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篇》），在中国开辟了两千多年来儒家以及中国人的对“义”、“利”之辨。围绕着此义利之辨，从而展开了中国人自认为高妙而悠久的文化。诸如“中国乃文明礼仪之邦”之说，即大体来自此辨——中国人好义，而不好利。而我要说，正是此“义利之辨”，事实上构成了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的大陷阱。
何为大陷阱？即人们一旦陷入，便永远都难以爬出来的大陷坑。
为什么这么说？
何为义？按照义的繁体字解，即美我，换句话说，即人们的爱人以诚的道德情感。
何为利？按照利的说文解字，即用刀割下来的禾，换言之，即人们可资生活用途的财货。
用义与利辨，无论义胜利，还是利胜义，除了两败俱伤，全都有害于人生之外，别无它获。而且更糟糕的是，中国人中的君子变成了伪君子，中国人中的小人变成了真小人，除了这两种人，中国没有第三种人。由此，才真正可以让我们看到，“义利之辨”之所以会造成中国文化长期以来的巨大悲剧陷阱的根源。
从今天的逻辑学的视角看，我们也已显然知道，在一个二元论的系统内，它将永远都不会有对自我进行正确判定的能力，也即它永远都只能是一个不完全的系统。如何才能够形成一个真正完全的系统呢？
今天的明眼人一下即可看出，“义”与“利”之外，尚缺一个“理”。如果有了理，义利之辨就再也不会只造成两败俱伤，而只单纯构成对中国人的伤害了。
何为理？即真理之理、公理之理，尤其是如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曾谈到的“三大公理”：人人在政治人格上的平等的公理；人人在经济行为上的自主的公理；人人在文化思想上的自由的公理。
中国人缺理，不只是因为孔子不曾讲“理”，更有甚者，孔子还以“君子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直接阻挠，乃至扼杀了上述的三大公理。
何为天命？天命即维护社会中人们贵贱等级的“礼仪”，后来的宋儒更喻之为“天理”；
何为大人？大人即老百姓的当然的主人；
何为圣人之言？圣人之言即可以完全用来取代老百姓的头脑思维、言论，从而完全遮蔽老百姓的头脑思维、言论的东西。
说白了，畏天命，直接否定了人人在政治人格上的平等的公理；
俗话说，做人要有理、有利、有节（义），方可成人。这很容易解释，首先要有了真理，然后才能有善利，再后有了善利，才能有美义（道德情感）。无论怎么说，真理都必须是要打头讲，并且应打头争的东西。令人极端遗憾的是，中国人偏偏自孔夫子以来就把这个“头”给丢掉了，而自汉代以来，偏偏我们还要“独尊儒术”，这不是最要了中国人的“命”么？更又可悲的“偏偏”，中国人直到今天，也不知好歹，还又要把儒家、儒学继续“唱”到死，把无真理之“头”的“国学”坚持到死。我真不知道，中国人的愚蠢将到何时才能最后终止！我不信上帝，但我真还是希望能有一个上帝，求他帮帮我们，来最终清除掉中国人心中顽固的愚蠢之根。
由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人吃了两千多年的亏，此亏非它，即全在无理，无真理，从而永远不知道要讲理，要讲真理。而之所以吃此无真理之亏，其根源，即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便为中国人设下的义利之辨，更又以“君子三畏”遮蔽了（真）理，扼杀了（公）理，以至中国人的“义”、“利”之辨只能造成“义”和“利”，以及“君子”和“小人”全都“两败俱伤”的悲剧惨状。这种悲剧惨状一直由“独尊儒术”之后的儒家之徒传承到了今天，这实际上构成了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中的巨大的陷阱。历代的中国人全都陷入了这个文化的大陷阱，直到今天，要想从中完全爬出来，也依然是非常非常的艰难。（200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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