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
个人资料
  • 博客等级:读取中…
  • 博客积分:读取中…
  • 博客访问:读取中…
  • 关注人气:读取中…
相关博文
加载中…
推荐博文
加载中…
谁看过这篇博文
加载中…
正文 字体大小:
帅好:中国饥荒粮政第一日记(2009-10-22 05:04:05)
标签:育儿 分类:会说话的档案

博按:原文12000余字,现摘要发表5600字。以便研究者交流方便。

           中国饥荒粮政第一日记(节选)
                            帅 好
               (2007年9月首次采访王民三,罗江浇拍摄)  

 1、日记的价值
     王民三的《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工作——王民三日记摘录》,时间,从1959年1月1日开始,到1961年12月31日止;区域,为贵州全省。这个时间段,王民三任粮食厅副厅长,跑了全省约40多个县(其中严重饥荒区,多次前往),进行全面调研、提出紧急救济建议和执行粮政决策。
     贵州省在1959年至1961年,是中国七大饥荒严重省份之一,是中国三年饥荒特大历史灾难的组成部分。王民三日记,以其丰富的亲历史料,帮人们还原历史现场,找到一般文献中难以得到的信息和感受。这部日记,不仅记录了王老本人对贵州全省民间饥荒具体事实细节的调查,还记载了三年贵州粮食行政决策亲历过程及部分隐密。它既是一个国家公务人员的私人记忆、面对饥荒灾难的心路历程,又是国家和地方饥荒观察的珍贵实证文献,在民生与行政关系、经济与政治关系以及历史和学术研究等方面,具有极高的多重价值。迄今为止,王民三日记是全面披露中国省级饥荒粮政决策的第一本公务日记,堪称 “中华民族国宝级良心日记”。

2、日记作者简介

     王民三老人,今年85岁,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1939年14岁在冀南投入抗日征粮,1949底随部队进军贵州并接管国民政府田粮处。1956年被周总理任命为贵州粮食厅副厅长,一直到1987年从粮食厅长位置上被调任省人大常委、农村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人大期间,王民三被聘为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粮食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贵州省粮食经济学会会长。1994年正式离休。粮食管理,几乎是他全部的人生阅历。仅在贵州从事粮食工作达38年之久。
    王老写日记的习惯从江西进军贵州开始,一直写到现在,共有70多本,从未间断,这本身是一个奇迹。王老说,“由于年久,自己写的字,有的都不认识了。为了使日记全面准确,我又找出部分当时的工作笔记,来进行核对。这三年日记,大约摘录6万字,从2008年4月整理到2009年5月,历时13个月。”我初次拿到部分日记部分在2009年1月底,2月12日拿到王老整理出的全部日记。

3、王民三救荒工作概述
    饥荒时期,王民三总体工作可以概括为五个重点:
    一、及时向分管省领导如实报告各地饥荒、死亡实情和粮食实际收成,勇敢开启体制内报警机制。
    二、在中央、粮食部和省里召开的关于粮食征购分配会议上,大胆陈述贵州各地饥荒及收成,讨价还价,以减少中央征购和上调任务,尽管失败次数很多,但屡败屡战。
    三、以个人的良知和努力,化解了贵州一些县份、公社的局部饥饿。例如检查发现基层征购不留口粮的恶劣做法,当即指出并及时报告分管省领导纠正;推行减轻饥饿的征购策略,例如建议重荒区安顺地委有可能进地区仓库的粮食,别进省管国库;有时采取拖延中央调拨任务的战术,以赢得夏秋粮食收割时节到来;极力寻找有效的代食品救济新办法,并进行推广。
    四、被省委、省政府领导多次批评右倾的压力,忍受部分基层的误解,忍辱负重,努力找到一个上下平衡兼顾的点。使粮食分配管理向重度饥荒区倾斜,或者变通粮食征购内容;鼓励包干到户实践,例如提出“分等级包干,使好的生产队、社达到多产多留多购”,这个办法不仅部分改变了当时农民的生存处境,还在农村制度朝有利于农民的利益上有所突破。
    五、实事求是进行调查和独立思考后,大胆质疑、准确判断并鼓足勇气说实话。1959年11月17日粮食厅机关整风、反右,在党小组检查交心会上,王民三发言:“对9个指头和1个指头的关系,我怀疑动摇……认为毛主席说的‘只是妇女头发卡买不到’不合事实。”在那个年代,即便是在党小组会上和日记中,对毛主席言论作如此大不敬之语,也非得有巨大的勇气不可。
    还有,1959年2月15日至3月2日王民三走访两个州摸底调查后,在黔东南州,看到中央批转的广东赵紫阳调查农村瞒产私分粮食报告,他作出与赵紫阳报告完全相反的如下判断,“如果把大跃进的成果寄托在瞒产私分问题上,不符合各地的实际情况。”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判断,然而谁能听得进去王民三当时掷地有声的实话?

4、中央决策与贵州省情
    除前述内容外,这本日记详细记载了,中央决策、地方粮食行政和民间饥荒的真实互动状况。这是日记的主体部分。

    先看饥荒日记里记载的中央和省里互动情况:
    例如, 1959年1月2日,根据中央指令,贵州粮食征购任务为36亿斤,秋收过去五个月了,入库为26亿斤,其中还有5亿斤为虚报数字。5日,中央要求调出2亿斤,请示省委书记周林和副省长徐健生多次,他们一致拒绝。并责成省粮食厅给粮食部汇报、反映,但反映之后“粮食部不理会”,“周林批评我们向粮食部反映不力”,“粮食部放个屁也是香的”。
    同年4月上旬,国家粮食部召开会议,各省对粮食的购、销、调、存政策一片叫喊。赵发生部长说,1958年粮食工作的教训有两条,一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二是,牛皮吹得太大,困难越大。李先念副总理说,当前的方针是,上下携手,互不埋怨,千方百计,埋头苦干,内外兼顾,保证稳定,我们对外不能不硬着头皮说有7500亿斤产量。叫喊意见就这样压下去了。
    4月下旬,中央直接给各省委和粮食厅党组发电报,王民三总结电报的重点是:一,粮权高度统一集中;二,压缩本地销量,确保上调中央。

其次,看贵州实际饥荒、省里决策和地(州)县的领导态度的变化。
    2月2日,专区粮食局长会议统计,贵州已经有47个县农民自留口粮不足200斤原粮。2月6日(此前中央召开各省省委第一书记会议),周林说,“中央分配贵州2亿斤粮食出口任务,我开始讨价还价,以后看苗头不对,痛快接受了任务。”周林前后态度变化之大,让王民三不可理解。
    2月15日至3月2日,王民三地县摸底,结果令他头疼。
    惠水,人均口粮97斤,能吃到5月;
    罗甸,有四个公社食堂断粮,克度公社每人只剩26斤。桐籽烂在山上,劳动力都去大炼钢铁去了。
    都匀,为黔南首府,去年大跃进全省属于中游,现在有四分之一缺粮面积。王民三与地区领导谈到有的地方闹粮荒,地区领导不以为然。
    凯里,是黔东南首府,州里介绍不少人外流,有粮食问题。
    3月7日,徐副省长批评粮食出口任务完成的不好。3月9日,周林传达中央精神,农村大闹粮食风潮,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所有制和我们的政策带来的。简单地说,就是“平、调、收”起了破坏作用。3月18日,徐副省长说,要下决心先拨3亿斤粮食供应农村,不要贻误时机,到时我们就被动了。王民三完全赞同。
    3月21日,近期闹粮荒风潮四起,遵义、湄潭、桐梓较为严重,病人、饿死人事件不断发生。29日,周林开始在六级干部会上,强调贵州存在严重的私分瞒产问题。
    1959年的贵州春天,在王民三的忧虑、在大跃进的中央精神、省府官员矛盾的情绪和粮荒饥饿、死亡事件中开始了。

       2009年2月12日第18次采访王民三时,他赠送日记征求意见稿。杨舰拍摄

5、民间饥荒与省际粮政应对
    民间触目惊魂的三年饥荒,在非饥荒研究者心中最多只是个笼统模糊的印象:老百姓吃不上粮食死人很多,中央一直往外调不管下面死活。通过王民三勤勉调查、记载,我们可以看清楚每个年度饥荒,是如何具体演变、蔓延和步步僭越生命生存底线的。
    1959年5月,省财贸部长从凯里调研回来说,有两个公社已经死亡703人;7月,民政厅报告全省浮肿病人7-8万,死人1000多;12月,贵定三个公社发现浮肿病人2700多,死亡200多人。“干部不敢说实话,怕批右倾。有个公社几十户,有一个月不吃粮食了;包括公社书记,队干部家家有浮肿的,有的已不能站立走动。”王民三要求县委不管销售指标够不够,立即供应。并电话告知州委书记金凤。12月20日至23日,连续收到病人、死人告急电话的有:修文、清镇、思南、沿河、德江、石阡、铜仁、凯里等地。其中修文县报告,浮肿病人5000多人,死亡500多人。
    面对如此严峻局面,第一轮1959年的贵州粮政如何艰难应对呢?
    1959年5月20日,全省农村吃粮下降为10两和12两(当时实行16两制)。所有交通沿线国库一律冻结,地方不得动用。5月23日,陈濮如副省长说,“得下毒手,挖库存一定有人骂,为了完成出口任务,我是不顾一切的。”5月25日徐副省长传达食用油供应精神,城市压销一半,农村不供应,保证出口任务。第一次批评王民三右倾。6月2日,周林批评粮食管理部门对基层动用粮库制止不力。
    从6月12日至7月11日,王民三连续奔赴,黔西、金沙、遵义、大方等地调查,研究代食品制作、粮食征购新办法等。
    8月4日,传达周林在中央庐山会议精神,要反右倾、反放松,鼓干劲,大战三个月,完成180亿斤粮食产量。这个会议上,各地地委书记提出少征购、多留口粮的意见,徐副省长没有表态,还说不要过分宣扬粮食紧张,苗春亭认为夏粮征购没有完成的原因是思想右倾,王民三回应苗,是夏收没有那么多的粮食。
    12月19日,中央指令贵州紧急调出一亿斤粮,周林当场表示态度坚决,责成粮食厅连夜安排,限期突击集运加工,保证完成。24日,周林在北京打来电话,传达中央压缩粮食销售精神,他的意见是,农村由12两压缩到10两。28日,王民三向徐副省长建议,公社之间应该允许互调余缺,徐副省长开始担心违背政策,后来同意了王民三的建议。
    在第一轮饥荒粮政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各种决策者、执行者形形色色的作为、立场和行动,但贵州总体饥饿态势是在升高,升高的背后,是基层民众付出生命的代价。
    第二轮饥荒与粮政,是以酷烈、多难、复杂的局面中开始的: 1960年1月,“印江反瞒产用了捆绑打等8种刑法,全县饿死万余人,前任书记还强迫一个老太婆活活打死一个小孩煮来吃”,“瓮安,浮肿病人发展到4000多人,死亡300多人”,“毕节加急电话报告,水城铁路要上马,10万民工,需要1000万斤大米……”但摆在粮政决策者面前的工作任务顺序是:完成上级调粮、地方工程建设上马用粮和民间不断蔓延的饥荒问题。
    截至3月15日遵义地区,全区浮肿18万人,死亡6万多人。
    5月24日,“中央派人来听取灾情汇报,省委向中央报告遵义、湄潭等地死人3万多。”省委显然向中央隐瞒了死亡真相,这年4月仅湄潭一县共死亡12.2万人;王民三只提了一条意见:请示中央6-8月停调贵州粮食。
    11月,省粮食厅机关浮肿统计50多人。王民三一家六口人,浮肿4人。整个贵阳浮肿报告约为4万人。会议披露的材料,毕节、遵义地区,已经死人15万,全省不下几十万。
    12月,王民三被临时抽到省委生活办公室:“各地告急电话、电报雪片飞来,病人、死人、抢粮、盗窃等等,我都看不完。黔南州电报说,有一家四口上山挖厥巴,全死在山上。有一户,六两粮食吃不饱,全家三口上吊自杀……” “各地都发生十几人、几十人、几百人抢劫粮食事件……中央明确处理方针为‘先分是非,后分敌我’。”
    第三轮1961年的民间情况和1960年的情况大体相似。1961年1月全省约有500多万人处于缺粮断炊和吃不饱状态。同月,经检查王民三患中度浮肿,间断治疗半个月。
关于贵州省三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口到底有多少,王民三收集有三个数据,大约在100万到174万之间。

 

6、日记与中国饥荒关系
    三年饥荒的研究,一般遵循三个方向之一:发现饥荒事实的存在,政府面对饥荒的态度和作为,或寻找饥荒发生的原因及防止办法。
    目前对中国饥荒事实的研究,杨继绳先生的《墓碑》较为全面、细致、系统。对导致中国饥荒原因的当时政策和高层决策,也有不少披露。世界著名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森有个著名的结论:长时间延续的大规模饥荒,绝不可能是天灾造成的,只会是制度性和政策性的原因。
     但在“高端路线、政策”和“低端饥饿事实”之间,那些庞大的处于中间环节的决策执行机构及群体,比如以一个省为区域来观察粮政运转,与基层民众大规模饥饿之间互动关系的系统文件,由于被限制,很少看见。其次,文件毕竟还有一些局限性,一些私人观察的内容被剔除了。这里原因很多、很复杂,好在贵州出了一个王民三,好在王老把当年的基本情况做了完整的个人记录,好在现在有可供研究的空间,否则,中央政策如何具体在地方运转,地方又如何在煎熬、麻木中作出两难选择,从而加速或减轻基层社会的饥荒,就没有较为可靠的亲历实证出现。
    这部日记令人震撼之处在于,不仅仅记录了那些恐怖的饥饿细节,还记录了粮政决策者,变化多端、麻木官僚、视民命如草芥的惊悚细节。无论是在王民三的日记中,还是翻阅饥饿年代的报纸,很难找到记载饥荒的新闻报道情况,只能找到正面的、粉饰性的新闻。正因为没有新闻、信息自由,没有任何监督却有绝对权力的政府官员,完全可以更加有侍无恐、唯上视举。
    阿马蒂亚•森在《发展与自由》中论证,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基本的自由,包括信息自由、言论自由以及普通百姓参与的自由,那么这个发展的过程一定会被扭曲,一定不会产生对普通民众和社会基层生活状况持续改善的效果。
    从某种意义上讲,王民三日记以详细的决策过程和数据资料、个人观察,验证了阿马蒂亚•森的部分结论。王老以壮士暮年、民族良心的英雄气概,为20世纪中国饥荒作证,显示了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这本珍贵的日记证明了,中国国家政策在那个年代不是以民生为根本。
    有一个值得研究的客观事实:在大一统的粮政秩序下,很多处于省、市、县的主要官员,是被拖进恶性循环的粮政决策秩序之中,而无力捍卫民生的。如果他们敢于坚持不执行政策,多数人将面临对抗中央政策、反革命的惩罚。如贵州江口的时任县长,私自开仓放粮饮弹自尽。而时任县委书记又因虚报产量激起民变,跳河身亡。
    是什么力量使人们为了迎合上级,而忘了“民以食为天”的古训,忘了人的生命乃社会之本?组织是一个什么机构?为什么它能把人弄到在危难面前,不思救人,而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保钢、保酒、保红旗、保上级任务,或批判谁右倾?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伦在用物理实验得出一个结论说:“在权威下达恶意命令时,无法让公民不做出残忍和非人的行为来。只要以为命令来自合法的权威,就有相当多的人会按命令去行事。他们不会顾及行为的内容,也不会受到良心的制约。”
    邓小平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了同样的道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换句话说,在坏的制度下,坏人可以任意横行,好人同样也可能作恶。
                                        2009-3-9

加载中,请稍候......
  • 评论加载中,请稍候...

验证码: 请点击后输入验证码 收听验证码

发评论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新浪BLOG意见反馈留言板 不良信息反馈 电话:95105670 提示音后按2键(按当地市话标准计费)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