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儒学的反逻辑思维始自思孟学派，强化于两汉经学，泛滥于宋明理学。儒学的反逻辑思维模式，是造成中华民族始终处于愚昧状态的最深刻的思想和文化的根源。小人（百姓）们终岁劳累，难得温饱，遑论思絮；如遇上荒年，或兵燹之灾，则横死沟壑，甚至民人相食。而所谓君子（王公、士大夫）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惟独以内斗争权为人生宗旨，或于穷凶斗狠、醉生梦死之余，吟诗弄文，叹人生如寄，命运颠簸，于凄婉柔美的文采之中讨一点点生活的情趣。中国两千多年来所谓的文、史、子、集，其中重重复复记载下来的中国人的生活，莫不如此。
把所有这些东西与西方人，尤其近代以来的西方人的文化内涵进行比较，可以明显看到，中国人在不断地创造新的生活的智慧方面，阙如实在太大。这绝对是反逻辑思维模式造成的历史恶果。
为什么说反逻辑思维始自思孟？
回顾中国思想史，中国士大夫文人中最早注意到涉及思维方法的古代典籍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韩愈，他较早发现了《大学》、《中庸》两文不同于其他的儒家著作。用后来朱熹的说法，《大学》是教人为“人”之“法”，而《中庸》是教人为“心”之“法”。这两篇文章，《大学》出自孔子的弟子曾子，《中庸》则出自孔子之孙，受业于曾子的子思。而后来的孟子又受业于子思的门人。
在《论语》中曾子曾留下名言：“吾日三省吾身”，且概括“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子思在《中庸》一书中，则更又把孔子之道概括为一个“诚”字。“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至诚之道，可以前知。”“……故至诚如神。”“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然后，到了孟子，则索性直接喊出了“人性本善”：“仁义礼智，我固有之也，非自外烁也。”再后，到了宋明理学，则更是“人性无不善矣”。
说到根处，“人性本善”，这就是后来的儒家教给中国人的思维大法，“天理”，一切思维推论的“起点”。正是在这里，形成了中国人反逻辑思维的全部构架。
为什么说以“忠恕”、“诚”、“人性本善”等等作为思维的起点，便一定形成反逻辑思维的全部构架呢？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曾多次论证，不真，不善，不美。从而只有从真理到善行，再到美情，这才是符合逻辑思维规律的正确程序，这一切均可以与人类历史中显现的进化历程相互验证，此外，这一切与宗教的求真（信）、哲学的求善（知）、人学的求美（爱）的世界文明大势也同样相互呼应。
思孟学派的儒家教人从一厢情愿的“至诚”，以及“人性本善”的迷信出发，实际上是教人从“美情”出发到“善行”，甚至不知有“真理”一说。这种思维方式除了促使中国人愈来愈走向自愚之外，还会有什么其他更好的下场呢？这不正就是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么？而与中国人相反，希伯来人首先要求人们从追求“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的真理出发，而希腊人则首先要求人们从思考永恒存在的“理念”（真理的种子）出发，继而又提出“善即知识”的重要的哲学主张。明摆着，中国人的思维是反逻辑规律的思维。而违反逻辑思维规律的人们将必然自食其恶果。这也就是两千多年来，尤其近五百多年来中国历史的必然。
为什么说两汉经学强化了中国人的反逻辑思维，而宋明理学则更使这种反逻辑思维在中国人中普遍地泛滥呢？
这是因为，两汉经学时期开始了“独尊儒术”的历史，而且通过皇家的权力强迫推行“三纲五常”。我们知道，一种思维方法一旦与统治者的权力相结合，它则将必然会成为整个民族和国民的思维方法。而宋明理学则不仅能借助于统治者的权力，更又有经过朱熹精心整理的彻底反逻辑思维的文本《四书》。严格地说，《五经》的大部分，例如《诗经》、《尚书》、《易经》等原本与儒学无关，且“六经皆史”，只不过是历代儒家诉诸历史权威，拉大旗，当虎皮的一种手法，而《四书》则不然，尤其是其中的《大学》、《中庸》，文字精短，并集中讲解教人之法和教心之法，成了直接推行反逻辑思维的利器。也正是因此，一千多年来，中国人受反逻辑思维的毒害普遍泛滥。直至近现代港台出现的“新儒家”，仍旧不明事理，兀自高举宋明理学，尤其其中所谓的“心性之学”，继续自愚愚人而不自觉。这股“新儒家”之风后来又刮进了大陆，不少人受其感染，纷纷响应。甚至直到今天，还又有不少人高唱恢复儒学、儒教，大办浸透了儒学“毒液”的“国学院”，并提倡在中国的青少年中开展广泛的“读（儒）经运动”。
中国人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反逻辑思维，究竟还要苟延到何日才能终结呢？我真为我的同胞深感悲哀！200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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