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风声》

解玺璋

    近年来，电影叙事所获得的进步之一，就是在处理所谓红色题材的时候，有了多种可能性。比如《风声》。这部影片以其“谍战片”的身份和明确的市场目标，演绎一个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在汪伪特务的严酷刑法面前，机智勇敢，宁死不屈，最终将情报成功送出的故事，有人称之为“用惊悚片的外壳包裹一个信仰主义者的殉道故事”。

    故事发生在抗战期间。针对日军及汪伪政府的攻击行动接连发生，北平城内一时风声鹤唳。日本特务武田怀疑汪伪政府的剿匪司令部里混进了共产党，于是，他故意编造了一则假情报，试图引诱代号“老鬼”的潜伏者出现。情报果然被传送出去，而在整个过程中，有可能接触情报的，只有译电员顾晓梦、译电科科长李宁玉、侍从官白小年、参谋部部长吴志国和军机处处长金生火等5人。武田把他们关进一座城堡里，他相信，“老鬼”就在他们5人之中。而“老鬼”也要尽快通知地下组织，前面的情报是假的，要防止敌人一网打尽。

    影片的布局看上去相当不错。事实上，作为一部谍战片，《风声》的编导可以更多地从商业的、类型的角度考虑问题，设计叙事的角度和方向，而不必强调它的思想教育功能。同是表现面对酷刑的共产党员，《风声》与《烈火中永生》几乎没有共同之处。顾晓梦不是江竹筠，吴志国也非成岗、许云峰。从影片中我们看到，环境、气氛、影像的调子、声音的处理，都有鲜明的商业特征和类型特征。《风声》的编导甚至走得更远，他在很多时候甚至偏离了谍战片的限制和要求，过多地屈从于商业的考虑。

    谍战片最令人期待的应该是悬疑和推理。一部好的谍战片，总要通过多层次的叙述手法来设置悬念，推动故事情节的变化和发展，并以此吸引观众；更进一步，还要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物的复杂心理活动，在审查者与被审查者之间，以及几个审查者之间，形成心理战的张力。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于编导的，是以叙事来挑战观众的智力，而不是用一惊一乍的特效和恐怖血腥的刑法考验观众的胆量。然而，《风声》的编导恰恰止步于人与人之间的智力的较量，而滑向了对酷刑的偏好和依赖。

    事实上，《风声》是过于依赖酷刑了。《烈火中永生》也有酷刑，但那里的酷刑是为了衬托革命者钢铁的意志，恰如江姐所说：“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而这里的酷刑，更多的却是要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不能说和受刑者完全无关，但实际上关系不大。这一点我们从影片精心拍摄的影像中就能感觉得到，它不仅基本忽略了酷刑对于受刑者的意义，而且，也把观众置于一个很尴尬的处境中，他们除了感受酷刑之酷，在精神和心理上都得不到必要的舒张，这正是许多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观影之后感到身体不适的重要原因。

    由于影片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表现他们认为更有卖点的酷刑，结果使得叙事变得相当的薄弱，有些地方几乎连基本的逻辑关系都不管，悬念的设置也处理得极其简单，有一种惊人的草率。叙事刚刚展开，白小年与金生火就死掉了，剩下顾晓梦、李宁玉和吴志国，3个人中有两个是共产党，另外一个还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这样依赖，所谓的“杀人游戏”也就无法继续玩下去了。因此才出现了先是顾晓梦举报吴志国，再由李宁玉揭发顾晓梦是“老鬼”救下吴志国的貌似机智，实为荒唐的情节；也才有了结尾画蛇添足式的一番表白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