才有感知，那么，再多的道歉都会失去意义的。
http://news.sina.com.cn/c/2008-07-05/122015878042.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