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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周鲁:公羊学,抑或“卖饼家”

转载 2020-06-26 11: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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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学,抑或“卖饼家”

——兼评蒋庆《公羊学引论》及其“政治儒学”

周鲁

当汉魏之际,即有讥《公羊》为“卖饼家”者,如陈寿《三国志》卷二十三《裴潜传》之裴松之注引《魏略》云:

“司隶钟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谓《左氏》为“太官”,而谓《公羊》为“卖饼家”。”

清世嘉道以降,今文公羊之学重兴,故有以“卖饼家”而自况者,如龚自珍《定盦集外未刻诗》所载《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之六云:

“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就刘申受问《公羊》家言。)”

又如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云:

“辛丑,读庄方耕,孔撝约,刘申受诸先生言《春秋》之书,深信《公羊》最得经意,《左传》必有伪窜,愿为“卖饼家”,不作“太官厨”。”

又有以“卖饼家”而讥公羊学者,如陈寅恪《寒柳堂集》所载《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云:

“范肯堂撰先祖墓志铭,谓先祖喜康有为之才,而不喜其学也。康南海挽先祖诗云:“公笑吾经学,公羊同卖饼”者,可证也。”

又有言公羊学之流弊者,如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七十《劝学篇》内篇之《宗经第五》云:

“群经简古,其中每多奥旨异说,或以篇简摩灭,或出后师误解。汉兴之初,曲学阿世,以冀立学,哀平之际,造谶益纬,以媚巨奸,于是非常可怪之论益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称王之类,此非七十子之说,乃秦汉经生之说也,而说《公羊春秋》者为尤甚。乾嘉诸儒嗜古好难,力为阐扬,其风日肆,演其余波,实有不宜于今之世道者,如禁方奇药,往往有大毒可以杀人。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

又如《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九十七诗集四《学术》之自注云:

“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

又如《翼教丛编》卷一所载朱一新《答康有为第三书》云:

“窃恐诋讦古文之不已,进而疑经;疑经之不已,进而疑圣,至于疑圣,其效可睹也。”

又如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一云:

“道咸以来说经专重微言,而大义置之不讲。其所谓微言者,又多强六经以就我,流弊无穷。”

又如《翼教丛编》卷六所载叶德辉《与石醉六书》云:

“今之公羊学又非汉之公羊学也。汉之公羊学尊汉,今之公羊学尊夷。改制之圣人,余知其必不出此。梁卓如来湘,苟务申其师说,则将祸我湘人。……大抵公羊之学便于空疏。近世所谓微言大义之说者,亦正蹈斯病。生已盗名,而欲使天下后世共趋于欺罔,一人唱,百人和。聪颖之士既喜其说之新奇,尤喜其学之简易,以至举国若狂,不可收拾。蚁孔溃河,溜穴倾山,能毋惧欤!……公羊之学,以之治经,尚多流弊,以之比附时事,更启人悖逆之萌。其书空言改制,有害于道。”

又如刘师培《左盦外集》卷五《论孔子无改制之事》云:

“若如近儒之说,则是六经之中仅取春秋,而春秋三传仅取公羊,凡六经之大义,均视为公羊之节目。昔公孙禄谓刘歆颠倒五经,今即近儒之学观之,真可谓颠倒五经者矣。”

又如黄焯所记黄侃《黄先生语录》云:

“常州派今文家皆擅文采而傅以经义,流毒迄于今兹。”

又如陈寅恪《寒柳堂集》所载《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云:

“曩以家世因缘,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绪论。其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披,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连系。此稍习国闻之士所能知者也。西北史地以较为朴学之故,似不及今文经学流被之深广。”

又如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三十三册《中国史学名著》之《〈文史通义〉》云:

“民初以来之学术界,则大抵沿袭晚清,以今文学家末流气焰,而借乾嘉时代之考据训诂为掩护。其距离儒学大统更远,而猖狂妄言则较康氏更甚。”

今文公羊之学,在吾国政治与学术之中,实有崇高之地位,汉世董、何二子之功绩,亦不容抹杀。若离公羊而论吾国政治与学术之传统,犹隔靴而搔痒矣。然公羊学之末流迁变,当汉之世,已然有弊,近世以来,更为吾国政治与学术之大害,若以“卖饼家”讥之,诚不为过也。

当晚清德宗一朝变法之际,公羊蔚为显学,延至民初,其学渐衰,百余年后,驯至百姓日用而不知,习焉而不察,虽学者亦有不知公羊为何物者也。寅公言“稍习国闻之士所能知者”,今能知之者恐不及当日之多。然公羊之末流迁变,则冠以“新文化”之名义,其疑古之史学,浪漫之文学,革命之哲学,大同之幻想,激进之政治,实有怒涛震海之势,至乎今日,余波未息。有此末流迁变,学者多习于“卖饼”,渐不知真学为何物,学风士习如此,世运更无论焉。上引无锡钱氏所云之“以今文学家末流气焰”,而“猖狂妄言则较康氏更甚”者,即指倡导所谓“新文化”之绩溪胡氏等人,余杭章氏亦以为胡氏论学之流弊,“恐更甚于长素矣”(《史地学报》第一卷第四期所载《章太炎先生致柳教授书》)。然彼辈在当日,尚知“借乾嘉时代之考据训诂为掩护”。至于今世之“空言改制”者,其“束书不观”与“猖狂妄言”,视民初之世,又更甚矣。

今世公羊之学复起,为学界之一大事,贵阳蒋君,与有功焉,其扶微继绝、护翼儒学之心愿,尤值钦佩。然其论学之弊、考史之疏,则极易贻误后进,不可不与之辨析(又见拙作《蒋庆著〈公羊学引论〉订误》一文)。

蒋君论公羊之学,其最大之弊,在以二元对立之思维,曲解吾国之古儒旧籍,其所谓二元对立者,约有以下诸端:其一,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对立;其二,《公羊》与《左氏》之对立;其三,“政治儒学”与“政治化儒学”之对立;其四,“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之对立;其五,公羊家与宋儒之对立。有此五种之对立,实强古人以就我也。古人固不乏门户之见,然若论今学、古学之争,则自何、郑之争熄,今、古之争则渐平,而郑、王之争起焉,其时乃在汉魏之际。清世今学之再起,则另当别论;若论《公羊》、《左氏》之争,在汉世则关乎学官之立废,亦关乎学术之宗主,然后世学官之立,非如汉世之相争,学者之治《春秋》,亦渐不主于一家。南阳范氏云:“《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则深于其道者也。故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范甯《春秋谷梁传序》)。慈溪黄氏云:“杜预注《左氏》,独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独主《公羊》;惟范甯不私于《穀梁》,而公言三家之失”(黄震《黄氏日抄》)。昆山顾氏云:“在汉之时,三家之学各自为师,而范甯注《穀梁》,独不株守一家之说,至唐啖、赵出而会通三《传》,独究遗经”(顾炎武《亭林文集》)。而蒋君以范氏说《公羊》之言而论古学之失,实因未读范《序》之全文。至于蒋君所言之另三种对立,亦类于此,非如枘凿冰炭之不相合也。故今世欲重振儒学者,当求乎真学,不必强持门户,如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易〉书》云:

“排斥众说以申一家之论,而通经之路狭矣。”

又如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内篇五《浙东学术》云:

“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

又如《翼教丛编》卷一所载朱一新《朱侍御答康有为第三书》云:

“儒者治经,但当问义理之孰优,何暇问今古文之殊别?”

又如《湘报》所载《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二次讲义》云:

“学之宗旨宜开广恢廓,不宜拘执狭隘。孔子之道,大而能博;圣人之学,无所不包。自圣人不作,道术遂为天下裂,……有西汉今文之学,有东汉古文之学;……要之无论何项学问,皆贵自有心得,不必徒争门户,是己非人。”

又如《国粹学报》所载邓实《国学今论》一文云:

“夫学之真,一而已矣,何为汉、何为宋、何为今文、何为古文哉?”

又云:

“西汉经师,承七十子微言大义,类能通经以致用,如《禹贡》行水、《春秋》折狱、《三百五篇》当谏书,此今文学之真也。东汉经师,发明古训,实事求是,不立门户,而人尚名节,成为学风,此古文学之真也。是故学之真,一而已。真者何?皆在孔子之术、六艺之科而已,无汉宋、无今古也。学之分汉宋、分今古,其惟学术之衰乎?嗟乎,此君子所以叹学术之盛衰与世运为升降也。”

蒋君之书,何以有此大弊?恐在专求所谓微言,忽视考据,遂过信清季民初今文家之说,以至峻词丑诋,以攻古学,实不知南海康氏“托古改制”与“刘歆伪造”之言,多“有所为而发”,“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也,凿空武断与牵强附会,在所难免,余子亦然。当前清光绪一朝,即有义乌朱氏、长沙叶氏等人辞而辟之,至民国时代,又有余杭章氏、无锡钱氏等人力陈其非,今人若重拾清季民初今文家之旧说,如刘歆伪造经史一类,则无锡钱氏所著《刘向歆父子年谱》等书,不可闻所未闻,亦不可置若罔闻也。

清季今文公羊之学,其是非功过,殊难定论,然始作俑者之一,稍后即有悔意,新会梁氏著《清代学术概论》,尝论其师之学,亦论一己之学,其书之第二章云:

“康有为乃综集诸家说,严划今古文分野,谓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所伪造。正统派所最尊崇之许、郑,皆在所排击。则所谓复古者,由东汉以复于西汉。有为又宗公羊,立“孔子改制”说,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诸子,亦罔不“托古改制”。实极大胆之论,……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

其书之第二十五章云:

“对于“今文学派”为猛烈的宣传运动者,则新会梁启超也。……其后启超等之运动,益带政治的色彩。”

其书之第二十六章云:

“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

又云:

“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

其书之“结语”云:

“现代学问上笼统影响凌乱肤浅等等恶现象,实我辈所造成。此等现象,非彻底改造,则学问永无独立之望,且生心害政,其流且及于学问社会以外。吾辈欲为将来之学术界造福耶?抑造罪耶?”

其书之第二十三章论其师南海康氏云:

“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读《新学伪经考》而可见也。”

又云:

“有为之治《公羊》也,不龂龂于其书法义例之小节,专求其微言大义,即何休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者。”

其书之第二十五章又论康氏云:

“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

南海康氏考经之牵强,当清之末季,即有学者告知其弟子,如《翼教丛编》卷一所载洪良品《答梁启超论学书》云:

“何以贵师必专据此书,但于其中有合己意者,则曰铁案不可动摇;有不合意者,则以为刘歆所窜入。”

至民国时代,又有江南学者言康氏经说之非,如《吕思勉论学丛稿》所载《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一文云:

“康长素其实算不得经学家,他不过以意立说,而以经说为之佐证,如陆子静所谓“六经皆我注脚”而已。他有名的著作,是《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这两部书,影响于学术界颇大,然站在经学的立场上说,则其书实在是无足取的。”

又如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之《自序》所云:

“主今文经学者,率谓《六经》传自孔氏,历秦火而不残,西汉十四博士皆有师传,道一风同,得圣人之旨。此三者,皆无以自坚其说。然治经学者犹必信今文,疑古文,则以古文争立自刘歆,推行自王莽,莽、歆为人贱厌,谓歆伪诸经以媚莽助篡,人易信取,不复察也。南海康氏《新学伪经考》持其说最备,余详按之皆虚。要而述之,其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

侯官严氏之论康、梁,虽言辞稍峻,亦为一家之言,如《严复集》第三册之《与熊纯如书》第三十封云:

“吾国自甲午、戊戌以来,变故为不少矣。而海内所奉为导师,以为趋向标准者,首屈康、梁师弟。顾众人视之,则以为福首,而自仆视之,则以为祸魁。”

丹徒柳氏之论绩溪胡氏,又与黄冈洪氏之论南海康氏略同,如《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所载《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一文云:

“胡氏论学之大病,在诬古而武断,……盖合于胡氏之理想者,言之津津,不合于其理想者,不痛诋之,则讳言之,此其著书立说之方法也。”

武进吕氏之论绩溪胡氏,则指其不知考据之门径,如《中国史籍读法》第六“读旧史入手的方法”云:

“凡治史,固不必都讲考据,然考据之门径,是不能不知道的,于注释亦应留意,否则所据的全系靠不住的材料,甚至连字句都解释错了,往往闹成笑柄。如胡适之,……不读《禹贡疏》,甚而至于不读《孟子》,本皆无足为奇,然欲以史学家自居而高谈疑古则缪矣。”

上引诸氏之论,今世之初涉公羊之学者,当大略知之,不然极易重蹈清季民初今文家之覆辙。长沙叶氏力辟康、梁之时,尝以为“公羊之学便于空疏”,余杭章氏亦以为南海康氏之治公羊,其流弊“非至掩史实逞妄说不止”(《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载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功夫及志向》),而民初学者如绩溪胡氏等人,不但“窃康长素之唾余”(《章太炎先生致柳教授书》),又以“疑古之说代之”,此恐“将维系民族之国史全部推翻”,故其妄说,“弊更甚于公羊”(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功夫及志向》),此不可谓不明察。今观蒋君之书,其考史之疏,反有甚于南海康氏者,而与绩溪胡氏相类,如康氏言古学“绵载二百,帝者虽袒,学官不宣”(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汉儒愤攻伪经考第七》),又言“今学与汉为终始”(《新学伪经考》之《伪经传于通学成于郑玄考第八》,此考史之所见。而蒋君言“自东汉以后,古文学立于学官,政治化儒学一统天下”,又言汉代之儒学在郑玄杂糅今古后,又衍为古学之一统天下(蒋庆《公羊学引论》之第一章第二节),若以此而论汉世今学、古学之对立,则不知将置范蔚宗所著之《后汉书》于何地!故今世之人,若再言公羊春秋之学,当取董、何之精义、弃康、梁之疏误,方为正途矣。

南海康氏尝衍公羊之大义,著《大同书》一书,初欲藏之名山,秘不示人,谓“今方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之第二十四章)。然康氏之晚辈,则不知深浅,欲广而宣之。齐州之乱,今犹未已,前事未远,足以为鉴。陷天下于洪水猛兽者,躁进之徒耳!由是观之,南海康氏之论公羊,未必全然不知儒者慎言之理,后世浅学之士,则不及远甚。

南皮张氏尝云:“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七十《劝学篇序》)。观公羊之学,何以变而为“卖饼”,即可知学术之盛衰,实与世运为升降也。

清季之变法维新,非仅南海康氏自公羊春秋而言托古改制之一途,故义乌朱氏著《无邪堂答问》一书以驳南海康氏,义宁陈氏一家皆深以为然,如陈寅恪《寒柳堂集》所载《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云:

“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又如《陈寅恪集》之《诗集》所载《答龙榆生》二首之二云:

“空耗官家五斗粮,何来旧学可商量。

谢山堇浦吾滋愧,更愧蓉生辟老康。”

谢山者,全祖望之号也。堇浦者,杭世骏之字也。蓉生者,朱一新之字也。老康者,康有为也。寅公晚年之感叹,实意味深长。以愚之见,盖以为蓉生当年,能力辟老康,而寅公于绩溪胡氏等人,仅点到为止。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吾国之维新,必不可免,今文公羊之学,亦不可偏废,然若变法之学仅主于今文公羊之一途,其害必大矣,况公羊之末流迁变乎?此稍观乎旧史,即昭然若揭者也。当清之末季,义乌朱氏、长沙叶氏、南皮张氏与义宁陈氏等人,于此即有预见,然百余年之后,蒋君论吾国之所谓“政治儒学”,似未能觉察,未知公羊为何物,而漫言吾国政治文化之传统者,更不知凡几,此真可为长叹息者也。

西历二〇一五年七月至十月作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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