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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日晚，我和飞氘拿着从票贩子手中买到的高价火车票，由北京出发至上海，参加“新世纪十年文学：现状与未来”国际研讨会。这是科幻作家首次参加这么高级的规格、这么一本正经的主流文学国际盛会并要作大会发言。
据说会议本来请了大刘。但他因为要写《三体》，谢绝了。复旦大学的严锋教授于是希望我能参加。我跟小姬说是否推荐吴岩去？他会说得更好。但主办方还是希望正在写作的作者到场。但说心底话，我并不是很愿意去。以前，以其他身份（如记者），参加过几次这种会议，忽然有人介绍：他还是写科幻的呢！于是，在座的专家们纷纷露出了奇怪的表情。
但严锋兄的邀请，理当支持。小姬为我打气说，为了中国科幻，一定要去啊！买不到车票机票，我就去帮忙排队！这怎么好意思呢。我就向单位调了班、请了假，硬着头皮踏上旅途。也许，仍觉得是去做陪衬，连相机都没有兴趣带。后来的照片都是用手机拍的。
和谐号动车，沉闷不堪地在阴雨中行驶。重回上海，心情也如天气。人生太漫长了，怎么可以活下去呢？仅仅因为还有科幻吗？
我们入住复旦皇冠假日酒店。十一日全天，是莫言研讨会专场。十二日，大会正式在浦东哈佛中心开幕。陆家嘴充满科幻未来感，生长着外星世界般的奇形怪状建筑物。哈佛中心设在华贵而高傲的汇丰银行里面。一个评论家很诡异而专业地说：文学在这里感到了现代性的压抑。这让我稍稍恢复了一些自信。哦，这里难道不像是科幻的乐园么？
这个会议据说筹备了三年，分量重如地球。看看它的主办方：哈佛大学东亚系、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大学文学院；协办方则是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南方文坛。又看看到场的：前排赫然坐着王安忆、莫言、苏童、余华等一干人。另外还有来自大陆香港台湾及海外的“最具代表性”的近百名批评家、学者，目的是要共同评估这十年的中国文学继承、发展和创新。但与以往此类会议不一样的是，面目慈善、满头银发的主持人陈思和老师介绍，这次会议请来了一些特别代表——悬疑作家蔡骏、七零八零代表人物张悦然、徐则臣、任晓雯等等，还有打工诗人郑小琼，以及科幻作家韩松跟飞氘。哗，大家报以礼貌的掌声。后来才知道，是哈佛那边，专门提出邀请科幻作家参会的。
据我观察，会议上的讨论，更多地集中在了一个主题上：断裂。人们嗟叹，新世纪十年文学出现了一种“中年危机”。与以往每个时代文坛都有新人出现不一样，在整个过去的三十年里，都是八十年代出道的王安忆莫言贾平凹余华苏童张炜韩少功等呼啸风云，而几乎看不到新人。一些本该进入文坛的，如韩东朱文卫慧棉棉，都被排斥。而进入新世纪后，主流文学受到网络文学的冲击，影响力下降，文学的定义趋于模糊化。有人提出，五四确立的传统，确立的文学价值，与中国的约定承诺，与它对新的民族精神、对民族、对中国的现代性，所作的承诺，是否终结了？又有人提出，当前，亟需把更多的年轻作家、以及新的写作方式纳入文学视野。还有人提出，要把未来和技术纳入文学视野。这些似都与科幻有关。但我一边听一边默想，科幻有那么大能耐，真的会被接受吗？会场上，我和飞氘大多数时候是默默地蜷缩在一个角落里；甚至在八零后那些风头正劲的作家眼中，我们似乎也只是两个难以觉察到的边缘性外星生物。
但会议一直对我们很好，很周到，陈思和老师对我们极其照顾。另使我们感动的是，竟然还有一个代表，主动找到我们攀谈——他就是美国卫斯礼学院东亚系助理教授宋明炜博士，做思想史的，却是一个科幻迷，读了大量美国科幻原著，但从不读中国科幻。然而，忽然有一天，经严锋介绍，他读了《三体》，爱不释手，又读了王晋康和我的作品，认为中国大陆科幻十分了不得。这次会议上，十三号那天，他甚至做了一个《中国科幻——类型与历史，1900—2010》的专题发言。但听众不太多——人们似乎大都被另一个会场上有关文学与“文革”的研讨吸引过去了。至此时我已如坐针毡。
我和飞氘在大庭广众下尽量表现得不像是两个土老冒（决定脱下T恤，换上衬衫），同时放下思想包袱，一边紧张听会，记录笔记，一边埋头准备我们的发言。我们被安排在大会结束前的最后一场，与蔡骏、张悦然、任晓雯等在一组发言。每人的发言时间，限制为十分钟。怎样在这短短时间内，让那些对科幻几乎一无所知的人们，了解中国科幻，并减轻或打消主流文学家们对于科幻的偏见（以及轻视和鄙视），说实话，压力太大太大了。我们不停地修改着发言稿，有时半夜里有了新想法，就爬起来改。发言的当天凌晨两点钟，我惊醒来，一眼看到飞氘正弯腰坐在旁边的床上，像个雕塑一样抱膝沉思。早上他对我说：“我失眠了。”格非的这位博士生直到会议开始前五分钟，还在一字一句修改发言稿。自然，我们的压力感，是觉得，这可不是我们二人的事情。从鲁迅、从郑文光到今天，多少人为科幻前赴后续，做出牺牲，这里也包括八十年代初科幻蒙受的残酷打击，以及今年以来风波骤起，科幻再遭劫难。
终于到这一刻了。十三日下午，进入会场，才看到，许多重要的作家、评论家和学者都莅临了，整个上百人的会场坐得满满的。哦，倒并不是要给科幻面子，而是想来看看发言的是新人类，特别是八零后，说些什么吧？但这正是我们想要的。我既感到宽慰，也更加忐忑。幸好，会议开始前，复旦的一位同学找上来，就写《红色海洋》的论文的事情，与我探讨了一些问题，又舒缓了我的紧张。
三时半，我们坐在了主席台上。在我们之前发言的是蔡骏和张悦然。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成功的青年作家。人们不知道科幻，但知道他们。蔡骏讲了他写作的成就，说是幸运地搭上了市场的车。他说，他的作品已被改编成三部电影，一部电视连续剧，下个月就要公映，他不喜欢别人给他贴上悬疑小说的标签，称今后也可能会写写别的。他还对郭敬明的“小时代”提出了质疑。张悦然是一位得到莫言肯定的八零后作家。她的发言，也是希望不要给八零后标签。她多次轻松地把坐在下面听讲余华苏童变作她发言的内容。比如她说余华苏童可能都会喜欢某个西方小说，但这样的交集不会在韩寒郭敬明身上找到，韩郭共同读过的书不会超过五本。余华苏童亲密坐在一起，但韩郭不可能坐在一起。她还半开玩笑地说苏童的写作方式要对文学退化负责任。蔡骏我早认识，是科幻的好盟友。张悦然我也很崇拜。但这时，我嫉妒地想，要是大刘坐在这里就好了。只有大刘，才有个人实力与这二位抗衡。蔡张的发言让我更加感到压力，不过，慢慢地也激励起了我的斗志。我又想到，我和飞氘加在一起有二十分钟的发言时间，比他们多出整整一倍！
于是，轮到我了。我说，大家谈青春情怀、中年危机，我们却感觉不到，在中国，科幻被定义为儿童文学。但这挡不住科幻生长。新世纪十年，热爱它的中国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称自己为“科幻迷”。科幻迷的劲头，有些像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科学加文艺，几乎正在成为一种生活时尚。他们自己办网站，办沙龙，拍电影，搞翻译，画漫画，建组织，办读书会，办协会，办杂志，还给自己喜爱的作者和作品评奖。这在主流文学那里几乎是看不到的。当代中国科幻的特点，一个是想象力。在一个缺乏想象力的国度，科幻解放了想象力（这时我介绍了潘海天的《春天的猪的故事》）。二是传奇性。科幻继承和发展了文学的传奇性。三是它很直接而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命题和困惑。科幻不是不着边际的幻想，也不是简单的科普，在新世纪，科幻更多地关照了人们在科技时代感受到的荒谬和失落。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到今天呈现出比科幻更加科幻的特点。我们感受到人性在世界、未来、科技、资本、权力的五重架构下异化，而五四以来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并未完全成为现实。科幻作者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要把对荒谬生活的恐惧表现出来（这时我介绍了刘慈欣、王晋康、陈楸帆、飞氘、赵海虹等人的作品）。我发言完，刚好十分钟。我一边讲，一边观察下面的反应。我注意到，听众们听得十分认真。他们时而大笑，时而严肃，时而不住点头，时而流露出惊奇的表情，时而含蓄地表示会意，时而神色愕然而出乎意料……发言结束，全场报以热烈掌声。我才松了一口气。然后是飞氘。他的发言堪称妙语连珠，用大刘和我的四个科幻故事来贯穿全篇，又用鲁迅的经典语言来做点评，佐证了科幻文学对于中国现实和未来的意义。他还提到，科幻愿意做主流文学和纯文学的同盟军（不得不佩服飞氘的统战技巧）。飞氘流畅、幽默而深刻的发言，引发了更多的掌声、笑声和赞叹声。可以说，我和飞氘互相配合，团结战斗，用科幻把会议推向了一个小高潮。但这后面，却凝聚着几代科幻作者和编辑以及无数科幻迷长年累月的巨大付出。我和飞氘有责任把大家坚韧的默默努力表达出来。
主持人陈建华说：“科幻作家的发言太精彩了！”
我们走下主席台时，不少人向我们投来敬意的目光。苏童余华正好坐在了我们上台发言时空出来的座位上（我们的包还放在那儿呢），他们不约而同转过头来，对我们露出了真诚、热情而歉意的笑容，说：“我们把你们的座位占啦！”
也许是受到了传染，随后的几位七零后八零后作家的发言，竟都毫无例外地提到了科幻，就好像在大会结束之际，大家终于找到了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时髦”话题。徐则臣不用说了，他本来就认为科幻可能是文学的一个新生长点；任晓雯十分钟的发言中，四次提到科幻，这位美女说：“听了科幻小说家的介绍，有兴趣，今后也会去看（科幻）。”连打工诗人郑小琼嘴里也冒出了四川味的“科幻”！
现场马上就出现了效果。一些出版社、电视台、报刊的人与我们交换名片。有的直接提出了约稿的要求，比如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上海文学》杂志。
另外，经科学松鼠会介绍，《独唱团》也向我们发来了约稿函。《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则把飞氘的毕业论文要走了。
我因为要赶火车回京，提前离开了会场。宋明炜一直把我送到门口。他说今后希望多参加大陆的科幻活动。他还要用英语写一部介绍中国科幻的书，并准备联系中外学术界，争取在二零一二年在北京举办高层次的科幻文学研讨会。
在返京的火车上，我接到飞氘短信：“晚餐时他们都说对科幻发生了兴趣！”
我发短信问吴岩：“以前是否有过在这样的大型会议上较正式地向主流作家和评论家介绍中国科幻？”他回信：“从来没有过。在作代会上，大会发言也不会让科幻作家讲。”
至此，我方有了一种不辱使命感。
遗憾的是，时间紧张，没能去九州潘海天以及丁丁虫、江波等那里看看。
参加这次会议，我强烈地感受到，新世纪文学正在发生转向，寻找新的生长点。中国科幻在此中是否会有更大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呢？它不能、不应、也不会固守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和封闭小圈子中吧？现在，有更多的人在关注我们、期待我们，我们的视野也不可太狭窄，在一棵树上吊死，或者由于一个人而困死。科幻应该与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发生更广泛和密集的交互式影响，同时也是为它自身发掘出更大的价值，无论是精神维度、创作平台还是市场份额。关键是要有好作品。至少，因为科幻，我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并增添了一分责任感。但我又担忧，当前的中国科幻是否拿得出足够的有分量的作品呢？如果我们写的，与那些青春小说没有区别；如果我们的作品，人家一看不过就是《故事会》或者《读者》、《知音》的翻版，最多是对郭敬明的模仿；如果我们尊敬的《科幻世界》的封面，最终变成一群中小学生的集体照片；……那么，在这次会议上聆听我和飞氘发言的人们，该是多么失望，还以为我们骗了他们呢。当然了，从另一个方面讲，科幻倒也不会因为缺乏或饱受外界的关注而怎样。它一直是自个儿躲在一边生存和发展的。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能丧失科幻独立自主、自娱自乐的精神，丧失它独特的审美和独异的价值。我们的目标说到底，并不是要争取主流文学的承认。
我只是说，从现实角度看，中国的科幻作者们，现在只要拿出一小半的创意，拿出小一半的想象力，都能让我们这个社会，让我们的文学，大吃一惊了。但我们缺乏好的包装——就像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一样，还显得低级和廉价。提升科幻的文学性是当务之急。正像这次会议上，许多人达成的共识：没有类型小说的界限，没有贴不贴标签一说，没有通俗严肃之分，没有网络与纸质的区别，只有好与不好。
时不待人。
努力吧！拜托大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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