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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文:我们怎么会有独立电影?

(2010-12-13 17: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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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我们怎么会有独立电影?

 

-- 回答surfaces杂志亓昕的几个问题

 

一、为什么会有独立电影?

独立电影在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几个因素。

一个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伴生的人的生活、工作自由度的增加,这个增加在80年代末开始允许独立电影的制作成为可能,并在90年代末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形成影视人才严重过剩从而新近进入电影创作的人群大量选择独立电影。

这两个过程与社会资金、个人创作成本的变化是同步的,就是前一个变化大致在85-89年之间开始并迅速普遍化,并终于在90年之前催生了独立电影;而后者大概在90年代末来临,花费自己的金钱从事自己喜欢的创作对部分人来说是正当的、并且可以实现的,从而他们甚至开始不再需要社会资金。

第二个理由是媒体的严重缺位。电影的综合性质中有一条是媒介性质,因为它传播、并在传播中影响人群。所以它与电视、网络并列于媒体之中。电影的另外两个重要性质一个是娱乐,一个是艺术,这两个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另一个区分的可能性,是电影既是产业也是宣传。宣传的属性实际上与它的媒体性质是一个意思。

没有人能办独立电视台,印刷媒体在过去的十年中基本也已经把小众媒体消灭掉了,只剩下大众媒体。对此心有不满的人,创办的是个人媒体,以评说和发布为特点,主要以网络为平台。需要实现重要创作、尤其是主流媒体平台无法发布的重要创作的那个人群,多数采取经过剪辑的视频作品作为媒介,实际上在向非常小众的人群(我称之为绝对少数派)传播在大众媒体中缺位的内容。不同专业、不同经历、不同年龄的人向独立电影会聚,既说明影像被他们认为是强有力的表达工具,也深刻说明这个少数派对主流媒体的否认或怀疑。独立电影的传播在国内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部分公众分享着这个否认或怀疑。

第三个理由是技术便捷,包括数码影像制作、放映的硬件和软件,影像传播条件的改善、高等教育对影像制作的普及等。这条普通人感受最深。

 

二、什么是独立电影的独立?

独立电影发展到现在一直是自由生长的状态,比如它比我们更明确意识到的其它“文化”更野生、更普及、更不倾向超大城市垄断。很多中等城市有民间的影像创作和传播方式,不依赖行政命令或政策倾斜。它给予部分青年人一个希望,一个表达的管道。

独立本身,在我看来,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就是我不是你,我归根到底不可能与你是一样的,所以我没有办法不独立与你。这个也可以称为“差异”。当这种差异被明确的感知到、并且感知到它的这个个人一定要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就是独立思考、独立精神、独立行动。

所以独立并非针对某个体系或机构,只是体系和机构在社会中的霸主地位越明显,它越容易成为独立思考或独立行动的客体。在一个想像出来的公立和商业机构确实能够实现“有限责任”的乌托邦中,个人仍然会独立地面对别的个体,仍然会思考精神意义上与他者的差异,并投入行动,彰显这个差异。

否认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机构之间的差异有必要彰显,是天真地认为个人的独立肯定对体系或机构具有破坏性力量,同样,认为个人独立身份能够使个人超越他的社会属性也是非常天真幼稚的,乃至认为体系或机构能够彻底消灭个体的独立性也是非常幼稚的。

我们之所以还能够在这里谈论这些,就是它从来没被彻底消灭过。独立电影的存在,也是这种独立性最低程度的社会需求的一个明证。

 

三、独立与儒教等主流文化冲突还是和谐?

独立首先是身份思考。从而非常明显地是画地为牢。它对每个个体都是非常好的保护,降低社会中其他个人对这个具体的个体的伤害的可能性,从而社会更有可能进入一个超级稳定的状态,避免互相撕咬/舔噬(对应于精神分析所言之破坏本能和爱的本能)不断相互交替的“丛林”状态,或者福山所说的“洞穴”状态。其实是增大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承认交流的无限性恰恰建立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理解的有限性上,也是对现代性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解释,从而与儒教文化全面拥抱人伦、以家庭为核心、在家庭内部任何人几乎不可以拥有隐私,形成某种冲突。

其实我国作为一个全面儒教的国度,在过去20年逐渐踏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公权或与商业性机构的关系,恰恰在个人独立性的必须与家庭/族群的开放和紧缩之间,欢快或痛苦地寻找着中庸之道。儒教意义的对族群的重建(包括资本主义的道德观),只能建立在承认并实践个人独立性的基础上。

这个独立性可以是不言自明的,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说的不可做,做的不可说”,言行两张皮。但它也可以是被彰显的。

 

四、独立之被彰显或被传播在发展吗?

独立电影就是这种彰显的一个典型例子。它的发展大概有三个阶段。

这个彰显在它的第一阶段被体系/机构和族群中的部分人认为是碍事的、破坏规则的,从而需要被限定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并不断被训诫,甚至每过一段时间严打遣散一次。这个阶段对于独立电影正在过去。

第二个阶段现在正在开始,即它不再被认为是需要时刻规训的(具体在独立电影与管制的关系中体现为某人被禁拍,但多数人认为那个禁拍是面子问题、没有实际效力),体系/机构把它放在外面而不再关在一个村子或工厂里面,但那个“外面”必须在地理上或传播现实中离人群非常遥远,有点像流亡的状态,这个做法的心理基础是无限夸大了独立的可沟通性(其实电影而已,能有多大影响?)、又拒绝无限交流(即保持接触、不断了解新发生了什么的态度)。所以这第二个阶段被我描绘为“平行状态”,非常像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平行。

第三个阶段在未来肯定会来临,就是在无组织群体运动过分膨胀的情况下(官方语言中称之为“不管就乱”),体系/机构将个体独立性纳入体系、“为我所用”,以为它可以切实对抗混沌的群体性。独立确实本质上是反对群体的,但能否真地在未来起到与危险群体抗衡的力量,现在尚不明朗。在电影界的内部,这种倾向具体表现为每过一个阶段,电影产业的主流都必然转向非常有个性的导演个人,把他扶持为下一代商业主流的代言人,借以打压过时或过度的表达,比如三俗。两者的结合是一个造星运动,或者艺术家的偶像化。这个过程过去一直在进行,我把它看作是将来时,是因为即将到来的将是独立电影群体进入某种造星轨道,被未来吹捧为现在这个时代的英雄。

这最后一个转换,我们已经经历过的,或许可以表述为张艺谋那一代尝试恢复民间乡村文化,居然被曾经向往“四个现代化”的主流文化认为是封建落后,到奥运会才彻底被扶正;贾樟柯这一代或许代表着“民工”文化,但粗糙、情欲、朴素、热情、抵抗的民工文化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文化主流,好像还只是个我们对公正而甜蜜的未来的期待,目前我们必须满足于时代的光滑、空洞、扭曲,这种主流文化的代表是超大城市的新建筑群如鸟巢、央视、国家大剧院、世博红馆。

 

五、独立电影给我们带来什么?

中国电影中从来都有集体政治觉悟,但个人政治觉悟是在独立电影诞生后逐渐产生的,是在独立电影人与社会的互动中发展的。回想起以前的岁月,如果只有国营饭馆就是只有国家给电影投资的状态,但如果全天下的饭馆用的是同一张菜单,就是不允许个人思想的状态。

独立电影把我们带到社会的任何角落,包括死角、垄断企业不愿意我们谈论的角落。

独立电影还带来着新的语言方式。在美学上的新鲜点,最重要、最突出的有两个(也都很不好懂,须另文详述):一个是对时间的抵抗,就是对时间的意义均等和意义紧凑的抵抗,体现为某种粗糙、不光滑、带有纹理、超越意义的时间(有意义的时间还是很容易让人想到“文以载道”);二是自由创作状态下社会结构对个人心理结构的明显影响以及个人心理结构直接反映到影片结构中,就是影片结构非常具体地与社会结构一致,但经过了个人的某种“转译”,这与传统的结构对应于叙事有很大差别。

 

张献民

201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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