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有不少当代中国的小说被翻译成了日文，而且出版的时候多多少少都在报纸上做些广告，抢日本读者的眼球。比如昨天的报纸上有一幅小广告，是春树的《北京娃娃》，日文的翻译用了英文的doll，谐了它的音，看上去挺怪的样子。

 

  另外，还有阎连科《为人民服务》和夏伊《云上的少女》，这些作品我不熟悉，有的也没听说过，但只要是当代中国的文学能有所动作，心里总觉得高兴。

 

  事情也赶巧，这些天跟余华一起闲走日本，同时又接到《中华读书报》舒晋瑜的邮件说她正在排一版关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专题，问我可否介绍一些汉学家。我跟她一边联系，一边听余华在旁边说他昨晚在京都的同一家酒店，而且还是同一层的同一台电梯里面，突然遇见了陈染，俩人大吃一惊，互问来干什么？

 

  结果，余华和陈染的回答竟然完全一样，他们说；“没别的，出来玩玩儿。”

 

  中国文学进入日本读者市场其实也就是这些年的事儿，路途并非坦荡。我虽然是一个旁观者，但毕竟还是文字出版这个圈子里的人，所以对于内情还是略知三分的。近些年中国文学受到日本重视的原因大约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

 

  1 中国经济的发展几乎是最热门的话题，社会对文学的关注也水涨船高。

 

  2 改革开放时期担任教授的日本汉学家已经逐渐进入了退休年龄，而他们的学生开始崛起，有的进入了出版社，有的留校当了讲师或者副教授，这批人对中国文学的选择拥有特别的热情，兴趣广泛。

 

  3 至今为止，仅从销售的角度上说，中国文学的日文版尚未放出黑马，各路出版社基本上还是处于投石问路的状态。

 

  下图是余华前天在京都跟各路汉学家交谈的情景，翻译是我做的，但有时会发现，日本汉学家对当代中国的词语变幻感到蛮吃劲的。尤其是老汉学家，他们喜欢拿春秋战国说事儿，而不太愿意说当代的中国。