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书看"文革"形成的个人心理基础（上）
帅好
题记：
他们过去太多地想到自己的苦难，而很少想到自己曾经也是那场灾难的参与者，也是做过错事的人。如果以这样的逻辑行事，个人在良心上就永远受不到谴责，而这样对于一个民族的进步是有害的。
控诉时代的日子应该过去了，我们应该正视自己。
——谢泳《右派和知青作家群的历史局限》
什么是爱情，千百年来，从比肩耸立的名人到芸芸众生，从古老传说、诗歌到小说、电影到今天的互联网站，是谓无答案的永恒追问。我书柜上有两卷本的司汤达《爱情论》，有解禁之后的诗人奥维德的《爱经》，但究竟什么是爱情，我看没有人能说得清，大家只能在流逝的时光与现时的生活里，慢慢感受爱情，感受普希金式的“那美妙的瞬间”或者爱情的某个侧面，但凡说出来的，可能已是“神话般的故事”，而不是爱情本身。
上大学时，我曾看过一部《爱情，你姓什么》的著名电影，记得大家争呀吵呀，有人说没有钱无法活，谈不上什么爱，有的马上强烈反对。作家阿城在《常识》一书中提出，爱情是化学物质作用的反映，读过之后，也无从反驳。其实，这体现了思维方式的悄然变化，而千百年来男人和女人之间，被称作爱情的宝石内涵一直没变，被颠倒被扭曲的，还要纠正来，被夸张被装饰的，迟早得落在尘世。
这个意义上，感谢《生活周末》报社和编辑们，通过五十年的情书向读者展示每个年代人们心灵世界的"丰富"画面。这一重要行动，如果我们仔细，可以从中领悟个人心灵的健康或扭曲，对生命尊严的捍卫或漠视，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潜在意义。然而，这又是被中国社会，尢其在中国民间被严重忽视的一个问题。千百年来，向善的理想，使大家热衷于大而美的追求，民间风俗中，没有通过忏悔提升自身心灵品格的风尚。对谬误容易忘却，对“迷信”乐于狂热，自家人从不诚实地检讨自家人的罪恶，从而陷入一个个可怕的恶性循环。
我还认为，《生活周末》这次“五十年情书”大展，还有社会学方法论上意义，即从底层而非高层，从个体而非群体观察社会发展、单个心灵，它高扬的是中国民间“人的历史”及“心灵史”的旗帜，引导我们去寻觅个人心理对时代变迁的影响。因此，眼光极为深刻而独道。由于研究方向的选择，这里无法就五十年的情书分年代讨论，只选择“文革”的两封，请读者理解。
写于1969年的两封情书，编辑们给它冠了两个特定的名子，一是《红心向太阳》，一是《祖国山河一片红》。我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的文革，我也不知我朴实的父母是如何逃离那个令人发指的年代。妈妈是解放初期不多的识字妇女，爸爸不善言谈人缘极佳，我深信他们肯定没有参与过什么集体暴行，否则多多少少要在我儿时的心地留下一些印象。但我的父母也从未在我的面前对他们看见的恶行表示过什么愤怒，原因在哪里，我说不清楚。也许他们有传统文化的做人底线，即恪守“管好自己就行了”的古老准则。而这，今天看来，恰恰构成我讨论文革情书中个人心理问题的前提。
假如你是一名右派或文革的受害者，如在今天某个深夜忽然听到《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句子，胆不破，起码要出一身冷汗。如果再收到标有毛主席语录和高喊“万寿无疆”的口号情书，那么你更有可能模仿老舍去投湖、傅雷夫妇去上吊。为什么？因为你是人，知道活人的原则，知道生命的尊严和耻辱，知道绝望原本是另一种“走投无路”，不想施暴于人，又不甘被人侮辱又无法自我保护，也无法唤醒别人，那也只有选择向死而生了。
在“革命战友张卫东”致“妻子李永红同志”的情书中，这些光辉经历没有记载，连最基本的同情也没有表示，可能他的心此刻正向着“最红最红的太阳”。这个年代的革命战友们胸怀世界忙得很，每天“破四旧、造人反、大串联”等等，死的人多了，见死不怪或者说死的还太少。比起太阳的照耀，生命如同随时夭折的小草。这封信可能是参军三个月后给妻子写的，汇报的第一件事是，“好几天，我连一件好事也没有干成，急得差点哭出来”，后来，张卫东通过主动挑水劳动的出色表现，指导员表扬了他，“说我有进步，每听到指导员的表扬，我都惭愧地面红耳赤”。读上去多么恶心动人。如果再过一百年读这一情节，善于健忘的中国人，肯定会把张卫东及他的革命战友红卫兵小将们想象成今天的活雷锋。
下面的情节，更有趣，张卫东帮房东担水，人家的小闺女给他们吃山药旦，他想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不吃，推让之中他的手碰到了少女的手，“吓得我的心咚咚地跳了起来，……这件事一直搁在心里，……我是不是一个思想不健康、作风不正派的人呢？”“张卫东”的灵魂看上去象圣洁的童男。而事实上，革命小将们这个时期以破四旧为名擅自冲进中国任何一个家庭打砸抢，把世界弄的乾坤颠倒。打老师批同学，什么龌龊事没有干过。这时，张卫东、黄卫东、赵卫东、李卫东们何时有过一丝脸红心跳。
《北京文学》1998年9期《“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一文载：“由开始时斗打个别‘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的‘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一个大队一下子打死十来个甚至几十个；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发展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北京大兴县“自8月27日至9月1日”不过四、五天时间，“该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子杀绝。”而这不过是文革的一斑之中的万分之一。
青年学者摩罗说：“为什么这个民族如此沉着面对如此可怕的罪恶可以无痛无悔？……然而，忘掉历史，忘掉自己亲手造出的罪恶，然后在每个类似的历史关口肆无忌惮地造出同样的罪恶，--我们能心安理得寸进尺地这样循环下去么？”这样的追问，难道不关系我们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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