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交淡如水：认识李慎之先生

徐友渔

李慎之先生从1985年起任社科院副院长，我从1982年起在社科院正式作研究工作，但与他长期无交往。我不了解他，我以为他和其他学术官僚没有两样，直到80年代末知道他的一些言行，才对他产生由衷的敬佩。又过了10年，在读了他的一篇纪念建国50年的文章后，他成了我心目中极少几个值得崇敬的当代老一辈知识分子之一，我以能认识李慎之先生而终身自豪。

我第一次见到李慎之先生，是在80年代某年的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庆祝五四青年节，由院领导会见一些青年科研人员，作为副院长的他陪同胡绳院长接见我们。在会上，很多人反映，社科院科研条件需要改善，他们说的是，自己有一腔热血，但感到报国无门，研究的成果都是与国家建设和发展直接相关的，但没有方便的渠道把自己的意见传递到中央有关部门。

李慎之副院长的反应对我来说是难于置信的。首先，他听完大家发言后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全然没有“陪同一把手”的样子，使胡绳没有说上几句话；第二，他不用惯常“好言相慰”的方法，给予鼓励（当然也是空口话），而是直言表示不同意见。他说，社科院的性质应该是思想库，为我国思想、学术的长远发展打基础，着眼于基本概念、理论、学说，要甘于坐冷板凳。要想马上见效，不必呆在社科院，可以去部委的研究室。他的直率敢言、不打官腔，使我十分吃惊，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大一个正式场合，作为领导接见，他居然想到什么随口就说。

我在90年代后期才与李先生有直接交往，谈论、交流的机会很多，见面大多在公共场合：会场上或饭局上。我大约在2000年才开始去他家，总共也只有几次。他虽然身体不好，行动不便，但不爱邀人去自己家，总是在外面相聚。见面大家都高谈阔论，他是有可能就随意漫谈的，但偶尔遇上了嘴上工夫了得的人，李老也只能退避三舍、洗耳恭听。

我们一批中年学者对李先生是恭敬执弟子礼的，但他从不以师长自居，更不以学术思想领袖自命。他经常宣称，几十年耽搁下来，他没有多少学问。当我第一次听他坦然说自己既不是教授（在社科院即研究员），也不是博士生导师时，我的确感到震惊。他哈哈笑着说，他不过一学官而已，既无大著出版，就不能去申请当教授。我想，以他的学问和地位，换一个人，肯定觉得当院士也不在话下的。

我自觉与李先生交流密切，但记忆中他从来没有叫我替他办过私事。偶尔向他提到一篇好文章，他找不到，就会嘱我复印了放在社科院他的邮箱中，他把好文章的复印件送我也是常有的事。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和他都喜欢这种交往方式。

我知道，在中国学术文化界一部分人中，也有拉帮结派的风气，“认码头”、“拜老头子”的习惯。一批后生簇拥着一位老前辈，于是老人成了“领袖”、“泰斗”，年轻人一面跑腿、打杂，一面得到提携、奖掖。老人出场总是前呼后拥、八面威风；年轻人有幸经常被耳提面命，也长进飞快。我们与李慎之先生的交往，毫无这种习气。

李老生前和我说得最多的，是想为青少年编一本《公民读本》，他认为这是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百年大计。他多次对人说，他年轻时曾在一个中学当过公民教育的教员，这是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事，如果有“下一辈子”的话，他最想做的仍然是当公民教育的教员。当我看到出版广告，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公民读本》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找两本，送一本给李老。可惜一打听，书尚未出来，紧接着，李先生就过去了。李先生生前未能看到中国的《公民读本》，这是极为遗憾的事情。

我2002年11月从瑞典返国，很快就去了李先生的家，他在我出国期间搬到新居。因为有“乔迁之喜”这个话题，那一次我们破例说了一点学理之外的家常话，从李老新居的布置和他的话中，我能感到作为副部级的离休干部，他的经济状况实在是十分拮据，他新居中摆放的家具、用具，换上讲究一点的中青年，大概一半以上会扔掉。当然，他没有把这点放在心上，我因此产生的是更加的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