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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刘学洙先生，是我因挖掘被淹没的一段历史，主动找上门的。前几年我旅黔从事社会文化调查期间，在贵州认识的长辈级学者中，刘老曾在贵州史研究中给予我方向性指导。
刘老这本人物笔记《旧月清辉》，收有47篇文章，其中35篇是没有被结集或未发表过新作。作为贵州资深的新闻人、学者、前媒体老总，刘老是贵州改革开放30年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去年风行各大著名华人网站的《一个总编眼中的省委书记》一文，经过进一步的修订，收录在本书中；同时又增加了朱厚泽先生生前身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篇章。
刘老是朱厚泽60年的同窗、知己，老部下，他多次在多种场合表明“我崇敬厚公”。对于这位人称“推进中国民主、科学事业的中坚英才，中国民主思想的重镇”，这次披露的材料属于贵州本土独家史料，必将成为研究者们急切盼望的一场思想际遇。
朱老生前在接受我采访时至少两次说到：我在贵州的情况，文字材料可在刘学洙那里补充或者寻找，他那里可能是最全的。这表明朱厚泽先生对刘学洙先生的信任程度或所持资料的真实性认同。
刘老本书的视角和研究主题，这次集中于人物，选择公共阅读普遍关注的历史和政治两个领域展开，遵从新闻人的叙事体制，以其犀利和洞见，给予我们实实在在的思想快感、记忆的疼痛和爱的呐喊。
这本书跨度大约150年，上从贵阳“高家花园”说起，下到去世不久的多位挚友。
人物群体，一部分为当代贵离退休官员、记者，占全部文字的一半强；一部分是故乡的亲友群体；还有一组标明为“岁月峥嵘”的文章，回忆贵阳1949年解放初期感人情景。
一个是老红军、前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汪小川未刊遗著《疑案》（第一篇）的剖析。《嘤嘤泣血写<疑案>》展现出来的观察要点是红军西路军军史研究范围，提供了有可能补正中共党史军史相关内容的重要线索。
第二个是“高家花园兴衰”的演变，看得我热泪四溢，一个几代人为黔中近代农耕文明积攒辉煌的这个家族，出现了很多人性和良知超越了阶级局限性的后人，他们家甚至成为中共贵州省工委的隐藏基地，然而，这些人，在建国初期、文革中，却受一到严重伤害。贡献最大，同情革命的当家人高昌适在土改时被批斗扫地出门后，病死于外乡；解放前左翼进步教授高昌华，文革时自戕身亡；贵州地下党早期骨干高言志，1954年后两次入狱；等等。从社会学意义上看，这个文本所包含的民间生活史研究价值很高。（参见《从解元桥到高家花园》）
第三个是民国人物谭克敏，作者称之为民国贵州乡贤。这个人在刘老的笔下，是一个难得的良吏。有学问、有人品、有才华，在复杂的政治环境里，保持难得的清醒，而且善于体恤民众艰难，勇于担当国之危难。临解放决然拒绝去台湾，1951年2月7日故乡平越县（福泉）镇反运动中，被嫁祸一民间失火案，次年2月遭枪决2000年，五十年沉寃终得昭雪。
这个案件虽然时代久远，但与现实不无对应关系,这里涉及到对不同社会人物有区别的历史评价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远没有得到客观公正的进展，国内历史学中的某些框框还束缚着近当代研究的地盘。在陈福桐先生率先在贵州方志学上开了研究民国史客观记载之先河后，刘学洙先生不惜年迈体衰，秉持个人良知，拿出谭克敏的个案来，加以分析点评，精彩与余味，足以彰显历史深处被掩埋的潜德幽光，启迪后人。
对退休的好官、好记者的个体、群体记录，主观上以个人经历见证民族、国家历史，客观上启发读者以小见大、以纵见横，尤其是通过回顾、综述当代已故人物，提出自己对社会历史与现实的见解，显示出良知学者及新闻人的洞察力。这也是一个学者学术眼光、新闻功底的展现。
比如，对前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在贵州率先于全国推行包产到户的深情记载，“阳关道与独木桥”世人皆知，池必卿还说“我们要咬紧牙关，三年内不再讲形势大好。”(参见《太行骄子魂飞来》）其实，在刘学洙某些文章里，关于池必卿的精彩记载还有很多。我们的党内官员理应有更多这样忧国忧民的人物，这个文章的现实呼唤非常强。
前粮食厅长王民三先生多次对我讲起，刘学洙对他整理粮政日记的督促和指导。我在王老那里，确实看到过刘老曾花费巨大心血仔细批注三年困难时期日记的手稿。这次将关于粮政日记的两个序言一并结集，可以展示刘学洙、王民三这两位老共产党人的良知。
关于陈福桐、龙志毅、袁伯康、何光渝四先生的文章，均有新的角度和智慧的判断，以及相当需要勇气的观点，例如，针对大跃进囬忆录的评论：“我们总爱讥笑西方政治体制不易集中决策，说我们体制的优越性就是能够集中办大事，而且决策快，看来大跃进时期类似一言九鼎的‘优越性’，还是少点好！”
关于记者群体，通过对新闻前辈陈健吾、晚辈张善炬，以及对同辈张克、吴熙韬等人的记录，表明了一代贵州新闻界，为贵州立言的艰难与勇气。这样的记录，既是留存历史，也是勉励后人。
我也曾经身处记者群体中，在有限的新闻空间里，如何能说出真活，说好真活，而不受罚，感觉的确是一个本事。我很赞同张善炬说的那个“心中存大局，笔下有细节”的大纲，这个大局不仅是眼前的大局，更是经得起历史检验、时间淘洗的那个大局。（参见《上善若水
在刘老记录的同事中，我恰好也认识刘淑贤老人。那是因为我要了解1980年代一个上访案件，正好这个案子当时就是刘淑贤报道的。20多年后在莲花坡那个老式小楼房里，风度依然高雅的刘淑贤在钢琴旁，接见了我和上访者本人，并提供了当时报纸难以发表的东西。从刘老的记录里，我才知道，身为高干妻子、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刘淑贤也曾因为新闻报道，在1957年罹祸，每逢春节或什么要人来黔，公安照样要把她叫到办事处，被监视坐在楼梯脚，并责成家人送饭。（参见《不带走一片云彩
目前，在中国研究知识分子，大都集中于自由知识分子层面，而执政党退休官员、记者，尤其是省级单位的退休官员、公务职业者研究，一直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最糟糕的原因是，这方面的回忆文章或书籍，由于“十全武功”太多了，以至于败坏了人们的阅读胃口。而事实上，研究执政党体制内不同人物在时代风云中的潮起潮落，这样的研究也是对国家命运一种深刻思考和长远关怀。
在科技猛进、物欲横流、改革弥深、腐败愈烈的时代，刘老在故人的清辉里执著打捞历史的月亮。刘学洙先生的研究，为后学提供了许多视角，也为研究者指点了许多史料的方向。
近日获刘学洙先生转赠的《朱厚泽纪念文集——厚泽在人心》，发现本人在贵州文史馆朱厚泽、陈福桐追思会上的发言也收录其中。编辑来源可能选自《共识网》我的博客空间，现摘要部分目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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